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日本士兵拒絕放下武器，有些士兵捲入最後的野蠻行動。在距離長崎北部100英裏的福嶽，西部陸軍總部的軍官們用自己的劍，將16名被捕的美國飛行員砍死。在九州的大分基地，海軍第五航空兵部隊司令宇垣纏設計了自己的自殺方式——對敵人發動最後的攻擊。
而當日本國內為了這些事情亂成一團的時候，劉建業正帶領著他的部下乘坐美國的軍艦，在大批戰艦的保護下，在東京灣上航行。他們的目標隻有一個，日本首都東京。
此時站在劉建業身邊的既不是將軍們，也不是美國的聯絡官，而是國內著名的戰地記者範希天，蕭秉幹，黎秀石。
範希天一生經歷頗為豐富，充滿著傳奇色彩。青年時代的他三次進入大學學習，也曾當過軍人，1933年下半年起為北平《晨報》、《世界日報》和天津《益世報》等撰稿，開始記者生涯。後來，他成為天津《大公報》特派旅行和戰地記者。範長江以旅行通訊、戰地通訊的新聞體裁，真實而詳實地報導了當時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大西北的地理人情及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範先生，蕭先生，黎先生，我這次把你們找來，不但是希望你們和其他被我請來的記者們一起能夠作為歷史的見證者親眼見證堅持抗戰多年的中國軍隊最輝煌的一刻。同時，還有一個秘密的任務，希望你們能夠幫我完成。這個任務，隻有你們才能完成。”劉建業站在艦首，對三位大名鼎鼎的記者說道。
“我們都是手無寸鐵的記者，手裏隻有一支筆，能幫得上你什麽忙呢？”範希天說道。
“這件事情由我們來做，不是很方便，但是如果是有你們來做的話，那就不一樣了，你們是無冕之王嘛。”
“說吧，到底是什麽任務，我們隻有知道是什麽樣的任務，才能知道是不是能夠幫得上你的忙。”帶著英軍貝雷帽的蕭秉幹說到。蕭秉幹先生是從歐洲被緊急請來的。在此之前，他曾經作為隨軍戰地記者跟隨英美盟軍在諾曼第登陸，並跟蹤採訪了西線盟軍對德軍的大反攻。
“事情是這樣的。”劉建業點燃了一根雪茄，開始向三位著名記者說出自己的用意。
“我們答應你。其實，即使你不請我們，我們也絕對不會做這件事情的。我們不能眼睜睜的看著那些犯下了滔天罪惡的人不能受到正義的審判。”範希天激動地說道。
“無論如何，這件事情，我做定了。我不能讓幾千萬的亡魂死不瞑目。”蕭秉幹的態度十分堅定。
“隻要劉將軍給我們提供必要的方便，哪怕是丟掉這份工作，我也義不容辭。”來自中央社的黎秀石也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我隻怕幾位到時候會忙不過來。日本人這麽多年積存的檔案可以說是汗牛充棟，想要從中找到我們需要的東西，難度會很大。不過，如果我還坐在這個位置上，隻要你們提出要求，我要人給人，要車給車，要東西給東西。”劉建業說道。
就這樣，一個劉建業預謀已久的行動蓄勢待發——
八年抗戰，國民政府僅授了兩枚青天白日勳章給普通的下層官兵。
一枚是授予陳懷民烈士。陳懷民烈士是空軍飛行員，在武漢保衛戰時，他的戰鷹彈藥用盡，他本可以退出戰鬥，但是他沒有，而選擇了駕機撞擊敵人和敵人同歸於盡。
他有一個妹妹，正在武漢的地麵觀戰，親眼目睹了這一幕。而被撞擊的日本空中王牌也有一個妹妹，年紀和陳懷民的妹妹相仿。陳懷民烈士的妹妹忍著悲痛寫了一封公開信。她為她哥哥的犧牲感到悲痛，也為哥哥的犧牲自豪，因為他是為捍衛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而犧牲，而日本的飛行員雖然也很優秀，但他是為了把獸行強加在一個偉大民族身上而死，死得不得其所。
另一枚是授予武漢保衛戰中的一名普通炮兵。遺憾的是在今天我們已經不知道他的名字。這名炮兵的陣地受日本空軍的轟炸，全連官兵非死既傷，他也受了輕傷，但他沒有退縮，一個人頑強戰鬥，操縱全連八門大炮，取得擊沉敵驅逐艦一艘的戰績。
一個人操縱八門大炮，不了解的人可能會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我開始也不懂，後來請教了真正的炮兵才知道是怎麽回事。原來火炮射擊和槍不一樣，槍是直接瞄準，而炮是間接瞄準。操炮的人根據前方觀察哨報來的距離方向校正大炮的射擊諸元，然後射擊。如果一切不錯，炮彈將落在目標的周圍，這時用炮兵的術語叫夾中，在夾中中就會有一個命中率，一次不中，多次夾中，必然就有命中。所以，一門炮單發射擊的效果就不顯著，必須由多門火炮一起開炮才能有效。一人操縱，就是不停的把八門大炮裝填好，再一起射擊。
在抗美援朝的時候，有一名來自天津三條石（地名）的戰士也有這樣的事跡，一人操縱八門大炮向美軍轟擊，贏得了戰鬥的勝利。
一個士兵在戰爭中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他們能做的事情也很簡單，就是瞄準射擊，瞄準射擊，在自己的戰位上，直到勝利或者死亡。但是當千百萬個戰士組織起來，在自己的戰位上，瞄準射擊的時候，就是反擊侵略戰爭的汪洋大海，就是侵略者的墳墓。
能夠獲頒國家最高等級的勳章無疑是幸運的，更多的士兵在勝利復員的時候，隻有一枚簡單的抗日救國忠勇章，救國證。因為他們人數太多，太普通，國家都無法給他們頒發勳章。什麽是士兵的勳章？士兵的勳章就是大地上自由盛開的花朵，是母親與孩子的天倫，是千家萬戶安詳的炊煙。也是今天正直善良的人們真誠的紀念。
而當日本國內為了這些事情亂成一團的時候，劉建業正帶領著他的部下乘坐美國的軍艦，在大批戰艦的保護下，在東京灣上航行。他們的目標隻有一個，日本首都東京。
此時站在劉建業身邊的既不是將軍們，也不是美國的聯絡官，而是國內著名的戰地記者範希天，蕭秉幹，黎秀石。
範希天一生經歷頗為豐富，充滿著傳奇色彩。青年時代的他三次進入大學學習，也曾當過軍人，1933年下半年起為北平《晨報》、《世界日報》和天津《益世報》等撰稿，開始記者生涯。後來，他成為天津《大公報》特派旅行和戰地記者。範長江以旅行通訊、戰地通訊的新聞體裁，真實而詳實地報導了當時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大西北的地理人情及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範先生，蕭先生，黎先生，我這次把你們找來，不但是希望你們和其他被我請來的記者們一起能夠作為歷史的見證者親眼見證堅持抗戰多年的中國軍隊最輝煌的一刻。同時，還有一個秘密的任務，希望你們能夠幫我完成。這個任務，隻有你們才能完成。”劉建業站在艦首，對三位大名鼎鼎的記者說道。
“我們都是手無寸鐵的記者，手裏隻有一支筆，能幫得上你什麽忙呢？”範希天說道。
“這件事情由我們來做，不是很方便，但是如果是有你們來做的話，那就不一樣了，你們是無冕之王嘛。”
“說吧，到底是什麽任務，我們隻有知道是什麽樣的任務，才能知道是不是能夠幫得上你的忙。”帶著英軍貝雷帽的蕭秉幹說到。蕭秉幹先生是從歐洲被緊急請來的。在此之前，他曾經作為隨軍戰地記者跟隨英美盟軍在諾曼第登陸，並跟蹤採訪了西線盟軍對德軍的大反攻。
“事情是這樣的。”劉建業點燃了一根雪茄，開始向三位著名記者說出自己的用意。
“我們答應你。其實，即使你不請我們，我們也絕對不會做這件事情的。我們不能眼睜睜的看著那些犯下了滔天罪惡的人不能受到正義的審判。”範希天激動地說道。
“無論如何，這件事情，我做定了。我不能讓幾千萬的亡魂死不瞑目。”蕭秉幹的態度十分堅定。
“隻要劉將軍給我們提供必要的方便，哪怕是丟掉這份工作，我也義不容辭。”來自中央社的黎秀石也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我隻怕幾位到時候會忙不過來。日本人這麽多年積存的檔案可以說是汗牛充棟，想要從中找到我們需要的東西，難度會很大。不過，如果我還坐在這個位置上，隻要你們提出要求，我要人給人，要車給車，要東西給東西。”劉建業說道。
就這樣，一個劉建業預謀已久的行動蓄勢待發——
八年抗戰，國民政府僅授了兩枚青天白日勳章給普通的下層官兵。
一枚是授予陳懷民烈士。陳懷民烈士是空軍飛行員，在武漢保衛戰時，他的戰鷹彈藥用盡，他本可以退出戰鬥，但是他沒有，而選擇了駕機撞擊敵人和敵人同歸於盡。
他有一個妹妹，正在武漢的地麵觀戰，親眼目睹了這一幕。而被撞擊的日本空中王牌也有一個妹妹，年紀和陳懷民的妹妹相仿。陳懷民烈士的妹妹忍著悲痛寫了一封公開信。她為她哥哥的犧牲感到悲痛，也為哥哥的犧牲自豪，因為他是為捍衛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而犧牲，而日本的飛行員雖然也很優秀，但他是為了把獸行強加在一個偉大民族身上而死，死得不得其所。
另一枚是授予武漢保衛戰中的一名普通炮兵。遺憾的是在今天我們已經不知道他的名字。這名炮兵的陣地受日本空軍的轟炸，全連官兵非死既傷，他也受了輕傷，但他沒有退縮，一個人頑強戰鬥，操縱全連八門大炮，取得擊沉敵驅逐艦一艘的戰績。
一個人操縱八門大炮，不了解的人可能會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我開始也不懂，後來請教了真正的炮兵才知道是怎麽回事。原來火炮射擊和槍不一樣，槍是直接瞄準，而炮是間接瞄準。操炮的人根據前方觀察哨報來的距離方向校正大炮的射擊諸元，然後射擊。如果一切不錯，炮彈將落在目標的周圍，這時用炮兵的術語叫夾中，在夾中中就會有一個命中率，一次不中，多次夾中，必然就有命中。所以，一門炮單發射擊的效果就不顯著，必須由多門火炮一起開炮才能有效。一人操縱，就是不停的把八門大炮裝填好，再一起射擊。
在抗美援朝的時候，有一名來自天津三條石（地名）的戰士也有這樣的事跡，一人操縱八門大炮向美軍轟擊，贏得了戰鬥的勝利。
一個士兵在戰爭中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他們能做的事情也很簡單，就是瞄準射擊，瞄準射擊，在自己的戰位上，直到勝利或者死亡。但是當千百萬個戰士組織起來，在自己的戰位上，瞄準射擊的時候，就是反擊侵略戰爭的汪洋大海，就是侵略者的墳墓。
能夠獲頒國家最高等級的勳章無疑是幸運的，更多的士兵在勝利復員的時候，隻有一枚簡單的抗日救國忠勇章，救國證。因為他們人數太多，太普通，國家都無法給他們頒發勳章。什麽是士兵的勳章？士兵的勳章就是大地上自由盛開的花朵，是母親與孩子的天倫，是千家萬戶安詳的炊煙。也是今天正直善良的人們真誠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