“確有此事，就在前兩天，大公子剛剛駕臨上海。”桂中將回答說。
“到底有什麽事情，需要總統把大公子都派來上海親自坐鎮？”劉建業問道。
“我實話跟你說吧，這次大公子到上海，是要來整頓金融，改革經濟。上海是全國的經濟、金融中心,總統派大公子來親自坐鎮，也是向外界傳達一個信息，總統對此次經濟改革是抱著‘隻準成功,不準失敗’的決心。”桂中將說道。
“總統早就應該痛下決心了，希望此次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劉建業說。
“總統此次決心很大，又有大公子親自坐鎮督導，應該不會有大的問題。”桂中將的情緒似乎很樂觀。
“事情恐怕不會一帆風順，但願不會節外生枝吧。”劉建業說道。
“對了，仲良老弟，這次你們部隊從日本回來，肯定帶了不少私貨吧？”桂中將小聲地問道。
“怎麽，率真兄的海軍還兼職幹上海關緝私的業務了？”
“怎麽可能。我是想和你攜手做做買賣。”
“怎麽，連你們海軍都困難到必須做買賣維持生計了？”
“那倒還不至於，隻是你也知道，現在物價飛漲，軍餉還是就那麽一點，要是我們都隻吃那份軍餉，不找一點別的發財路子，我怎麽穩定下麵的那些弟兄們？”
“既然率真兄這麽講，那我就不掩飾了。這次兄弟和手下弟兄從日本回來，卻是帶了不少東西，尤其是有不少的美國貨，正需要找路子脫手套現。”
“既然這樣，那我就不客氣了，你的貨有多少我要多少，價錢好說。”
“率真兄，我可事先說明，法幣我是不要的，要買我的貨，可要掏黃金或者美鈔才行。”
“這個沒有問題。實際上，現在我們跟上海灘的那些大老闆做買賣，都是用黃金，銀元或者美鈔結算。”
“那就好，兄弟和手下弟兄在日本那邊還有不少的工廠，主要出產棉紗，生絲，數量可不少啊，我就怕率真兄你沒有那麽大的胃口。”
“仲良老弟，你這點就盡管放心，沒有金剛鑽，我不是不會攬這個瓷器活。就算我吃不下，還有大老闆吃得下。”
“是嗎？看來，率真兄是背景很大。”
“說起來，這個大老闆和你也算有一點淵源。”
“那會是誰？小弟多年不在國內，孤陋寡聞。”
“我就知道你想不起來，實話對你說吧，就是孔二小姐。”
“是她？她現在不在南京嗎？”
“大公子前腳剛到上海，她就跟著來了。”
“看來，大公子這趟差事不太好辦啊。”
1948年,國民政府的財政經濟狀況如同軍事一樣,也已處於崩潰的境地。這是由於多年內戰,軍費開支空前龐大,南京政府便濫發紙幣,以彌補巨額財政赤字,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致使物價如脫韁之馬,持續猛漲；再加上四大家族與貪官汙吏、奸商互相勾結,營私舞弊,囤積居奇,強取豪奪,使國統區出現了百業凋敝、經濟破產,民生艱困的景象。
其中通貨膨脹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最為嚴重。至1948年夏,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等於抗戰前夕發行額的47萬倍,而物價則較抗戰前上漲了600餘萬倍。6月份,上海的米價竟上漲到每石1800萬元,而當時一般公教人員工資低微,小學教師每日收入僅夠買四五副大餅油條,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難以言狀。許多人真是到了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醫的地步,生活痛苦到了極點。國統區到處出現了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的浪潮。為了防止國統區經濟出現總崩潰,1948年夏,國民政府經過一番醞釀,決定實行包括發行金圓券、限製物價和收兌人民所持金銀、外幣等內容在內的所謂“經濟改革”,企圖依靠行政力量對國統區經濟實行管製,以此來擺脫政治、經濟危機,維持統治。7月下旬,蔣總統召集高級幕僚會議,提出了幣製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總統在廬山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會談,就經濟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國政府的認可。8月19日,國民政府頒布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和《金圓券發行辦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實行幣製改革。蔣總統與行政院長翁文灝聯合招待所謂民意代表及南京，上海的金融界人士,要求經濟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經濟改革措施；同時宣布在行政院下設經濟管製委員會,負責實施經濟管製和推行幣製改革。緊接著南京政府宣布俞鴻鈞(當時任中央銀行總裁)和總統大公子為上海經濟管製正、副督導員並即時赴任。上海是當時全國的經濟、金融中心,蔣總統派大公子擔負此重任,這一不同尋常的任命表明:蔣總統在“經濟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賭注,抱有“隻準成功,不準失敗”的決心。
然而,當時的輿論對用行政手段管製經濟,強製推行幣製改革的前景卻憂慮重重,並不樂觀。《中央日報》在社論中表示:“我們切盼政府以堅毅的努力,製止少數人以借國庫發行,以為囤積來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圓券頭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幣製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這個割盲腸的任務,實際上落到了大公子的身上,俞鴻鈞名義上是正職,但隻是掛個名而已。大公子有蔣總統給他的尚方寶劍,聲勢煊赫,來頭不小,但他深知在當前的情況下推行經濟改革困難重重,而此次幣製改革的成敗又關係著國民政府的命運和他個人的前途,勢成騎虎,隻有幹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目前工作是相當吃力的。但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則不可不幹到底了。”蔣大公子不是個輕易退讓的人,他對自己的那一套頗為自信,相信充分運用所謂的“革命手段”,就可以達到目的。他宣稱:“此次經濟管製,是一次社會改革運動,具有革命意義,不僅是經濟的。”“如果用革命手段來貫徹這一政策的話,那麽,我相信一定能達到成功。”
“到底有什麽事情，需要總統把大公子都派來上海親自坐鎮？”劉建業問道。
“我實話跟你說吧，這次大公子到上海，是要來整頓金融，改革經濟。上海是全國的經濟、金融中心,總統派大公子來親自坐鎮，也是向外界傳達一個信息，總統對此次經濟改革是抱著‘隻準成功,不準失敗’的決心。”桂中將說道。
“總統早就應該痛下決心了，希望此次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劉建業說。
“總統此次決心很大，又有大公子親自坐鎮督導，應該不會有大的問題。”桂中將的情緒似乎很樂觀。
“事情恐怕不會一帆風順，但願不會節外生枝吧。”劉建業說道。
“對了，仲良老弟，這次你們部隊從日本回來，肯定帶了不少私貨吧？”桂中將小聲地問道。
“怎麽，率真兄的海軍還兼職幹上海關緝私的業務了？”
“怎麽可能。我是想和你攜手做做買賣。”
“怎麽，連你們海軍都困難到必須做買賣維持生計了？”
“那倒還不至於，隻是你也知道，現在物價飛漲，軍餉還是就那麽一點，要是我們都隻吃那份軍餉，不找一點別的發財路子，我怎麽穩定下麵的那些弟兄們？”
“既然率真兄這麽講，那我就不掩飾了。這次兄弟和手下弟兄從日本回來，卻是帶了不少東西，尤其是有不少的美國貨，正需要找路子脫手套現。”
“既然這樣，那我就不客氣了，你的貨有多少我要多少，價錢好說。”
“率真兄，我可事先說明，法幣我是不要的，要買我的貨，可要掏黃金或者美鈔才行。”
“這個沒有問題。實際上，現在我們跟上海灘的那些大老闆做買賣，都是用黃金，銀元或者美鈔結算。”
“那就好，兄弟和手下弟兄在日本那邊還有不少的工廠，主要出產棉紗，生絲，數量可不少啊，我就怕率真兄你沒有那麽大的胃口。”
“仲良老弟，你這點就盡管放心，沒有金剛鑽，我不是不會攬這個瓷器活。就算我吃不下，還有大老闆吃得下。”
“是嗎？看來，率真兄是背景很大。”
“說起來，這個大老闆和你也算有一點淵源。”
“那會是誰？小弟多年不在國內，孤陋寡聞。”
“我就知道你想不起來，實話對你說吧，就是孔二小姐。”
“是她？她現在不在南京嗎？”
“大公子前腳剛到上海，她就跟著來了。”
“看來，大公子這趟差事不太好辦啊。”
1948年,國民政府的財政經濟狀況如同軍事一樣,也已處於崩潰的境地。這是由於多年內戰,軍費開支空前龐大,南京政府便濫發紙幣,以彌補巨額財政赤字,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致使物價如脫韁之馬,持續猛漲；再加上四大家族與貪官汙吏、奸商互相勾結,營私舞弊,囤積居奇,強取豪奪,使國統區出現了百業凋敝、經濟破產,民生艱困的景象。
其中通貨膨脹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最為嚴重。至1948年夏,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等於抗戰前夕發行額的47萬倍,而物價則較抗戰前上漲了600餘萬倍。6月份,上海的米價竟上漲到每石1800萬元,而當時一般公教人員工資低微,小學教師每日收入僅夠買四五副大餅油條,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難以言狀。許多人真是到了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醫的地步,生活痛苦到了極點。國統區到處出現了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的浪潮。為了防止國統區經濟出現總崩潰,1948年夏,國民政府經過一番醞釀,決定實行包括發行金圓券、限製物價和收兌人民所持金銀、外幣等內容在內的所謂“經濟改革”,企圖依靠行政力量對國統區經濟實行管製,以此來擺脫政治、經濟危機,維持統治。7月下旬,蔣總統召集高級幕僚會議,提出了幣製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總統在廬山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會談,就經濟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國政府的認可。8月19日,國民政府頒布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和《金圓券發行辦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實行幣製改革。蔣總統與行政院長翁文灝聯合招待所謂民意代表及南京，上海的金融界人士,要求經濟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經濟改革措施；同時宣布在行政院下設經濟管製委員會,負責實施經濟管製和推行幣製改革。緊接著南京政府宣布俞鴻鈞(當時任中央銀行總裁)和總統大公子為上海經濟管製正、副督導員並即時赴任。上海是當時全國的經濟、金融中心,蔣總統派大公子擔負此重任,這一不同尋常的任命表明:蔣總統在“經濟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賭注,抱有“隻準成功,不準失敗”的決心。
然而,當時的輿論對用行政手段管製經濟,強製推行幣製改革的前景卻憂慮重重,並不樂觀。《中央日報》在社論中表示:“我們切盼政府以堅毅的努力,製止少數人以借國庫發行,以為囤積來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圓券頭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幣製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這個割盲腸的任務,實際上落到了大公子的身上,俞鴻鈞名義上是正職,但隻是掛個名而已。大公子有蔣總統給他的尚方寶劍,聲勢煊赫,來頭不小,但他深知在當前的情況下推行經濟改革困難重重,而此次幣製改革的成敗又關係著國民政府的命運和他個人的前途,勢成騎虎,隻有幹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目前工作是相當吃力的。但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則不可不幹到底了。”蔣大公子不是個輕易退讓的人,他對自己的那一套頗為自信,相信充分運用所謂的“革命手段”,就可以達到目的。他宣稱:“此次經濟管製,是一次社會改革運動,具有革命意義,不僅是經濟的。”“如果用革命手段來貫徹這一政策的話,那麽,我相信一定能達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