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日本人講文明、守紀律、講衛生、講公共道德，是一個有禮貌的民族。其實許多中國人都知道一個近乎公開的秘密：日本人穿上西裝看上去像一個文明人，當穿上軍裝他就是一個禽獸，是一個不折不扣、徹徹底底的衣冠禽獸。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是守紀律的，要排隊的地方他從不插隊。在戰爭中他同樣守紀律，他的上司叫他殺一百個人，他不會隻殺九十九個；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是講衛生的，他從不會隨地吐痰，在戰爭中他同樣講衛生，當他的武士刀沾滿血跡，他會把刀擦幹淨才插回刀鞘。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是講公共道德的，他不會在公共場合大聲喧譁。在戰爭中日本人還是講公共道德，他同樣不在公共場合大聲喧譁，他隻是會和另外一個日本人在一起，品著茶，下著棋，不時討論一下兩個人誰殺的人多。
著名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自傳《黃河青山》中對日本人的人性作了精闢的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氣焰囂張的日軍投降，一夜之間驕橫兇殘的性格如冰雪消融，個個成為“謙謙君子”。百萬降兵一時回不了國，中國當局安排他們修路、修機場，他們全都積極努力，絕無牴觸情緒。一天，他們在工作中烤火取暖，不小心飄出火星，燒毀了一間中國民房。為表示歉意，日軍竟全體自動餓飯，用一天的夥食費進行賠償。當時，中國當局並無追討損失和懲罰的意思，相反一些中國人太善良了，見日本兵這樣自覺悔罪，反而生出“過意不去”和“可憐”的心情。日軍是否“矯枉過正”？這就是日本人，在沒有投降和放下武器之前，他們是盡職的軍人，無比冷血，為取樂可把嬰兒挑在刺刀尖上。一旦服輸，又即刻成為低眉順眼的降兵，勤快工作，謙和有禮，更以自動餓飯來彌補無心之過，世上有哪個國家的軍人會有這番表現？在他們身上，兩種人性竟以“酷暑”和“嚴寒”的方式“冰炭同爐”，中間沒有任何過渡和交融，這是正常人嗎？同一批人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表現，這才是最恐怖的，就是這樣的鐵蹄踐踏了神州大地。中國的苦難太深了，苦難之中還有一層說不出的屈辱。
這是黃先生的耳聞目睹，也許正是這種性格造就了日本人“欺軟怕硬”的民族本性。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他暢銷不衰的作品《菊花與劍：日本文化模式》一書中說：日本人對內是菊花風情，人與人之間講究和諧，相互尊重，每個人都會“擺正位置”，對老祖宗流傳下來的貴*等級和權威分層傳統“像呼吸一樣自然地接受和認同”；而對外則是利劍風格，霸道且充滿進攻性，自認為日本精神比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更高明。他們無條件地一致對外，且不管對付人的手段是否道德。本尼·迪克特讓我們明白了日本人為何對靖國神社充滿敬意，因為他們對先人是無條件尊崇的，根本不相信祖先會幹壞事。因此，在小泉純一郎之流的眼中，靖國神社中陳列的二戰期間侵華戰犯的所作所為是對的，是永遠值得崇拜的。其實，這隻是一個方麵，“小泉拜鬼”的目的還有一個，那就是利用這個時機製造輿論，贏得日本右翼勢力的支持，為其連任鋪平道路，也昭示出日本軍國主義妄想再次稱雄亞洲、稱霸世界的“狼子野心”。
不容否定，日本的文化之根在中國。但是，由於中華文化最精髓的部分——諸如“仁”這一孔學核心——並未廣泛植入日本社會，因而，從骨子裏看，日本所截取的隻是中華文化之形，而非中華文化之魂。加上日本對待外來文化，潛意識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既想為我所用又害怕其影響廣布，於是，日本人的血液裏，便有了一種與生俱來的惶恐、掙紮和擺脫的痛苦因子，而凸顯民族意誌亦變成其畸形的強烈欲望。在自卑和不甘的雙重心理壓力之下，日本開始對外來文化刻意進行矮化、對民族風尚強力進行錘打、對亞洲鄰國不時進行窺伺、對來日人士無端進行歧視。對漢字的日式使用、武士道精神、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侵華戰爭、強行規定加入日本國籍的外國人登記名字必須使用片假名等等，均係其所催生。日本在相當一些歷史事件上所採取的狹隘民族視角和極端的民族行為，從更深層次上體現出其靈魂扭曲和道德缺失。這是日本之所以一度成為狹隘短視民族的社會與歷史基礎。
其次，日本困守於彈丸之地，其島國位置，使許多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被囿於方寸之間，無法跳出狹小的天地。由於無高度發達文化的濡養，而且又有著天生的地域限製，日本在歷史觀、道德觀和全局觀方麵，便難免顯出坐井觀天的特性；同樣，由於不能“風物長宜放眼量”，整個日本，便在人為因素的影響下，形成了地窄而見識窄、見識窄而人心亦窄、人心窄而地愈顯其窄這樣的民族文化基因缺陷。這即是日本民族長期以來難以脫卻的民族劣根性和宿命怪圈。在這樣的地域限製和認識謬誤麵前，日本文化，難有真正稱得上大氣、廣博、深厚、仁愛的品質。也是因為這一點，日本愈益顯現出狹隘的島國文化特徵。
狹隘島國文化的特徵之一，是夜郎自大。歷史上，其以大日本帝國自居，即為明證。小是忌諱，唯大是取；我之小非我，我之大即我；隻容我大，豈容有它；言必稱大，唯大是舉；小大而大小，小即是大大即是小；文化濡養之淺而成其眼高於頂之大。日本無法企及中華文化的高度，其自身實際上對此是應該有著真切感受的，但日本不是心存敬畏，而是極力貶損，如稱中國為“支那”，就很能說明問題。但另一方麵，日本人又對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有著說不盡的艷羨，也連拿帶拽地作過模仿，如漢字形體的數量在日文當中，占了十分驚人的比例，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日本民族的這種夜郎自大的作派，為日本軍國主義者野心的最終膨脹，埋下了禍根，並成為地區緊張局勢大爆發的重要因素。
著名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自傳《黃河青山》中對日本人的人性作了精闢的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氣焰囂張的日軍投降，一夜之間驕橫兇殘的性格如冰雪消融，個個成為“謙謙君子”。百萬降兵一時回不了國，中國當局安排他們修路、修機場，他們全都積極努力，絕無牴觸情緒。一天，他們在工作中烤火取暖，不小心飄出火星，燒毀了一間中國民房。為表示歉意，日軍竟全體自動餓飯，用一天的夥食費進行賠償。當時，中國當局並無追討損失和懲罰的意思，相反一些中國人太善良了，見日本兵這樣自覺悔罪，反而生出“過意不去”和“可憐”的心情。日軍是否“矯枉過正”？這就是日本人，在沒有投降和放下武器之前，他們是盡職的軍人，無比冷血，為取樂可把嬰兒挑在刺刀尖上。一旦服輸，又即刻成為低眉順眼的降兵，勤快工作，謙和有禮，更以自動餓飯來彌補無心之過，世上有哪個國家的軍人會有這番表現？在他們身上，兩種人性竟以“酷暑”和“嚴寒”的方式“冰炭同爐”，中間沒有任何過渡和交融，這是正常人嗎？同一批人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表現，這才是最恐怖的，就是這樣的鐵蹄踐踏了神州大地。中國的苦難太深了，苦難之中還有一層說不出的屈辱。
這是黃先生的耳聞目睹，也許正是這種性格造就了日本人“欺軟怕硬”的民族本性。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他暢銷不衰的作品《菊花與劍：日本文化模式》一書中說：日本人對內是菊花風情，人與人之間講究和諧，相互尊重，每個人都會“擺正位置”，對老祖宗流傳下來的貴*等級和權威分層傳統“像呼吸一樣自然地接受和認同”；而對外則是利劍風格，霸道且充滿進攻性，自認為日本精神比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更高明。他們無條件地一致對外，且不管對付人的手段是否道德。本尼·迪克特讓我們明白了日本人為何對靖國神社充滿敬意，因為他們對先人是無條件尊崇的，根本不相信祖先會幹壞事。因此，在小泉純一郎之流的眼中，靖國神社中陳列的二戰期間侵華戰犯的所作所為是對的，是永遠值得崇拜的。其實，這隻是一個方麵，“小泉拜鬼”的目的還有一個，那就是利用這個時機製造輿論，贏得日本右翼勢力的支持，為其連任鋪平道路，也昭示出日本軍國主義妄想再次稱雄亞洲、稱霸世界的“狼子野心”。
不容否定，日本的文化之根在中國。但是，由於中華文化最精髓的部分——諸如“仁”這一孔學核心——並未廣泛植入日本社會，因而，從骨子裏看，日本所截取的隻是中華文化之形，而非中華文化之魂。加上日本對待外來文化，潛意識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既想為我所用又害怕其影響廣布，於是，日本人的血液裏，便有了一種與生俱來的惶恐、掙紮和擺脫的痛苦因子，而凸顯民族意誌亦變成其畸形的強烈欲望。在自卑和不甘的雙重心理壓力之下，日本開始對外來文化刻意進行矮化、對民族風尚強力進行錘打、對亞洲鄰國不時進行窺伺、對來日人士無端進行歧視。對漢字的日式使用、武士道精神、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侵華戰爭、強行規定加入日本國籍的外國人登記名字必須使用片假名等等，均係其所催生。日本在相當一些歷史事件上所採取的狹隘民族視角和極端的民族行為，從更深層次上體現出其靈魂扭曲和道德缺失。這是日本之所以一度成為狹隘短視民族的社會與歷史基礎。
其次，日本困守於彈丸之地，其島國位置，使許多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被囿於方寸之間，無法跳出狹小的天地。由於無高度發達文化的濡養，而且又有著天生的地域限製，日本在歷史觀、道德觀和全局觀方麵，便難免顯出坐井觀天的特性；同樣，由於不能“風物長宜放眼量”，整個日本，便在人為因素的影響下，形成了地窄而見識窄、見識窄而人心亦窄、人心窄而地愈顯其窄這樣的民族文化基因缺陷。這即是日本民族長期以來難以脫卻的民族劣根性和宿命怪圈。在這樣的地域限製和認識謬誤麵前，日本文化，難有真正稱得上大氣、廣博、深厚、仁愛的品質。也是因為這一點，日本愈益顯現出狹隘的島國文化特徵。
狹隘島國文化的特徵之一，是夜郎自大。歷史上，其以大日本帝國自居，即為明證。小是忌諱，唯大是取；我之小非我，我之大即我；隻容我大，豈容有它；言必稱大，唯大是舉；小大而大小，小即是大大即是小；文化濡養之淺而成其眼高於頂之大。日本無法企及中華文化的高度，其自身實際上對此是應該有著真切感受的，但日本不是心存敬畏，而是極力貶損，如稱中國為“支那”，就很能說明問題。但另一方麵，日本人又對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有著說不盡的艷羨，也連拿帶拽地作過模仿，如漢字形體的數量在日文當中，占了十分驚人的比例，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日本民族的這種夜郎自大的作派，為日本軍國主義者野心的最終膨脹，埋下了禍根，並成為地區緊張局勢大爆發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