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事情很抱歉，連累範副官了。”梅汝璈說道。
“梅博士，您不必感到抱歉，說實話，如果今天範副官沒有開槍的話，他回去以後我一定會把他送回國內。我的隊伍裏不需要軟蛋。無論是誰，即使是美國人，想要欺負到我們的頭上，我都會毫不猶豫的下令還擊。”劉建業同樣麵色鐵青地說。
“我現在感到像要順利完成審判的任務，恐怕根本不像國內的那些老爺們想像得那麽簡單和容易。”梅汝璈說道。
“國內的那些老爺們總以為隻要把證據提出來就行了，後麵的事情會是很簡單的。他們根本不明白英美法係裏的那些麻煩事情。”劉建業帶著一些憂慮地說。
大陸法係與英美法係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要法係，涵蓋了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國家。大陸法係的代表有德國、法國、中國等；而英美法係則當然以英國和美國為其代表。大陸法係與英美法係之間的不同點的比較，一直都是比較法學家們所熱衷的話題。兩大法係在許多方麵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在大陸法係中，訴訟可以有間隔地劃分為多次的審理。因而，對於一方當事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出人意料的觀點或證據，另一方當事人可以有充足的時間在下一次的法庭審理中提出進一步的證據予以反駁。而在英美法係中則大不相同，由於採取的是一次性的審理，律師為了防止同樣的事情發生，不但要把自己的論點和證據想清楚，還必須了解對方的論點和證據。因為在英美法係國家的審判中，如果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證據，任何一方都不能輕易地要求休庭。這就使得律師必須在開庭之前會見他的證人，以搞清楚他們會在法庭上說些什麽、做些什麽。對於這種行為，德國的律師卻認為是違反職業道德的。由此我們也不難想像為什麽英美法係國家的訴訟經常有出人意料的結果，為什麽那些能在法庭上以一己之力翻雲覆雨的律師總是受人尊敬。
既然在英美法係國家中採用一次性審理的模式，那麽法官的作用如何呢？在審判開始之前，律師們進行了精心的準備，而法官對於爭議的問題和有關的證據卻極不清楚。法官*律師通過口頭陳述提供全部必要的事實和法律。在英美法係國家的法庭上，律師獨立地決定傳喚哪些證人、提問證人。每個證人都是被一方提問之後，再由另一方進行反提問。提問證人也是律師智慧的體現，出色的律師常常能使對方證人的證詞不可信，而無法被法官或陪審團採納，從而失去了證據的效力。
律師提問證人，而法官一般隻注意聽取證人的證詞。法官如果發言，通常都隻是“反對有效”或“反對無效”之類的判斷性語句，以決定當事人的問題是否可以被採納。然而，英美法係國家中的法官是可以提問證人的，但他們為了避免捲入衝突，並且保持中立，而傾向於少開口提問。
英美的法官在審判中處處表現得較為消極，他們在案件的開始階段對案情一無所知，必須在審理過程中了解，因而當事人及其律師就必須發揮主要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在英美法係的國家，比較普遍的觀點是，在法庭審理過程中獲得真實情況的最好辦法是讓當事人辯論出真實的情況，而法官則隻是充當法庭規則的監督者的角色，即“對抗製”的訴訟。而在大陸法係的國家卻正好相反。他們認為，如果能讓法官發揮較大的作用，可能會更有利於發現真實的情況。因而法官有義務提問、告知、鼓勵和勸導當事人、律師和證人，以便從他們那裏獲得全部真實情況，避免當事人的過失導致敗訴。大陸法係國家的民事審判多少還是帶有一些“糾問式”的性質，具有一些官僚特徵。對於訴訟的進行和證據的調查皆以法院為主，法官是以積極審判者的形象主持法庭審理。
在後世的紀錄片裏，劉建業從那些久遠的影像資料裏知道在東京審判的整個過程裏日本的那些戰犯們和他們的辯護律師是如何使用各種手段來推託抵賴所犯下的戰爭罪行的的。尤其是那些辯護律師十分忠於職守，一度讓法庭的審訊變得非常不順利。而且，在整個審判過程裏，沸騰文學中國因為政府的不重視，盡管作為亞洲戰場上受害最嚴重的國家，檢察人員也盡其所能，卻不能夠把所有的與侵華戰爭有關的甲級戰犯都送上法庭，不少的戰犯指控人物都是由其他國家的檢察官承擔的。這明顯是與中國的地位不相符的。
“如果事情僅僅是因為這次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係的話，那麽相信事情還不會是十分麻煩。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的人手十分短缺，而且，向檢察官他們從國內來的時候，國內僅僅給他們開列了一份戰犯名單罷了。其他的有用材料，幾乎什麽都沒有。”梅法官搖著頭說道。
“這一點，我會盡量幫忙的。我們手上掌握了大批的日本文件，隻是數量太多，到現在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沒有翻譯和整理出來。估計這些文件資料如果要完全整理出來，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所以，此前，我也隻能讓手下揀一些重點和熱點問題，先整理出來一些，公開出去，也好堵住日本人的後路。”劉建業說道。
“可惜我們的政府對這件事情太不重視了。現在，我們在這裏也隻能把希望寄托在我們的軍隊身上了。”
“梅博士，您不必感到抱歉，說實話，如果今天範副官沒有開槍的話，他回去以後我一定會把他送回國內。我的隊伍裏不需要軟蛋。無論是誰，即使是美國人，想要欺負到我們的頭上，我都會毫不猶豫的下令還擊。”劉建業同樣麵色鐵青地說。
“我現在感到像要順利完成審判的任務，恐怕根本不像國內的那些老爺們想像得那麽簡單和容易。”梅汝璈說道。
“國內的那些老爺們總以為隻要把證據提出來就行了，後麵的事情會是很簡單的。他們根本不明白英美法係裏的那些麻煩事情。”劉建業帶著一些憂慮地說。
大陸法係與英美法係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要法係，涵蓋了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國家。大陸法係的代表有德國、法國、中國等；而英美法係則當然以英國和美國為其代表。大陸法係與英美法係之間的不同點的比較，一直都是比較法學家們所熱衷的話題。兩大法係在許多方麵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在大陸法係中，訴訟可以有間隔地劃分為多次的審理。因而，對於一方當事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出人意料的觀點或證據，另一方當事人可以有充足的時間在下一次的法庭審理中提出進一步的證據予以反駁。而在英美法係中則大不相同，由於採取的是一次性的審理，律師為了防止同樣的事情發生，不但要把自己的論點和證據想清楚，還必須了解對方的論點和證據。因為在英美法係國家的審判中，如果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證據，任何一方都不能輕易地要求休庭。這就使得律師必須在開庭之前會見他的證人，以搞清楚他們會在法庭上說些什麽、做些什麽。對於這種行為，德國的律師卻認為是違反職業道德的。由此我們也不難想像為什麽英美法係國家的訴訟經常有出人意料的結果，為什麽那些能在法庭上以一己之力翻雲覆雨的律師總是受人尊敬。
既然在英美法係國家中採用一次性審理的模式，那麽法官的作用如何呢？在審判開始之前，律師們進行了精心的準備，而法官對於爭議的問題和有關的證據卻極不清楚。法官*律師通過口頭陳述提供全部必要的事實和法律。在英美法係國家的法庭上，律師獨立地決定傳喚哪些證人、提問證人。每個證人都是被一方提問之後，再由另一方進行反提問。提問證人也是律師智慧的體現，出色的律師常常能使對方證人的證詞不可信，而無法被法官或陪審團採納，從而失去了證據的效力。
律師提問證人，而法官一般隻注意聽取證人的證詞。法官如果發言，通常都隻是“反對有效”或“反對無效”之類的判斷性語句，以決定當事人的問題是否可以被採納。然而，英美法係國家中的法官是可以提問證人的，但他們為了避免捲入衝突，並且保持中立，而傾向於少開口提問。
英美的法官在審判中處處表現得較為消極，他們在案件的開始階段對案情一無所知，必須在審理過程中了解，因而當事人及其律師就必須發揮主要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在英美法係的國家，比較普遍的觀點是，在法庭審理過程中獲得真實情況的最好辦法是讓當事人辯論出真實的情況，而法官則隻是充當法庭規則的監督者的角色，即“對抗製”的訴訟。而在大陸法係的國家卻正好相反。他們認為，如果能讓法官發揮較大的作用，可能會更有利於發現真實的情況。因而法官有義務提問、告知、鼓勵和勸導當事人、律師和證人，以便從他們那裏獲得全部真實情況，避免當事人的過失導致敗訴。大陸法係國家的民事審判多少還是帶有一些“糾問式”的性質，具有一些官僚特徵。對於訴訟的進行和證據的調查皆以法院為主，法官是以積極審判者的形象主持法庭審理。
在後世的紀錄片裏，劉建業從那些久遠的影像資料裏知道在東京審判的整個過程裏日本的那些戰犯們和他們的辯護律師是如何使用各種手段來推託抵賴所犯下的戰爭罪行的的。尤其是那些辯護律師十分忠於職守，一度讓法庭的審訊變得非常不順利。而且，在整個審判過程裏，沸騰文學中國因為政府的不重視，盡管作為亞洲戰場上受害最嚴重的國家，檢察人員也盡其所能，卻不能夠把所有的與侵華戰爭有關的甲級戰犯都送上法庭，不少的戰犯指控人物都是由其他國家的檢察官承擔的。這明顯是與中國的地位不相符的。
“如果事情僅僅是因為這次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係的話，那麽相信事情還不會是十分麻煩。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的人手十分短缺，而且，向檢察官他們從國內來的時候，國內僅僅給他們開列了一份戰犯名單罷了。其他的有用材料，幾乎什麽都沒有。”梅法官搖著頭說道。
“這一點，我會盡量幫忙的。我們手上掌握了大批的日本文件，隻是數量太多，到現在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沒有翻譯和整理出來。估計這些文件資料如果要完全整理出來，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所以，此前，我也隻能讓手下揀一些重點和熱點問題，先整理出來一些，公開出去，也好堵住日本人的後路。”劉建業說道。
“可惜我們的政府對這件事情太不重視了。現在，我們在這裏也隻能把希望寄托在我們的軍隊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