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司禮監隨堂太監將皇上給的禮品專程送到張府，並將馮公公的密囑附耳告訴張居正。一天裏，小太監來傳話的絡繹不絕。
張居正在喪中，因驚悸悲傷臥倒在床，勉強起來叩謝，說：“我的腦袋全賴馮公公才能保住了！”（《定陵注略》）
張居正的親信、戶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識到問題的舉足輕重，索性捅開窗戶紙，建議張居正奪情以保住權力。
馮保當然是不遺餘力，在太後和萬曆、以及有關的朝臣那兒分頭做了工作。
張居正作為當事人，也是“恐一旦去，他人且謀己”。而且幾天來已有令人不安的跡象。按照舊例，在內閣辦公室，首輔去職三天後，次輔就搬到原來首輔的位子去坐，並接受同僚與下屬穿紅衣拜見。呂調陽是次輔，此次雖然沒有遷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屬拜見。
張居正知道了，有氣，說：“我還在，他就一點也不顧忌。假使我一旦出了春明門，還能讓我再回來麽？”他這裏說的是一個典故。唐朝京城長安的正門（東門）名為春明門，於是後人就以“春明”作為京城的別稱，北京成為國都後，也是被稱為“春明”的。
看來，走還是留，張居正要有一個態度了。
當時朝中諸臣，以對“奪情”的態度，分為兩大派。時人評價道，卑劣者附合，高尚者抨擊。
即使在張居正的營壘裏，也有不少人建議張居正還是順應輿論丁憂為好。張居正的門客、貢生宋堯愈、薊鎮總兵戚繼光、原大理寺卿陸光祖等，都勸張居正回鄉。戚繼光甚至提出可以讓徐階回來幹一段，反正徐老年紀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後把權還回來就是了。
這些人，可說都是張居正的至交，勸他回鄉，或者因正統觀念較重，或是權衡過其中利弊，而並非關鍵時刻對張有了離心傾向。尤其宋堯愈看得透徹，他認為：即使走了以後萬一出現不測，誹謗之風大起，有兩宮太後、皇帝和老臣聯手壓製，還不至於有大問題。又何必占據要津、手拿利器來防民之口呢？走有風險，留也有風險，但留下來的禍患要大得多。
李幼滋則堅決反對這種看法，斥之為“宋儒頭巾迂論”，他以為人一走，形勢如何變化，根本就無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舉，執宰豈可一走了之？
張居正此時進退兩難，與馮保商量了之後，認為還是奪情最為穩妥，於是才有了前麵的一場場戲。
最富於戲劇性命運的人物，當屬吏部尚書張瀚。他是由張居正一手提拔上來的，平時唯張居正馬首是瞻。朝議對他這一點極為不滿。但這次，事涉孔孟之道，他不知為何突然堅持起原則來，不肯出麵挽留張居正，以此帶動了吏部一大批官員聯合起來反奪情。
馮保傳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詔），要張瀚帶頭倡議奪情。張居正在請歸的同時，也跟張瀚吹風，讓他贊同皇帝的挽留。張瀚故作不解，說：“元輔奔喪，那是應給予特殊恩典的，但這是禮部的事，與吏部何幹？”張居正幾次派出說客曉以利害，他就是不為所動。居正大不悅，於是擬旨切責張瀚，說張瀚是“奉諭不復，無人臣禮”。當時，廷臣們個個驚恐，都紛紛附和“保留”之議。張瀚拊膺嘆息道：“三綱淪矣！”
張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彈劾這個叛徒。
結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詔，勒令張瀚致仕，吏部全體官員罰俸半年。
舉朝為之震動！
為了對輿論有個交代，從九月底起，張居正就按照慣例接連上疏，表示要回鄉守製。但是，奏本裏卻另有文章。他說：“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後又說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報答皇恩於萬一，“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徇匹夫之小節，而拘拘於常理之內乎！”
這等於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為你做超越常規的事。《明神宗實錄》的作者在記錄這件事時，也忍不住議論了一句；“觀此，而奪情之本謀盡露矣！”
此後，萬曆皇帝與張居正又演出了三留三讓的俗套戲，張居正便不再堅持要回鄉，而於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製”的折衷方案。
皇帝讓司禮監的太監魏朝隨張居正的兒子回江陵奔喪，張居正提出，過了“七七”之後，自己不隨朝議事，不參加朝廷慶典，隻赴閣辦公，並且不穿紅色官服。
張居正為表示孝心，還提出守製期間，不領工資。萬曆就特批每月由有關衙門給張家送油鹽柴米聊補困境。最荒唐的是，還讓光祿寺每天送去酒飯一桌（也不怕麻煩）。算下來比領工資還合算了。
君臣兩個自以為戲演得差不多了，於祖製、於輿論，都可以有了交代。
但他們全想不到，這把戲怎能瞞得過人？
反對奪情的官員立刻發起攻擊，且來勢兇猛，這是萬曆和張居正事前絕想不到的。
次第上陣掄開了大斧的，有四個：翰林院的編修吳中行和檢討趙用賢，刑部的員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孝。翰林院的這兩位，恰又是張居正的門生。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張居正提出“在官守製”的五天後，吳中行首先向老師發難。他的奏疏寫得相當煽情，從人倫大義上對張居正施壓。他說：元輔晝夜為公操勞，父子相別十九年。這期間，兒子的身體由壯而強，由強變衰，父親由衰成頭白，由頭白成蒼老，音容相隔開。現在父親逝於千裏之外，卻不得臨穴一哭，情何以堪！
張居正在喪中，因驚悸悲傷臥倒在床，勉強起來叩謝，說：“我的腦袋全賴馮公公才能保住了！”（《定陵注略》）
張居正的親信、戶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識到問題的舉足輕重，索性捅開窗戶紙，建議張居正奪情以保住權力。
馮保當然是不遺餘力，在太後和萬曆、以及有關的朝臣那兒分頭做了工作。
張居正作為當事人，也是“恐一旦去，他人且謀己”。而且幾天來已有令人不安的跡象。按照舊例，在內閣辦公室，首輔去職三天後，次輔就搬到原來首輔的位子去坐，並接受同僚與下屬穿紅衣拜見。呂調陽是次輔，此次雖然沒有遷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屬拜見。
張居正知道了，有氣，說：“我還在，他就一點也不顧忌。假使我一旦出了春明門，還能讓我再回來麽？”他這裏說的是一個典故。唐朝京城長安的正門（東門）名為春明門，於是後人就以“春明”作為京城的別稱，北京成為國都後，也是被稱為“春明”的。
看來，走還是留，張居正要有一個態度了。
當時朝中諸臣，以對“奪情”的態度，分為兩大派。時人評價道，卑劣者附合，高尚者抨擊。
即使在張居正的營壘裏，也有不少人建議張居正還是順應輿論丁憂為好。張居正的門客、貢生宋堯愈、薊鎮總兵戚繼光、原大理寺卿陸光祖等，都勸張居正回鄉。戚繼光甚至提出可以讓徐階回來幹一段，反正徐老年紀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後把權還回來就是了。
這些人，可說都是張居正的至交，勸他回鄉，或者因正統觀念較重，或是權衡過其中利弊，而並非關鍵時刻對張有了離心傾向。尤其宋堯愈看得透徹，他認為：即使走了以後萬一出現不測，誹謗之風大起，有兩宮太後、皇帝和老臣聯手壓製，還不至於有大問題。又何必占據要津、手拿利器來防民之口呢？走有風險，留也有風險，但留下來的禍患要大得多。
李幼滋則堅決反對這種看法，斥之為“宋儒頭巾迂論”，他以為人一走，形勢如何變化，根本就無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舉，執宰豈可一走了之？
張居正此時進退兩難，與馮保商量了之後，認為還是奪情最為穩妥，於是才有了前麵的一場場戲。
最富於戲劇性命運的人物，當屬吏部尚書張瀚。他是由張居正一手提拔上來的，平時唯張居正馬首是瞻。朝議對他這一點極為不滿。但這次，事涉孔孟之道，他不知為何突然堅持起原則來，不肯出麵挽留張居正，以此帶動了吏部一大批官員聯合起來反奪情。
馮保傳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詔），要張瀚帶頭倡議奪情。張居正在請歸的同時，也跟張瀚吹風，讓他贊同皇帝的挽留。張瀚故作不解，說：“元輔奔喪，那是應給予特殊恩典的，但這是禮部的事，與吏部何幹？”張居正幾次派出說客曉以利害，他就是不為所動。居正大不悅，於是擬旨切責張瀚，說張瀚是“奉諭不復，無人臣禮”。當時，廷臣們個個驚恐，都紛紛附和“保留”之議。張瀚拊膺嘆息道：“三綱淪矣！”
張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彈劾這個叛徒。
結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詔，勒令張瀚致仕，吏部全體官員罰俸半年。
舉朝為之震動！
為了對輿論有個交代，從九月底起，張居正就按照慣例接連上疏，表示要回鄉守製。但是，奏本裏卻另有文章。他說：“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後又說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報答皇恩於萬一，“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徇匹夫之小節，而拘拘於常理之內乎！”
這等於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為你做超越常規的事。《明神宗實錄》的作者在記錄這件事時，也忍不住議論了一句；“觀此，而奪情之本謀盡露矣！”
此後，萬曆皇帝與張居正又演出了三留三讓的俗套戲，張居正便不再堅持要回鄉，而於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製”的折衷方案。
皇帝讓司禮監的太監魏朝隨張居正的兒子回江陵奔喪，張居正提出，過了“七七”之後，自己不隨朝議事，不參加朝廷慶典，隻赴閣辦公，並且不穿紅色官服。
張居正為表示孝心，還提出守製期間，不領工資。萬曆就特批每月由有關衙門給張家送油鹽柴米聊補困境。最荒唐的是，還讓光祿寺每天送去酒飯一桌（也不怕麻煩）。算下來比領工資還合算了。
君臣兩個自以為戲演得差不多了，於祖製、於輿論，都可以有了交代。
但他們全想不到，這把戲怎能瞞得過人？
反對奪情的官員立刻發起攻擊，且來勢兇猛，這是萬曆和張居正事前絕想不到的。
次第上陣掄開了大斧的，有四個：翰林院的編修吳中行和檢討趙用賢，刑部的員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孝。翰林院的這兩位，恰又是張居正的門生。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張居正提出“在官守製”的五天後，吳中行首先向老師發難。他的奏疏寫得相當煽情，從人倫大義上對張居正施壓。他說：元輔晝夜為公操勞，父子相別十九年。這期間，兒子的身體由壯而強，由強變衰，父親由衰成頭白，由頭白成蒼老，音容相隔開。現在父親逝於千裏之外，卻不得臨穴一哭，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