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欲使人滅亡，必先使其瘋狂。
我以為，唯一可以勉強解釋得通的，就是萬曆要以這種酷烈手段，為皇權張本，裁抑權臣。後世有人曾說，明朝隻有兩個人可稱“真宰相”，一為嚴嵩，一為張居正。但當今也有人指出，能操控全局、決定國策的，唯張居正一人而已。
明初李善長、胡惟庸，不過僅僅專恣自用、廣樹朋黨，就被朱元璋誣以謀反罪族誅。而張居正則是在十年柄政中，完全代行了皇權，成了真正的“無冕皇帝”。他忠心事君，操勞十年，使老大帝國重見雄風。但無論如何，是大大地觸犯了皇權體製——這一杯羹，寡人可與王振、劉瑾這樣的家奴分享，卻不能容得一個有作為的權臣染指。萬曆隻不過學了他的老祖宗，以非常手段摧毀權臣根基，讓千秋萬代的大臣不敢再做此念。
如此而已！
當時唯一能夠製止萬曆清算張居正的人，是慈聖太後（李太後）。但是，其間未見她有任何動作。她對張居正的人品、才幹及忠誠，應是十分信任的。萬曆的前十年，是她與小皇帝“孤兒寡母”的權力危險期，她卻毅然將一切國事委之於居正，不能不說是獨具眼光。
但張居正死後，她卻容忍了萬曆進行這場毫無必要的清算。原因何在？有人說是因為聽信了萬曆的話，貪圖張家的一點點錢財。
但我以為，還是“實用主義說”才能合理解釋她的這種沉默。
張居正生前不會對皇帝位置構成威脅，她是堅信不移的。那麽死後，世間是否還有張居正，她沒有把握。因此，借張居正身後名聲的敗亡，儆示將來可能覬覦皇權的大臣，亦無不可。
但是，這種鼠目寸光，這種卑鄙手段，很快就見出其負麵效果——簡直是天報應！
一個大國之興，須百年以上的震盪與血浸；
而一個大國之亡，隻短短十幾年間就可成為定數。
一位大國的執政者，他盡可以尚氣任性，予取予奪，甚至視民生若無物，但是，他或他的子孫絕逃不過洪水滔天的那一刻！
居正倒台，萬曆鬆綁——小皇帝久盼的這一天終於到來。
在砸爛昔日權威的狂歡之中，帝國剛剛修復的馬車，又瘋一般向懸崖馳去。
一切都反著來吧。
萬曆和張、申內閣君臣相通，“盡反其政，以媚天下”（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
張居正裁汰冗員，以舒財政之困；那麽我就恢復冗職，多多益善。至萬曆二十年，淨增139個職位，不僅將隆、萬之交所削減的職位全部恢復，還有所增加。
張居正改革學政，裁抑生員；那麽我就增加名額，任其幹政亂政，魚肉平民。
張居正整頓驛遞，縮減供應；那麽我就放寬限製，讓禁令名存實亡，大家一齊來沾光。
張居正提倡任人唯才，不拘一格；那麽我就重新設定資歷階梯，不問能不能勝任，隻管資歷夠不夠。
張居正力推考成法，講究行政效率；那我就廢除考成法，行寬厚之政，做與不做，隨你們便吧。
吏治上的鬆弛，固然是皆大歡喜，又有萬年的太平官好做了，可是，效率下降的背麵，就是腐敗上升。
而腐敗這碗美酒，皆是民力的血汗釀造！
張居正死後，一條鞭法雖然還在執行，但清丈已全部停止。最富庶的江南一帶，富戶與官府重又勾結，隱瞞土地，降低戶等。有的裏甲有田千畝；有的裏甲僅有數十畝，賦稅攤派仍是按照裏甲。這又是窮者稅重、富者稅輕，以致貧戶“家破身亡者十之八九”。
貧戶不堪壓迫，隻得破產逃亡，土地兼併死火復燃。常有一州一縣的土地，為王府所占達七成，軍屯占二成，民間僅占一成！
張居正執政期間，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餘。萬曆剛一親政，就入不敷出，親政當年就超支54萬餘兩。第二年超支176萬餘兩，以致“計十餘年之積，不足為二年抵補之資”（《萬曆起居注》）。
宮內開支再無人限製，錢不夠用，就搜刮國庫與州縣。戶部的年收入，三分之二收入內庫；州縣則“盡刮庫藏，尚不足用”（《明神宗實錄》）。
萬曆十九年至二十八年間，先後發動“三大征”，平定內亂，援朝抗倭，武功偉業固然輝煌，但總共耗去軍費1000餘萬兩，家底已經空了！
——“國儲蕩然，基無窮之禍”！
張居正攢下的家底光了，就另法搜求。萬曆二十四年，萬曆派出大批宦官充當“礦監”、“稅使”，分赴各地加征工商稅。富商不能承受，破產者十之六七。
礦稅太監隨意差遣嗬斥地方官員，搜刮勒索，僅在雲南一地就杖斃數千人，數度激起民變。
——竭澤而漁，殺雞取卵。隻要有人活著，錢是搜刮不完的。
萬曆十二年，那個把張敬修給逼死的丘橓，忍受不了官場的腐敗，上疏痛斥不正之風：“下官多以廣交為能，或明送於公門，或暗投於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幣以為賂。”
他萬分感嘆，說如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況以官致富，又以富買官！”（《萬曆邸抄》）
官如此，百姓如何？
我以為，唯一可以勉強解釋得通的，就是萬曆要以這種酷烈手段，為皇權張本，裁抑權臣。後世有人曾說，明朝隻有兩個人可稱“真宰相”，一為嚴嵩，一為張居正。但當今也有人指出，能操控全局、決定國策的，唯張居正一人而已。
明初李善長、胡惟庸，不過僅僅專恣自用、廣樹朋黨，就被朱元璋誣以謀反罪族誅。而張居正則是在十年柄政中，完全代行了皇權，成了真正的“無冕皇帝”。他忠心事君，操勞十年，使老大帝國重見雄風。但無論如何，是大大地觸犯了皇權體製——這一杯羹，寡人可與王振、劉瑾這樣的家奴分享，卻不能容得一個有作為的權臣染指。萬曆隻不過學了他的老祖宗，以非常手段摧毀權臣根基，讓千秋萬代的大臣不敢再做此念。
如此而已！
當時唯一能夠製止萬曆清算張居正的人，是慈聖太後（李太後）。但是，其間未見她有任何動作。她對張居正的人品、才幹及忠誠，應是十分信任的。萬曆的前十年，是她與小皇帝“孤兒寡母”的權力危險期，她卻毅然將一切國事委之於居正，不能不說是獨具眼光。
但張居正死後，她卻容忍了萬曆進行這場毫無必要的清算。原因何在？有人說是因為聽信了萬曆的話，貪圖張家的一點點錢財。
但我以為，還是“實用主義說”才能合理解釋她的這種沉默。
張居正生前不會對皇帝位置構成威脅，她是堅信不移的。那麽死後，世間是否還有張居正，她沒有把握。因此，借張居正身後名聲的敗亡，儆示將來可能覬覦皇權的大臣，亦無不可。
但是，這種鼠目寸光，這種卑鄙手段，很快就見出其負麵效果——簡直是天報應！
一個大國之興，須百年以上的震盪與血浸；
而一個大國之亡，隻短短十幾年間就可成為定數。
一位大國的執政者，他盡可以尚氣任性，予取予奪，甚至視民生若無物，但是，他或他的子孫絕逃不過洪水滔天的那一刻！
居正倒台，萬曆鬆綁——小皇帝久盼的這一天終於到來。
在砸爛昔日權威的狂歡之中，帝國剛剛修復的馬車，又瘋一般向懸崖馳去。
一切都反著來吧。
萬曆和張、申內閣君臣相通，“盡反其政，以媚天下”（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
張居正裁汰冗員，以舒財政之困；那麽我就恢復冗職，多多益善。至萬曆二十年，淨增139個職位，不僅將隆、萬之交所削減的職位全部恢復，還有所增加。
張居正改革學政，裁抑生員；那麽我就增加名額，任其幹政亂政，魚肉平民。
張居正整頓驛遞，縮減供應；那麽我就放寬限製，讓禁令名存實亡，大家一齊來沾光。
張居正提倡任人唯才，不拘一格；那麽我就重新設定資歷階梯，不問能不能勝任，隻管資歷夠不夠。
張居正力推考成法，講究行政效率；那我就廢除考成法，行寬厚之政，做與不做，隨你們便吧。
吏治上的鬆弛，固然是皆大歡喜，又有萬年的太平官好做了，可是，效率下降的背麵，就是腐敗上升。
而腐敗這碗美酒，皆是民力的血汗釀造！
張居正死後，一條鞭法雖然還在執行，但清丈已全部停止。最富庶的江南一帶，富戶與官府重又勾結，隱瞞土地，降低戶等。有的裏甲有田千畝；有的裏甲僅有數十畝，賦稅攤派仍是按照裏甲。這又是窮者稅重、富者稅輕，以致貧戶“家破身亡者十之八九”。
貧戶不堪壓迫，隻得破產逃亡，土地兼併死火復燃。常有一州一縣的土地，為王府所占達七成，軍屯占二成，民間僅占一成！
張居正執政期間，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餘。萬曆剛一親政，就入不敷出，親政當年就超支54萬餘兩。第二年超支176萬餘兩，以致“計十餘年之積，不足為二年抵補之資”（《萬曆起居注》）。
宮內開支再無人限製，錢不夠用，就搜刮國庫與州縣。戶部的年收入，三分之二收入內庫；州縣則“盡刮庫藏，尚不足用”（《明神宗實錄》）。
萬曆十九年至二十八年間，先後發動“三大征”，平定內亂，援朝抗倭，武功偉業固然輝煌，但總共耗去軍費1000餘萬兩，家底已經空了！
——“國儲蕩然，基無窮之禍”！
張居正攢下的家底光了，就另法搜求。萬曆二十四年，萬曆派出大批宦官充當“礦監”、“稅使”，分赴各地加征工商稅。富商不能承受，破產者十之六七。
礦稅太監隨意差遣嗬斥地方官員，搜刮勒索，僅在雲南一地就杖斃數千人，數度激起民變。
——竭澤而漁，殺雞取卵。隻要有人活著，錢是搜刮不完的。
萬曆十二年，那個把張敬修給逼死的丘橓，忍受不了官場的腐敗，上疏痛斥不正之風：“下官多以廣交為能，或明送於公門，或暗投於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幣以為賂。”
他萬分感嘆，說如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況以官致富，又以富買官！”（《萬曆邸抄》）
官如此，百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