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話跟你說，委座的想法也是差不多就是這樣。委座曾經考慮，我國出兵緬甸，最重要的是欲保住緬甸尤其是仰光的出海口，獲得盟國戰略物資的接濟，仰光及東南亞地區失陷後，這一目標已難以實現，在英國方麵未表現出堅守緬甸決心情況下，我們當然也不願為英國作嫁衣，擔當防守全緬的義務。對於我們來說，隻要能夠保住一條能夠順利得到外界援助物資的陸地通道也就可以了。其他的，我們不想太多。但是，考慮到美國的意願及盟國聯合作戰等諸多方麵問題，委座認為，從緬甸撤軍不太現實。”林中將對劉建業介紹著。
“委座的考慮確實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以我的看法，比較符合我國利益的選擇是先確保曼德勒地區，在此作縱深防禦，伺機發動反擊。戰略戰術原則應當是戰術上要取守勢即以守為攻，戰略上要取攻勢即以攻為守。以守作為攻守的重心。”劉建業考慮了一會對林中將說道。
“委座原來的想法，就是集中遠征軍主力在曼德勒地區與日軍進行作戰。委座認為，在曼德勒地區作戰有幾下幾個好處：曼德勒扼緬北之咽喉，為緬北廣大地區之屏障，同時，又是我國經緬北西向印度公路、鐵路交通之樞紐，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保衛曼德勒，既可使緬北地區充當我國大西南地區的緩衝，使大西南地區免受日軍的直接威脅，又可保住我國經緬甸至印度的對外通道，維持獲得外援的間接途徑，符合我國的戰略利益。也就是說，仰光失陷後，守住曼德勒，即是我國在緬作戰的最大利益目標。同時，一旦作戰失利，我國軍隊以曼德勒為中心，後有密支那、臘戍等穩固據點，撤兵也較為容易。另外，從緬甸地形看，以曼德勒為界，以南多平原地區，以北則為山地，依託山地作防守戰對武器配備較落後的我國軍隊也顯然更為有利。”林中將說道。
“這個想法實際上是很好的，如果我們能夠守住曼德勒，固守以曼德勒為起點之斜線，得以保住密支那與臘戍，使中國與印度間公路鐵道之交通不致中斷，就能保住緬西北的大片土地。這樣我們就對日軍形成可進可退的態勢，同時還能繼續獲得外界援助物資。一旦時機成熟，我們就可以從曼德勒向下緬甸的日軍發動反攻。這樣的戰略構想，為何沒有實行呢？”劉建業不解的問著林中將。
“還不是因為那個老頭。”林中將指著史迪威的背影，對劉建業說道。
“這個我知道，他一心想著要我們從同古向仰光反擊，然後再打到毛淡棉等地。把日本人趕出緬甸。隻是在目前的局勢下，這可能嗎？以我們的這點力量，能夠守住上緬甸就不錯了，哪裏能奢望反攻？那個老頭在陪都還居然說立即發動進攻，這個時候我國軍隊不過剛剛出動，大部分部隊尚在國內，十日之內反攻的說法近乎天方夜譚。而且我敢說，隻要一進入緬甸的日軍第15軍作戰不順利，日本南方軍肯定會徵調更多的精銳部隊到緬甸作戰的。到時候，我們能不能活著回的去都成問題了。”劉建業對林中將說。
“我最擔心的是那個老頭一旦到了緬甸，就會自行其是的。”林中將擔憂地說道。
“我想他一定會的。我看得出來，他的個性很固執，在陪都的時候，他還能暫時表態放棄反攻仰光的計劃，但是，一旦他到了緬甸以後，那裏就沒有人可以直接製約住他了。以他的個性，他肯定會把校長的計劃全部忘得光光，立即準備將其在緬甸發動反攻的計劃付諸實施。”劉建業也對此表示了擔憂。
在原先的那個時空裏，史迪威以中國遠征軍指揮官身份抵緬甸後，立即就準備將其在緬甸發動全線反攻的計劃付諸實施，完全不考慮最高統帥的意見。史迪威的權限，是緬甸戰役初期一個頗引起注意的問題，最高統帥通常被指責為對史迪威放權不夠並實行遙控，史迪威本人事後也一再抱怨自己權限不足，並將失敗主要責任歸之於此。對這一問題，首先應該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就緬甸戰場言，史迪威的身份是中國戰區參謀長及中國軍隊在緬指揮官，因此，史有執行、貫徹中國戰區統帥基本作戰意旨的義務與責任，這一點，最高統帥在與史迪威談話時曾明確加以指出，而史也以此為當然。其次，史迪威作為中國遠征軍的指揮官，有權在中國統帥部指揮下，行使前線的具體指揮權。
在具體指揮權上，應該說，這一時期，最高統帥是準備予史迪威充分權利的。3月4日，最高統帥在臘戍接見代理遠征軍司令官的第五軍杜軍長時，當麵表示其歸史迪威指揮，並命令其對史絕對服從。雖然，當杜軍長反問如史迪威命令不符合最高統帥本人決策應如何對待時，最高統帥沒有明確答覆，但是，在回到重慶後最高統帥又特地給杜軍長寫了一封親筆信，說明必須絕對服從史迪威的重要性。也就是說，隻要在總體戰略以外，最高統帥希望並明確史迪威應真正行使權力。
可見，不管最高統帥內心是否情願，抑或此前他如何進行指揮，在美國派遣的參謀長史迪威麵前，他的行動是謹慎的。其實，當時史迪威本人也為此感到慶幸，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人接受了我的地位，這近乎奇蹟。”當然，由於中、美兩種軍事文化和傳統的不同，施予者和接受者可能在權力的理解上出現了差異，在最高統帥看來，指揮權隻意味著在他的戰略方針指導下的具體實施權，而在史迪威看來，指揮權即意味著他應該有駕馭整個戰場的權力，其中當然包括對戰略指導的變更，這又是最高統帥當時尚不願也不能接受的，史迪威感到的權力不足，更重要的可能就在於此。
“委座的考慮確實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以我的看法，比較符合我國利益的選擇是先確保曼德勒地區，在此作縱深防禦，伺機發動反擊。戰略戰術原則應當是戰術上要取守勢即以守為攻，戰略上要取攻勢即以攻為守。以守作為攻守的重心。”劉建業考慮了一會對林中將說道。
“委座原來的想法，就是集中遠征軍主力在曼德勒地區與日軍進行作戰。委座認為，在曼德勒地區作戰有幾下幾個好處：曼德勒扼緬北之咽喉，為緬北廣大地區之屏障，同時，又是我國經緬北西向印度公路、鐵路交通之樞紐，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保衛曼德勒，既可使緬北地區充當我國大西南地區的緩衝，使大西南地區免受日軍的直接威脅，又可保住我國經緬甸至印度的對外通道，維持獲得外援的間接途徑，符合我國的戰略利益。也就是說，仰光失陷後，守住曼德勒，即是我國在緬作戰的最大利益目標。同時，一旦作戰失利，我國軍隊以曼德勒為中心，後有密支那、臘戍等穩固據點，撤兵也較為容易。另外，從緬甸地形看，以曼德勒為界，以南多平原地區，以北則為山地，依託山地作防守戰對武器配備較落後的我國軍隊也顯然更為有利。”林中將說道。
“這個想法實際上是很好的，如果我們能夠守住曼德勒，固守以曼德勒為起點之斜線，得以保住密支那與臘戍，使中國與印度間公路鐵道之交通不致中斷，就能保住緬西北的大片土地。這樣我們就對日軍形成可進可退的態勢，同時還能繼續獲得外界援助物資。一旦時機成熟，我們就可以從曼德勒向下緬甸的日軍發動反攻。這樣的戰略構想，為何沒有實行呢？”劉建業不解的問著林中將。
“還不是因為那個老頭。”林中將指著史迪威的背影，對劉建業說道。
“這個我知道，他一心想著要我們從同古向仰光反擊，然後再打到毛淡棉等地。把日本人趕出緬甸。隻是在目前的局勢下，這可能嗎？以我們的這點力量，能夠守住上緬甸就不錯了，哪裏能奢望反攻？那個老頭在陪都還居然說立即發動進攻，這個時候我國軍隊不過剛剛出動，大部分部隊尚在國內，十日之內反攻的說法近乎天方夜譚。而且我敢說，隻要一進入緬甸的日軍第15軍作戰不順利，日本南方軍肯定會徵調更多的精銳部隊到緬甸作戰的。到時候，我們能不能活著回的去都成問題了。”劉建業對林中將說。
“我最擔心的是那個老頭一旦到了緬甸，就會自行其是的。”林中將擔憂地說道。
“我想他一定會的。我看得出來，他的個性很固執，在陪都的時候，他還能暫時表態放棄反攻仰光的計劃，但是，一旦他到了緬甸以後，那裏就沒有人可以直接製約住他了。以他的個性，他肯定會把校長的計劃全部忘得光光，立即準備將其在緬甸發動反攻的計劃付諸實施。”劉建業也對此表示了擔憂。
在原先的那個時空裏，史迪威以中國遠征軍指揮官身份抵緬甸後，立即就準備將其在緬甸發動全線反攻的計劃付諸實施，完全不考慮最高統帥的意見。史迪威的權限，是緬甸戰役初期一個頗引起注意的問題，最高統帥通常被指責為對史迪威放權不夠並實行遙控，史迪威本人事後也一再抱怨自己權限不足，並將失敗主要責任歸之於此。對這一問題，首先應該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就緬甸戰場言，史迪威的身份是中國戰區參謀長及中國軍隊在緬指揮官，因此，史有執行、貫徹中國戰區統帥基本作戰意旨的義務與責任，這一點，最高統帥在與史迪威談話時曾明確加以指出，而史也以此為當然。其次，史迪威作為中國遠征軍的指揮官，有權在中國統帥部指揮下，行使前線的具體指揮權。
在具體指揮權上，應該說，這一時期，最高統帥是準備予史迪威充分權利的。3月4日，最高統帥在臘戍接見代理遠征軍司令官的第五軍杜軍長時，當麵表示其歸史迪威指揮，並命令其對史絕對服從。雖然，當杜軍長反問如史迪威命令不符合最高統帥本人決策應如何對待時，最高統帥沒有明確答覆，但是，在回到重慶後最高統帥又特地給杜軍長寫了一封親筆信，說明必須絕對服從史迪威的重要性。也就是說，隻要在總體戰略以外，最高統帥希望並明確史迪威應真正行使權力。
可見，不管最高統帥內心是否情願，抑或此前他如何進行指揮，在美國派遣的參謀長史迪威麵前，他的行動是謹慎的。其實，當時史迪威本人也為此感到慶幸，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人接受了我的地位，這近乎奇蹟。”當然，由於中、美兩種軍事文化和傳統的不同，施予者和接受者可能在權力的理解上出現了差異，在最高統帥看來，指揮權隻意味著在他的戰略方針指導下的具體實施權，而在史迪威看來，指揮權即意味著他應該有駕馭整個戰場的權力，其中當然包括對戰略指導的變更，這又是最高統帥當時尚不願也不能接受的，史迪威感到的權力不足，更重要的可能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