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隻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話真的是十分精闢。”楊參謀長接著說道。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並不依靠著什麽意識形態來維繫，也不是依靠什麽所謂的特殊感情來支持，起到關鍵作用的還是利益。我們中國現在還是一個弱國，一個窮國，在那些西方的列強眼裏，我們隻是他們的工具和獵物。隻要他們的利益需要，他們可以隨時把我們丟棄掉。可是我們卻不能輕易得這麽做。所以，我們雖然已經和日本打了超過三年的戰爭，但是卻一直沒有正式的向日本宣戰。”劉建業說。
“這的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說白了，這一點都不稀奇。我們現在的戰爭機器要想繼續維持下去，就必須不斷地從西方國家那裏獲得各種援助和物資。如果，現在我們就正式向日本宣戰，那麽，不用多久，那些西方的所謂中立國家馬上就會以所謂的保持中立地位為藉口，切斷我們的海外供應路線。在他們的眼裏，我們是無足輕重的，日本才是不能夠得罪的。”對這個問題，劉建業也是想了不少時間才明白的。
“照著眼前的局勢發展下去，恐怕不久以後，那些蘇俄的援助也會斷絕的。”
“那是肯定的。中國的命運最終還是需要我們自己來拯救，依靠外人隻能是一種幻想。不過，最多一年多，我們就不會這麽孤立了。”劉建業對此倒顯得並不擔心。
“真的嗎？你有什麽依據？”楊參謀長的興趣被劉建業的話吊了起來。
“感覺，完全是感覺。”劉建業突然發覺自己好像說得太多了，連忙掩飾。
送走了楊參謀長，劉建業突然想起來，既然百團大戰已經打響了，那麽皖南事變就不遠了。
正如劉建業所擔心的那樣，國民政府方麵的《中央日報》，《掃蕩報》等媒體上麵最近都是連續不斷的刊登文章，要求新四軍服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撤退到黃河以北。而從新20軍在重慶的辦事處傳回來的消息，《新華日報》上麵則是不斷的刊出文章和社論，認為國民政府的要求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隻要是有心人，都能從雙方的文章裏聞出很重的火藥味道。
“無論如何，不管是國軍，還是新四軍，八路軍，現在都是中國的國防力量。在此大敵當前之際，如果發生內部自相殘殺，兄弟相煎的事情，隻能是白白的便宜了日本人。”劉建業想到這裏，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信，封上了口。
“黃峰，你把這封信交給我們自己家的往南昌走的商隊，讓他們把這封信盡快親自交到南昌警備司令部的王參謀，就是夫人的弟弟手上。記住，一定要明確的交代他們務必親手交給王參謀。”劉建業叫來了黃峰，對他說。
“好的，少爺放心，我一定辦好。”黃峰拿著信，走了出去。
黃峰走了以後，劉建業摸著自己的胸口想到，自己也就隻能做到用一封隱約提醒新四軍不要走經過茂林的南線以免發生意外情況的方式的信來盡量避免不幸事件的發生了。自己還不是什麽大人物，沒有很大的權柄，想要做得更多，那是沒有什麽現實性的。
在劉建業的忐忑不安裏，時間前進到了1941年，也就是民國30年的元旦。
自元旦起，在日軍所實際控製區建立的所謂的汪精衛政府的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了中央儲備銀行兌換券，又稱“儲備券”或”儲銀券”。
還是在這一天，日本駐俄大使建川遵奉日本政府命令向蘇俄政府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但是在此後的談判裏，俄方索價極高，雙方的談判無果而終。
這一事實與1927年，史達林不惜任何代價要求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遭日本嚴辭拒絕的情形比較，真是一個有趣的對照。日俄兩國的地位時移勢易。
1月17日早上，劉建業剛剛打開軍部副官處送來的《中央日報》，就在報紙的頭版頭條上，發現了軍事委員會發出的全國通電，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的番號，將軍長葉ting將軍“交軍法審判”。1月30日，最高統帥親自出馬，以行政院長名義發表撤銷新四軍番號的“訓令”。
在事後得到的內部通報裏，劉建業知道在此次事件裏新四軍軍部總計九千官兵最後成功突圍的超過六千人，隻有少部在轉移中犧牲或被俘，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新四軍軍部的轉移隊伍分成了幾路行動。在此情況下，第三戰區的部隊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軍長葉ting，副軍長項ying，副參謀長周zikun，政治部主任袁guoping等主要幹部所在的一路。東南局副書記饒shushi等人則順利地脫離了險境，安全渡江進入蘇北根據地。
歷史再一次將劉建業的努力輕易的湮滅了。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軍委發表主席起草的命令和發言人談話。命令任命陳yi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yunyi為副軍長、劉shaoqi為政治委員、賴chuazhu為參謀長、鄧yuhui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軍軍部。談話提出了嚴懲禍首、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動命令等十二條解決皖南事變辦法。
劉建業作為國軍的高級軍官，也收到了上麵下發的戡亂剿匪的小冊子。
“軍座，我們是不是也向上麵發個電報，表示一下追隨中央的態度，和叛軍劃清界限？”新20軍政治處鄒主任向劉建業請示。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並不依靠著什麽意識形態來維繫，也不是依靠什麽所謂的特殊感情來支持，起到關鍵作用的還是利益。我們中國現在還是一個弱國，一個窮國，在那些西方的列強眼裏，我們隻是他們的工具和獵物。隻要他們的利益需要，他們可以隨時把我們丟棄掉。可是我們卻不能輕易得這麽做。所以，我們雖然已經和日本打了超過三年的戰爭，但是卻一直沒有正式的向日本宣戰。”劉建業說。
“這的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說白了，這一點都不稀奇。我們現在的戰爭機器要想繼續維持下去，就必須不斷地從西方國家那裏獲得各種援助和物資。如果，現在我們就正式向日本宣戰，那麽，不用多久，那些西方的所謂中立國家馬上就會以所謂的保持中立地位為藉口，切斷我們的海外供應路線。在他們的眼裏，我們是無足輕重的，日本才是不能夠得罪的。”對這個問題，劉建業也是想了不少時間才明白的。
“照著眼前的局勢發展下去，恐怕不久以後，那些蘇俄的援助也會斷絕的。”
“那是肯定的。中國的命運最終還是需要我們自己來拯救，依靠外人隻能是一種幻想。不過，最多一年多，我們就不會這麽孤立了。”劉建業對此倒顯得並不擔心。
“真的嗎？你有什麽依據？”楊參謀長的興趣被劉建業的話吊了起來。
“感覺，完全是感覺。”劉建業突然發覺自己好像說得太多了，連忙掩飾。
送走了楊參謀長，劉建業突然想起來，既然百團大戰已經打響了，那麽皖南事變就不遠了。
正如劉建業所擔心的那樣，國民政府方麵的《中央日報》，《掃蕩報》等媒體上麵最近都是連續不斷的刊登文章，要求新四軍服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撤退到黃河以北。而從新20軍在重慶的辦事處傳回來的消息，《新華日報》上麵則是不斷的刊出文章和社論，認為國民政府的要求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隻要是有心人，都能從雙方的文章裏聞出很重的火藥味道。
“無論如何，不管是國軍，還是新四軍，八路軍，現在都是中國的國防力量。在此大敵當前之際，如果發生內部自相殘殺，兄弟相煎的事情，隻能是白白的便宜了日本人。”劉建業想到這裏，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信，封上了口。
“黃峰，你把這封信交給我們自己家的往南昌走的商隊，讓他們把這封信盡快親自交到南昌警備司令部的王參謀，就是夫人的弟弟手上。記住，一定要明確的交代他們務必親手交給王參謀。”劉建業叫來了黃峰，對他說。
“好的，少爺放心，我一定辦好。”黃峰拿著信，走了出去。
黃峰走了以後，劉建業摸著自己的胸口想到，自己也就隻能做到用一封隱約提醒新四軍不要走經過茂林的南線以免發生意外情況的方式的信來盡量避免不幸事件的發生了。自己還不是什麽大人物，沒有很大的權柄，想要做得更多，那是沒有什麽現實性的。
在劉建業的忐忑不安裏，時間前進到了1941年，也就是民國30年的元旦。
自元旦起，在日軍所實際控製區建立的所謂的汪精衛政府的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了中央儲備銀行兌換券，又稱“儲備券”或”儲銀券”。
還是在這一天，日本駐俄大使建川遵奉日本政府命令向蘇俄政府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但是在此後的談判裏，俄方索價極高，雙方的談判無果而終。
這一事實與1927年，史達林不惜任何代價要求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遭日本嚴辭拒絕的情形比較，真是一個有趣的對照。日俄兩國的地位時移勢易。
1月17日早上，劉建業剛剛打開軍部副官處送來的《中央日報》，就在報紙的頭版頭條上，發現了軍事委員會發出的全國通電，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的番號，將軍長葉ting將軍“交軍法審判”。1月30日，最高統帥親自出馬，以行政院長名義發表撤銷新四軍番號的“訓令”。
在事後得到的內部通報裏，劉建業知道在此次事件裏新四軍軍部總計九千官兵最後成功突圍的超過六千人，隻有少部在轉移中犧牲或被俘，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新四軍軍部的轉移隊伍分成了幾路行動。在此情況下，第三戰區的部隊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軍長葉ting，副軍長項ying，副參謀長周zikun，政治部主任袁guoping等主要幹部所在的一路。東南局副書記饒shushi等人則順利地脫離了險境，安全渡江進入蘇北根據地。
歷史再一次將劉建業的努力輕易的湮滅了。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軍委發表主席起草的命令和發言人談話。命令任命陳yi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yunyi為副軍長、劉shaoqi為政治委員、賴chuazhu為參謀長、鄧yuhui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軍軍部。談話提出了嚴懲禍首、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動命令等十二條解決皖南事變辦法。
劉建業作為國軍的高級軍官，也收到了上麵下發的戡亂剿匪的小冊子。
“軍座，我們是不是也向上麵發個電報，表示一下追隨中央的態度，和叛軍劃清界限？”新20軍政治處鄒主任向劉建業請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