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問題解決了，對其他偽滿戰犯來說，已不再有過不去的關口，絕大部分人都不再懷疑共產黨的政策，開始努力學習，積極改造，爭取得到政府寬大處理。可是對“皇帝”戰犯來說，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溥儀前半生，雖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別是偽滿14年，無異任人擺布的木偶。但在個人生活方麵，他卻始終是按照皇帝標準，拿著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蘇聯的5年間，也從不曾自己穿過衣服，疊過被子，甚至連腳都沒自己洗過。成為戰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戰俘後，他的弟弟溥傑、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至嶽父榮源，都曾自覺自願地以臣僕的身份為他端飯、鋪床疊被，穿衣洗腳。在家族中，溥儀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隻是這些人不再明著稱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邊”了。因此，當戰犯管理所為了使溥儀獲得改造，把他與家族成員分開，安排其他偽滿戰犯住在一起時，這位“皇帝”戰犯便遇到了有生以來未曾遇到的“難題”：他不但要自己端飯、整理床鋪、穿脫衣服、洗腳、洗衣服，而且還要和別人一樣輪流做值日，打掃房間衛生，甚至還要提馬桶！起初，溥儀覺得這是所方故意要他難看，因為這些事他從未做過，也不會做，以致早晨起床時，他還沒穿好衣服，別人已經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別人又開始吃飯了。每當溥儀感到自己無能、為自己事事落人後而痛苦時，戰犯管理所的同誌就來幫助、開導他，同時也循循善誘地引導他認識過去，反覆講明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勵他好好改造自己，爭取做個新人。
自1955年起，戰犯管理所一方麵帶著溥儀一行偽滿戰犯到東北各地參觀工廠、礦山、農村、學校，請各方麵的人訴說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滿政權的種種罪行，一麵在加強思想教育的同時，允許戰犯們的親屬寫信和前來探望，促使他們認識自己的過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儀同其他人一樣，在這一過程中，他親眼看到了新中國的成就，親耳聽見了那些偽滿時期受盡非人折磨的人們，在訴說了他們這些過去的魔鬼的罪行後，又說出了希望他們能改造成一個正常人的動人心魄的話語。慢慢地，溥儀有了正常人的感情，開始認識自己的過去，並暗中盤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麽時候過上一個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儀與七叔載濤的會見，終於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時年69歲的載濤，是溥儀嫡親長輩中僅存的一人。這位清末的“濤貝勒”、“軍諮大臣”告訴十幾年未見麵的侄“皇上”：愛新覺羅家族的老人，新中國成立後都各盡所長，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氣蓬勃，為建設新中國積極貢獻力量，他這個“皇叔”已當選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多次見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主席要他來看看“皇上”……從此以後，溥儀真的變了。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前夕，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布了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儀被特赦釋放。
獲釋後，溥儀回到了闊別35年的北京。短短的兩個多月的時間，他遍遊了北京各名勝古蹟，會見了愛新覺羅家族在京的所有成員，親眼看到他們在新社會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盡情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為他舉行了家宴，詳細詢問了他的個人生活問題，並鄭重地建議他重新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徵求他的意見，對他今後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周到細緻的安排。這一切都使溥儀增添了重新生活的無限勇氣。
自1960年3月起，溥儀開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園半日學習，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環境。一年後，他到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專員職，負責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時代的文史資料，但仍堅持每周到植物園去勞動一二天，工作閑暇，撰寫自傳《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麵人士的共同關心幫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儀與北京關廂醫院的一名普通女護士李淑賢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滿的小家庭。婚後，56歲的溥儀對李淑賢溫情脈脈，體貼入微，夫妻感情可謂如膠似漆，形影難分。年過半百，溥儀終於嚐到了人間真正愛情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為了表示對黨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也為了使自己後半生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溥儀努力工作，勤奮學習，從各方麵嚴格要求自己，在鄰裏之間、工作單位、國內各界名流以至國際上，都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在鄰裏之間，他正確對待自己和別人，和普通人一樣自覺地打掃街道衛生，熱情地為群眾排憂解難，有時孩子般地把街道上的少年兒童成群結隊地領到家裏玩耍、遊戲。在工作單位上，他學會了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及國家的關係，時時以一個普通公民的標準要求自己，國家特發的幾套製服除會見外賓及參加重要宴會外，平時總捨不得穿，結婚時，政府特批費用可以公款報銷，可他體諒國家經濟困難，僅為新娘買了一套衣裙。在國內各界名流中，溥儀影響頗大，特別是在他的一些“舊臣”中。這些人最初見到特赦後的溥儀，總覺得還有那麽一層說不出的關係，不少人仍舊錶示跟他走。每當這種時候，溥儀總是堅定地說他跟共產黨走，勉勵他們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貢獻力量。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在美國看了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一書，感觸極深，覺得一個封建皇帝和偽滿戰犯在新中國都能生活得很好，何況自己一個民國總統，從而堅定了回到大陸報效祖國的信心和決心。在國際上，溥儀特赦後短短幾年時間會見了幾百名國際友人、各國記者，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寬大胸懷，表示他對新中國前途的信心和為建設自己祖國盡力的決心。他的切身經歷和感人話語，贏得了國際友人及各界人士的信任和讚譽。有的西方記者說，西方人理解溥儀比理解雷鋒容易得多。
溥儀前半生，雖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別是偽滿14年，無異任人擺布的木偶。但在個人生活方麵，他卻始終是按照皇帝標準，拿著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蘇聯的5年間，也從不曾自己穿過衣服，疊過被子，甚至連腳都沒自己洗過。成為戰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戰俘後，他的弟弟溥傑、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至嶽父榮源，都曾自覺自願地以臣僕的身份為他端飯、鋪床疊被，穿衣洗腳。在家族中，溥儀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隻是這些人不再明著稱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邊”了。因此，當戰犯管理所為了使溥儀獲得改造，把他與家族成員分開，安排其他偽滿戰犯住在一起時，這位“皇帝”戰犯便遇到了有生以來未曾遇到的“難題”：他不但要自己端飯、整理床鋪、穿脫衣服、洗腳、洗衣服，而且還要和別人一樣輪流做值日，打掃房間衛生，甚至還要提馬桶！起初，溥儀覺得這是所方故意要他難看，因為這些事他從未做過，也不會做，以致早晨起床時，他還沒穿好衣服，別人已經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別人又開始吃飯了。每當溥儀感到自己無能、為自己事事落人後而痛苦時，戰犯管理所的同誌就來幫助、開導他，同時也循循善誘地引導他認識過去，反覆講明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勵他好好改造自己，爭取做個新人。
自1955年起，戰犯管理所一方麵帶著溥儀一行偽滿戰犯到東北各地參觀工廠、礦山、農村、學校，請各方麵的人訴說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滿政權的種種罪行，一麵在加強思想教育的同時，允許戰犯們的親屬寫信和前來探望，促使他們認識自己的過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儀同其他人一樣，在這一過程中，他親眼看到了新中國的成就，親耳聽見了那些偽滿時期受盡非人折磨的人們，在訴說了他們這些過去的魔鬼的罪行後，又說出了希望他們能改造成一個正常人的動人心魄的話語。慢慢地，溥儀有了正常人的感情，開始認識自己的過去，並暗中盤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麽時候過上一個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儀與七叔載濤的會見，終於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時年69歲的載濤，是溥儀嫡親長輩中僅存的一人。這位清末的“濤貝勒”、“軍諮大臣”告訴十幾年未見麵的侄“皇上”：愛新覺羅家族的老人，新中國成立後都各盡所長，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氣蓬勃，為建設新中國積極貢獻力量，他這個“皇叔”已當選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多次見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主席要他來看看“皇上”……從此以後，溥儀真的變了。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前夕，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布了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儀被特赦釋放。
獲釋後，溥儀回到了闊別35年的北京。短短的兩個多月的時間，他遍遊了北京各名勝古蹟，會見了愛新覺羅家族在京的所有成員，親眼看到他們在新社會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盡情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為他舉行了家宴，詳細詢問了他的個人生活問題，並鄭重地建議他重新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徵求他的意見，對他今後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周到細緻的安排。這一切都使溥儀增添了重新生活的無限勇氣。
自1960年3月起，溥儀開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園半日學習，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環境。一年後，他到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專員職，負責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時代的文史資料，但仍堅持每周到植物園去勞動一二天，工作閑暇，撰寫自傳《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麵人士的共同關心幫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儀與北京關廂醫院的一名普通女護士李淑賢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滿的小家庭。婚後，56歲的溥儀對李淑賢溫情脈脈，體貼入微，夫妻感情可謂如膠似漆，形影難分。年過半百，溥儀終於嚐到了人間真正愛情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為了表示對黨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也為了使自己後半生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溥儀努力工作，勤奮學習，從各方麵嚴格要求自己，在鄰裏之間、工作單位、國內各界名流以至國際上，都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在鄰裏之間，他正確對待自己和別人，和普通人一樣自覺地打掃街道衛生，熱情地為群眾排憂解難，有時孩子般地把街道上的少年兒童成群結隊地領到家裏玩耍、遊戲。在工作單位上，他學會了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及國家的關係，時時以一個普通公民的標準要求自己，國家特發的幾套製服除會見外賓及參加重要宴會外，平時總捨不得穿，結婚時，政府特批費用可以公款報銷，可他體諒國家經濟困難，僅為新娘買了一套衣裙。在國內各界名流中，溥儀影響頗大，特別是在他的一些“舊臣”中。這些人最初見到特赦後的溥儀，總覺得還有那麽一層說不出的關係，不少人仍舊錶示跟他走。每當這種時候，溥儀總是堅定地說他跟共產黨走，勉勵他們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貢獻力量。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在美國看了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一書，感觸極深，覺得一個封建皇帝和偽滿戰犯在新中國都能生活得很好，何況自己一個民國總統，從而堅定了回到大陸報效祖國的信心和決心。在國際上，溥儀特赦後短短幾年時間會見了幾百名國際友人、各國記者，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寬大胸懷，表示他對新中國前途的信心和為建設自己祖國盡力的決心。他的切身經歷和感人話語，贏得了國際友人及各界人士的信任和讚譽。有的西方記者說，西方人理解溥儀比理解雷鋒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