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代表在會上表示，雲南方麵的機場和其它設施可以保證予以解決。韋威爾上將也表示，盡管英國軍隊要用同一條運輸線來保障前方部隊的作戰準備和後勤供應，但隻要美國空運司令部能運送多少物資，他就保證把物資運到阿薩姆。
阿諾德等人的重慶之行和加爾各答會議的結果，使史迪威感到非常高興。他覺得能說服中英兩國接受“安納吉姆”計劃，就“如同翻越了駝峰”；同時，“阿諾德和迪爾開了眼”，他們見識了一下他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花生米和何總長之流，究竟是些什麽樣的人物。阿諾德很理解史迪威的艱難使命，他對史迪威說：“親愛的喬，你那份工作真不是人幹的。……不論在什麽時候，隻要你需要我的幫助，請盡管吩咐。”
但是，史迪威也並不感到輕鬆，最高統帥實際上是用新的“三項要求”投出了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他隨時可能以此為藉口收回自己的承諾。因此，要迫使最高統帥履行自己的承諾，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答覆最高統帥的各種要求時，必須以強硬的態度提出美國的附加條件。盡管羅斯福拒絕採取這種辦法，但史迪威仍想讓華盛頓認清他嚴厲的重慶政府的真實麵目，不能讓花生米牽著美國的鼻子走。他給馬歇爾發去了一封電報，再次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花生米變化無常，很難對付，無論我們給他什麽，他總會不斷地提高要價。除非我們用更加嚴厲的口氣對他講話，否則，他的這種態度還會繼續下去。我們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應當從他那兒討回一個保證。”
馬歇爾希望總統能再次考慮史迪威的建議，他把這封信附在自己的報告裏轉給了羅斯福。但是，馬歇爾的努力沒有奏效，相反卻招致了羅斯福總統一次嚴厲的斥責。
羅斯福雖然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批準了“安納吉姆”戰役，但他對陳納德提出的那個如同空中樓閣一樣的空中作戰計劃的興趣，顯然大大超過了反攻緬甸的地麵作戰計劃。會議期間，他曾對英美的參謀長們說，反攻緬甸固然重要，但這不會對中國人產生直接影響，而對日軍的空中打擊則可以提高他們的抗戰信心。同時，美軍在太平洋上的逐島作戰，花費的時間太長，付出的代價太大，必須尋求其他攻擊倭國的方法。他認為，增強陳納德的空軍力量，可以從中國起飛攻擊倭國的海上運輸線，而且還能攻擊倭國本土，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會後，空軍司令阿諾德將軍赴華，他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考察陳納德的空戰計劃，並設法支援陳納德。
阿諾德並不喜歡陳納德，他非常了解這個前美國空軍上尉的人品。還在中國戰區剛剛成立的時候，陳納德就通過最高統帥夫婦向美國方麵遊說，要求由他來擔任中國戰區空軍的指揮官。阿諾德對此勃然大怒，堅持讓比斯爾擔任了第10航空隊司令。因此，當最高統帥提出要讓陳納德獨立組成一支空軍部隊時，阿諾德明確地表示反對。他在寫給馬歇爾的報告中認為，盡管陳納德作為一個戰鬥指揮官還不錯，但在行政管理方麵很差，因此他的部隊不應脫離第10航空隊的管轄而獨立。陳納德的空軍部隊確實取得了一些戰果，但這支部隊疏於管理，紀律鬆懈，作風放蕩，為所欲為，也是出了名的。1942年，陳納德手下的人，動用飛機從桂林和印度向昆明偷運少女充當軍妓。當事情敗露後，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曾就此事採訪陳納德，他竟堂而皇之地說：“我那個妓院太讓我操心，大兵們總得要有女人，我得給他們弄一些幹淨的。”最後是在史迪威的嚴厲幹預下，陳納德才關閉了那所妓院。1943年又發生了從印度偷運和走私黃金的事件。事後查明，該案件與陳納德有直接關係。這兩件事都曾成為轟動一時的醜聞。
羅斯福對這些“軍紀”方麵的問題不感興趣，他的耳朵裏塞滿了從其他渠道聽來的一些情況。
1942年11月，宋女士到美國訪問並治療她頑固的皮膚病。翌年初，羅斯福夫人邀請她住進了白宮。宋美齡利用這一機會，不遺餘力地向羅斯福及其身邊的要員們散布“對史迪威的厭惡和對陳納德的敬佩”。
1943年2月7日，最高統帥致電羅斯福，直接向他提出了讓陳納德獨立組織一支空軍部隊等“三項要求”，並稱讚陳納德是一位優秀的戰鬥指揮官，是他可以放心地與之合作的人。
3月，羅斯福的一個遠房侄子艾爾索普通過霍普金斯一連給他寫了4封信。艾爾索普曾在陳納德的誌願航空隊擔任新聞發布官，不久前他通過霍普金斯的關係當上了美國租借物資管理委員會駐重慶的代表。他在給羅斯福的一連串信件中，猛烈地抨擊史迪威，說他輕視最高統帥和堅持實行軍事改革的做法，隻會招來中國人的敵意。他認為，重慶國民政府麵臨著國內gcd人的“顛覆”和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威脅”，華盛頓應當允許最高統帥保存自己的實力，並幫助他們設法“解散中國gcd”。他提出：美國應當給陳納德以全力支持，並召回史迪威。
羅斯福雖然重視中國戰場在戰時的作用，但更為重視在戰後的中美關係，他要把中國作為戰後美國對亞洲政策的重要支柱。為了這樣的目的，他必須緊緊地拉住中國，拉住最高統帥。史迪威的一套辦法，雖能推動中國在對日作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但確有觸怒最高統帥、損害中美合作的危險；而陳納德的空戰計劃，既能打擊倭國，又能滿足最高統帥的需要，似乎成了最輕鬆的“兩全之策”。
阿諾德等人的重慶之行和加爾各答會議的結果，使史迪威感到非常高興。他覺得能說服中英兩國接受“安納吉姆”計劃，就“如同翻越了駝峰”；同時，“阿諾德和迪爾開了眼”，他們見識了一下他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花生米和何總長之流，究竟是些什麽樣的人物。阿諾德很理解史迪威的艱難使命，他對史迪威說：“親愛的喬，你那份工作真不是人幹的。……不論在什麽時候，隻要你需要我的幫助，請盡管吩咐。”
但是，史迪威也並不感到輕鬆，最高統帥實際上是用新的“三項要求”投出了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他隨時可能以此為藉口收回自己的承諾。因此，要迫使最高統帥履行自己的承諾，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答覆最高統帥的各種要求時，必須以強硬的態度提出美國的附加條件。盡管羅斯福拒絕採取這種辦法，但史迪威仍想讓華盛頓認清他嚴厲的重慶政府的真實麵目，不能讓花生米牽著美國的鼻子走。他給馬歇爾發去了一封電報，再次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花生米變化無常，很難對付，無論我們給他什麽，他總會不斷地提高要價。除非我們用更加嚴厲的口氣對他講話，否則，他的這種態度還會繼續下去。我們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應當從他那兒討回一個保證。”
馬歇爾希望總統能再次考慮史迪威的建議，他把這封信附在自己的報告裏轉給了羅斯福。但是，馬歇爾的努力沒有奏效，相反卻招致了羅斯福總統一次嚴厲的斥責。
羅斯福雖然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批準了“安納吉姆”戰役，但他對陳納德提出的那個如同空中樓閣一樣的空中作戰計劃的興趣，顯然大大超過了反攻緬甸的地麵作戰計劃。會議期間，他曾對英美的參謀長們說，反攻緬甸固然重要，但這不會對中國人產生直接影響，而對日軍的空中打擊則可以提高他們的抗戰信心。同時，美軍在太平洋上的逐島作戰，花費的時間太長，付出的代價太大，必須尋求其他攻擊倭國的方法。他認為，增強陳納德的空軍力量，可以從中國起飛攻擊倭國的海上運輸線，而且還能攻擊倭國本土，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會後，空軍司令阿諾德將軍赴華，他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考察陳納德的空戰計劃，並設法支援陳納德。
阿諾德並不喜歡陳納德，他非常了解這個前美國空軍上尉的人品。還在中國戰區剛剛成立的時候，陳納德就通過最高統帥夫婦向美國方麵遊說，要求由他來擔任中國戰區空軍的指揮官。阿諾德對此勃然大怒，堅持讓比斯爾擔任了第10航空隊司令。因此，當最高統帥提出要讓陳納德獨立組成一支空軍部隊時，阿諾德明確地表示反對。他在寫給馬歇爾的報告中認為，盡管陳納德作為一個戰鬥指揮官還不錯，但在行政管理方麵很差，因此他的部隊不應脫離第10航空隊的管轄而獨立。陳納德的空軍部隊確實取得了一些戰果，但這支部隊疏於管理，紀律鬆懈，作風放蕩，為所欲為，也是出了名的。1942年，陳納德手下的人，動用飛機從桂林和印度向昆明偷運少女充當軍妓。當事情敗露後，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曾就此事採訪陳納德，他竟堂而皇之地說：“我那個妓院太讓我操心，大兵們總得要有女人，我得給他們弄一些幹淨的。”最後是在史迪威的嚴厲幹預下，陳納德才關閉了那所妓院。1943年又發生了從印度偷運和走私黃金的事件。事後查明，該案件與陳納德有直接關係。這兩件事都曾成為轟動一時的醜聞。
羅斯福對這些“軍紀”方麵的問題不感興趣，他的耳朵裏塞滿了從其他渠道聽來的一些情況。
1942年11月，宋女士到美國訪問並治療她頑固的皮膚病。翌年初，羅斯福夫人邀請她住進了白宮。宋美齡利用這一機會，不遺餘力地向羅斯福及其身邊的要員們散布“對史迪威的厭惡和對陳納德的敬佩”。
1943年2月7日，最高統帥致電羅斯福，直接向他提出了讓陳納德獨立組織一支空軍部隊等“三項要求”，並稱讚陳納德是一位優秀的戰鬥指揮官，是他可以放心地與之合作的人。
3月，羅斯福的一個遠房侄子艾爾索普通過霍普金斯一連給他寫了4封信。艾爾索普曾在陳納德的誌願航空隊擔任新聞發布官，不久前他通過霍普金斯的關係當上了美國租借物資管理委員會駐重慶的代表。他在給羅斯福的一連串信件中，猛烈地抨擊史迪威，說他輕視最高統帥和堅持實行軍事改革的做法，隻會招來中國人的敵意。他認為，重慶國民政府麵臨著國內gcd人的“顛覆”和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威脅”，華盛頓應當允許最高統帥保存自己的實力，並幫助他們設法“解散中國gcd”。他提出：美國應當給陳納德以全力支持，並召回史迪威。
羅斯福雖然重視中國戰場在戰時的作用，但更為重視在戰後的中美關係，他要把中國作為戰後美國對亞洲政策的重要支柱。為了這樣的目的，他必須緊緊地拉住中國，拉住最高統帥。史迪威的一套辦法，雖能推動中國在對日作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但確有觸怒最高統帥、損害中美合作的危險；而陳納德的空戰計劃，既能打擊倭國，又能滿足最高統帥的需要，似乎成了最輕鬆的“兩全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