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天津、廣州、武漢等各大城市到處是昏天黑地，接收大員們無所顧忌地你爭我奪，到處是物慾橫流。僅取幾個小樣，便可管中窺豹。
負責平津接收的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上將讓他的胞侄孫敬亭任天津市政府參事，到天津劫收。有一個叫戚文平的，自稱是國君敵後遊擊隊的頭子，劫奪了一二十斤重的大塊白銀幾十箱密藏在一個地下室裏，孫敬亭偵知後，即以十一戰區名義予以封存塞入自己腰包。武清縣偽縣長柳世平是塊肥肉，孫敬亭就一麵說他罪大惡極要法辦，一麵暗示鏈自己有辦法幫他解脫，於是擲世平的金條、房產、汽車、買賣、布匹及其它存貨，大都歸到孫敬亭的名下，而柳的罪名也一筆勾銷。有一個海軍上校劉乃沂，被派往天津接收僅半年就成了巨富，擁有大小別墅五六處，姨太太半打，汽車數輛，金條和珍珠用桶裝。
第二方麵軍司令官張向華主管廣州，他先霸住了各金融機構，自發布告禁止汪偽中儲券流通，並用重慶的法幣以不合理比價強行兌換，從中牟得暴利。有人在中華路歡迎“中央”派員的牌樓上掛起一隻吊缽，意示“中央”回來了，老百姓就沒米下鍋了。“中美合作所”的小頭目蔡春元、謝大傻等人竄進廣州後，第一步就是劫走偽禁菸局所存的七萬多兩鴉片煙，跟著就有計劃地綁架有錢的台灣籍商人，勒索錢財。平時他們進金飾店拿首飾，進茶樓酒館大吃大喝，從不付帳，誰如果向他們要錢，他們立馬拍著腰上的手槍惡眼罵道：“老子出生入死抗戰多年，你這點東西值個屁!再不識趣，老子就錐你幾個洞!”
第六戰區成立了一個接管日方物資委員會，負責接收武漢及湖北境內所有的敵偽物資。該戰區郭副長官利用他擔任的主任委員的職權，收受了大批日偽賄賂的現金、鴉片、軍糧、食鹽、輪船、汽車等計在500億元以上。這些東西除大部變賣外，曾用輪船將l0輛汽車和其它物資運往南京，打點各路官長。在行政係統的接收改由行政院主持後，郭副長官從他的私庫裏拿出價值40億元的綢緞布匹和日用品，贈給第六戰區長官部、六戰區兵站總監部和武漢警備總司令部的官兵家眷，以買好部屬。有人檢舉他受賄之巨並庇護漢*，因他是陳部長和最高統帥的親信，不但安然無慮，而且還平步青雲，步步升官。還有一個報痞子徐怨予，因與中統掛上了鉤，擔任了“中央通信社”武漢分社社長，到武漢後即乘機大肆竊掠。江漢路50號千代洋行的四層大樓儲放著各種商品，二層和四層有四個庫房存滿了照相器材，徐怨予將這些器材全部偷運出來攫為己有，計有30多噸，價值三、四十億元。此外，他還竊掠了投敵的軍閥方本仁和偽漢口市市長石星川的大批財物。方本仁住宅所存50多隻皮箱、幾百件家具用品及貨物，徐怨予連搬三天，將其洗劫一空。石星川的家也被徐搜劫，汽車和大量什物都被徐占有。
接收中貪汙受賄搶劫偷盜濁浪滾滾，弄得民怨載道，舉國憤怒，但是，此時的最高統帥卻一手遮天，一手捂地，硬是把大大小小的貪官汙吏庇護在自己的卵翼下。其實這也是最大的劫奪者對自己的庇護。
宋院長從陸總手裏爭到接收大權之後，把權力統統捏在自己的手心裏，以便於擇肥而噬。他除了設立敵偽產業處理局包辦之外，還藉口敵偽產業大都不適宜於國營，由行政院頒布了一個轉讓民營的條例，規定凡頂承敵偽工商企業者，如一次交清價款，可按估值七折付款；由國家銀行擔保者，可先繳價款三分之一，一年內繳清。於是，握有銀行資本的豪門利用壓低估價、借款、抵押以及貶值法幣等手段，劫取了幾乎所有大的工商企業。上海、天津、青島等地的紡織工業發達，“棉紗大王”榮德生等資本家紛紛伸手搶奪。宋部長初時不動聲色，等到節骨眼上，成立了“經濟部紡織事業委員會”，親自指揮他的爪牙四處出擊，擠掉民族資本家，將全國的紡織工業一把奪盡，實現了他官僚資本的壟斷。
戰後，幾大國府豪門僅從天津、上海、青島和廣州四個區域，即劫得了六萬億元，這相當於當時國家預算支出的四至五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野蠻劫奪，大發橫財，再加上蔣介石全麵發動內戰，軍費急劇增加，財政赤字猛升，國統區陷入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工商業大量倒閉，工人失業，物價飛漲；農村鬧災荒，大量青壯年勞力被抓兵拉夫，加上沉重的捐稅和田賦，國統區的人民被推上絕境。城市裏不要說窮苦的工人，連公教人員也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成都的小學教師每小時授課收入四千元，而一碗茶水就要八幹元。廣大農民以草根、樹皮和“觀音土”充飢，竟至易子而食。國統區饑民遍野，餓殍載道，成了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地火熔岩突破了地表，人民站立起來為生存而鬥爭。城市的學生和工人掀起“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和大罷工；農民組織起來武力抗租、抗征、抗捐、反抓丁和懲辦惡霸，猛烈的“搶米”風潮如火如荼。
當國內的各種混亂景象通過各種媒體的報導被傳到了日本的時候，劉建業隻能在晚上一個人的時候，對著天上的月亮一個人暗自神傷。為什麽抗戰勝利了，國內的人民生活還是不能得到改善？為什麽在中國，腐敗就這樣難以解決？究竟到了什麽時候，中國的百姓才能擺脫“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命運？難道這就是中國的宿命嗎？
負責平津接收的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上將讓他的胞侄孫敬亭任天津市政府參事，到天津劫收。有一個叫戚文平的，自稱是國君敵後遊擊隊的頭子，劫奪了一二十斤重的大塊白銀幾十箱密藏在一個地下室裏，孫敬亭偵知後，即以十一戰區名義予以封存塞入自己腰包。武清縣偽縣長柳世平是塊肥肉，孫敬亭就一麵說他罪大惡極要法辦，一麵暗示鏈自己有辦法幫他解脫，於是擲世平的金條、房產、汽車、買賣、布匹及其它存貨，大都歸到孫敬亭的名下，而柳的罪名也一筆勾銷。有一個海軍上校劉乃沂，被派往天津接收僅半年就成了巨富，擁有大小別墅五六處，姨太太半打，汽車數輛，金條和珍珠用桶裝。
第二方麵軍司令官張向華主管廣州，他先霸住了各金融機構，自發布告禁止汪偽中儲券流通，並用重慶的法幣以不合理比價強行兌換，從中牟得暴利。有人在中華路歡迎“中央”派員的牌樓上掛起一隻吊缽，意示“中央”回來了，老百姓就沒米下鍋了。“中美合作所”的小頭目蔡春元、謝大傻等人竄進廣州後，第一步就是劫走偽禁菸局所存的七萬多兩鴉片煙，跟著就有計劃地綁架有錢的台灣籍商人，勒索錢財。平時他們進金飾店拿首飾，進茶樓酒館大吃大喝，從不付帳，誰如果向他們要錢，他們立馬拍著腰上的手槍惡眼罵道：“老子出生入死抗戰多年，你這點東西值個屁!再不識趣，老子就錐你幾個洞!”
第六戰區成立了一個接管日方物資委員會，負責接收武漢及湖北境內所有的敵偽物資。該戰區郭副長官利用他擔任的主任委員的職權，收受了大批日偽賄賂的現金、鴉片、軍糧、食鹽、輪船、汽車等計在500億元以上。這些東西除大部變賣外，曾用輪船將l0輛汽車和其它物資運往南京，打點各路官長。在行政係統的接收改由行政院主持後，郭副長官從他的私庫裏拿出價值40億元的綢緞布匹和日用品，贈給第六戰區長官部、六戰區兵站總監部和武漢警備總司令部的官兵家眷，以買好部屬。有人檢舉他受賄之巨並庇護漢*，因他是陳部長和最高統帥的親信，不但安然無慮，而且還平步青雲，步步升官。還有一個報痞子徐怨予，因與中統掛上了鉤，擔任了“中央通信社”武漢分社社長，到武漢後即乘機大肆竊掠。江漢路50號千代洋行的四層大樓儲放著各種商品，二層和四層有四個庫房存滿了照相器材，徐怨予將這些器材全部偷運出來攫為己有，計有30多噸，價值三、四十億元。此外，他還竊掠了投敵的軍閥方本仁和偽漢口市市長石星川的大批財物。方本仁住宅所存50多隻皮箱、幾百件家具用品及貨物，徐怨予連搬三天，將其洗劫一空。石星川的家也被徐搜劫，汽車和大量什物都被徐占有。
接收中貪汙受賄搶劫偷盜濁浪滾滾，弄得民怨載道，舉國憤怒，但是，此時的最高統帥卻一手遮天，一手捂地，硬是把大大小小的貪官汙吏庇護在自己的卵翼下。其實這也是最大的劫奪者對自己的庇護。
宋院長從陸總手裏爭到接收大權之後，把權力統統捏在自己的手心裏，以便於擇肥而噬。他除了設立敵偽產業處理局包辦之外，還藉口敵偽產業大都不適宜於國營，由行政院頒布了一個轉讓民營的條例，規定凡頂承敵偽工商企業者，如一次交清價款，可按估值七折付款；由國家銀行擔保者，可先繳價款三分之一，一年內繳清。於是，握有銀行資本的豪門利用壓低估價、借款、抵押以及貶值法幣等手段，劫取了幾乎所有大的工商企業。上海、天津、青島等地的紡織工業發達，“棉紗大王”榮德生等資本家紛紛伸手搶奪。宋部長初時不動聲色，等到節骨眼上，成立了“經濟部紡織事業委員會”，親自指揮他的爪牙四處出擊，擠掉民族資本家，將全國的紡織工業一把奪盡，實現了他官僚資本的壟斷。
戰後，幾大國府豪門僅從天津、上海、青島和廣州四個區域，即劫得了六萬億元，這相當於當時國家預算支出的四至五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野蠻劫奪，大發橫財，再加上蔣介石全麵發動內戰，軍費急劇增加，財政赤字猛升，國統區陷入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工商業大量倒閉，工人失業，物價飛漲；農村鬧災荒，大量青壯年勞力被抓兵拉夫，加上沉重的捐稅和田賦，國統區的人民被推上絕境。城市裏不要說窮苦的工人，連公教人員也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成都的小學教師每小時授課收入四千元，而一碗茶水就要八幹元。廣大農民以草根、樹皮和“觀音土”充飢，竟至易子而食。國統區饑民遍野，餓殍載道，成了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地火熔岩突破了地表，人民站立起來為生存而鬥爭。城市的學生和工人掀起“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和大罷工；農民組織起來武力抗租、抗征、抗捐、反抓丁和懲辦惡霸，猛烈的“搶米”風潮如火如荼。
當國內的各種混亂景象通過各種媒體的報導被傳到了日本的時候，劉建業隻能在晚上一個人的時候，對著天上的月亮一個人暗自神傷。為什麽抗戰勝利了，國內的人民生活還是不能得到改善？為什麽在中國，腐敗就這樣難以解決？究竟到了什麽時候，中國的百姓才能擺脫“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命運？難道這就是中國的宿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