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張居正也利用馮保對整個宦官係統進行約束和鉗製，以至在後來新政展開時，中官無一人敢於阻撓者。
張居正對馮的表現相當滿意，說他“未嚐內出一旨，外幹一事”。馮保對付高拱的那套辦法，從來沒對張居正使用過。
後來，有一次馮保的侄子、都督馮邦寧（名不副實）在鬧市酗酒，欺淩百姓，恰遇張居正的親隨姚曠。姚曠勸他不要胡鬧，馮邦寧不聽，反而扯壞了姚曠的腰帶。張居正遂寫了個條子給馮保，讓馮保自去處理。結果馮保果然大怒，打了侄子40大板，奪去他冠服，一年內不許參與重大活動（停職反省）。像這樣能嚴厲約束其家屬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這就是張居正的魅力所在吧。
於慎行高度讚美這一合作關係，說“自是宮府一體，其心若蘭矣”。
皇上、太後、大太監，全部搞掂。
大明中晚期的一輛規格最高的“三套車”，就這麽在歷史的冰河上跑開了！
對上的問題解決了，餘下的就是對下的問題了。張居正驟登高位，手握大權，並不等於萬事皆備，他還有一個收攏人心、建立公信力的問題，
橫在他前麵的，並不是坦途，而是溝壑縱橫。
首先是高拱的被驅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氣者。憑什麽讓他滾蛋，你坐莊？這情緒必須壓製下去。張居正坐在文淵閣中，隻覺得腳下隨時有火山要爆發，“日夕兢業”，不敢大意。他對自己聯馮驅高的貓膩，做了大量的撇清，反覆向人解釋，自己對高拱被逐曾經“冒死為之營訴”。這當然是欲蓋彌彰，但總比不蓋好。
其次是資歷問題。張居正雖然浸淫官場25年，但與前幾任首輔比起來，資歷尚淺，如何才能讓人樂於效力？這就不是說說就能辦到的了。縱觀歷史，凡能夠領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長期身居高位的資歷，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馬來。當年老嚴嵩做了7年的禮部尚書，又做了6年大學士，才升任首輔。徐階做了3年禮部尚書，後又做了10年大學士，才扶正的。這資歷，張居正根本沒法比，他雖然也做過6年大學士，但入閣前隻有禮部侍郎的虛銜，從來沒擔任過院部堂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來的。
用官場流行語來說，這是“下麵沒人”。
平時倒是沒甚問題，下麵的可以不算人。但到了當首輔的時候，你指揮不動，才能感覺到，下麵的小蘿蔔頭不僅是人，而且還很難擺弄。
張居正隻有採取清理的辦法，打一批，拉一批，目標控製得很精準。
高拱是個很幹練的吏部尚書，任職三年，基本隊伍已經建得差不多了。因此，他走後給張居正留下的，是一個需要認真對付的文官隊伍。
官員裏永遠有靠上躥下跳進讒言吃飯的傢夥，其哲學概念就是“做糖不甜做醋酸”，也就是建設性的事情做不來，毀人的事很拿手。高拱的門生韓楫就是一個。基本可以證明，高、張交惡，韓楫沒少“做醋”。
對這類人，張居正稱之為“害政者”。
“害政者”總是笑臉朝著有權勢的人，屁股朝著沒權勢的人。所以高拱看到的都是可愛的笑臉，而張居正恰恰有幸看到了許多屁股。
現在你們要換成笑臉也來不及了！
他說：“二三子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係，所謂‘芝蘭當道，不得不鋤’者。”我就是要拔了你們這些仙人掌！
但這樣的人畢竟隻是一部分，還有一些讓張居正看不順眼的，不過僅僅就是“站錯隊了”罷了。
那沒有辦法，玉石俱焚吧！
他剛一執政，就開始清理門戶，隆慶六年六月，對南北兩京四品以上官員進行考察。七月，對所有京官進行考察。這就是威力很大的“京察”。因為鎖定了目標，就不是泛泛地開大尾巴會、表言不由衷的態。兩次大掃除，共斥退吏部員外郎穆文熙等30餘人，並將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等50餘人調離京城。之後，從庶吉士中補充了一些人進來，重建了言官隊伍。
後來又貶斥了一批尚書、巡撫級別的高官。
這可以說是一次很徹底的大清洗，時人說：“一榜所黜皆高黨！”（《國朝征獻錄》）
這一通掃蕩很解決問題。那時候的官員，看問題也比較科學，降就降了，打起背包就走。一個龐大的文官體係，有升有降才是正常的。隻有在不斷代謝的東西，才是活的。隻升不降、連平級調動都要大驚小怪的官員體製，怎麽可能是個活物？不過百足之蟲罷了。
幹掉了一批，就要選拔上來一批，而且不能不像樣子，總要和“高黨”比一比。安排內閣與各部首長，也是一門藝術。如何醫治政變留下的創傷，隻有把有聲望的人安排上來。
內閣裏，高儀死了，張居正不能“獨相”。因此張居正選了禮部尚書呂調陽。呂調陽是個忠厚長者，張居正選他入閣是動了點兒腦筋的。這個平台上，不能允許有潛在的對手，哪怕他現在還很弱小。夏言、嚴嵩、徐階、高拱都各自有教訓。張居正把別人拱翻，現在就要防止悲劇在自己身上發生。這便是中國的“州官”定律。
吏部尚書由當時資望最高的楊博擔任，禮部尚書空缺由陸樹聲補上；兵部調來抗倭名將譚綸；戶部用了王國光；刑部用了王之誥；工部朱衡與左都禦史葛禮光留任。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王之誥是張居正的親家，但從不依附張，頗得輿論欣賞。
張居正對馮的表現相當滿意，說他“未嚐內出一旨，外幹一事”。馮保對付高拱的那套辦法，從來沒對張居正使用過。
後來，有一次馮保的侄子、都督馮邦寧（名不副實）在鬧市酗酒，欺淩百姓，恰遇張居正的親隨姚曠。姚曠勸他不要胡鬧，馮邦寧不聽，反而扯壞了姚曠的腰帶。張居正遂寫了個條子給馮保，讓馮保自去處理。結果馮保果然大怒，打了侄子40大板，奪去他冠服，一年內不許參與重大活動（停職反省）。像這樣能嚴厲約束其家屬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這就是張居正的魅力所在吧。
於慎行高度讚美這一合作關係，說“自是宮府一體，其心若蘭矣”。
皇上、太後、大太監，全部搞掂。
大明中晚期的一輛規格最高的“三套車”，就這麽在歷史的冰河上跑開了！
對上的問題解決了，餘下的就是對下的問題了。張居正驟登高位，手握大權，並不等於萬事皆備，他還有一個收攏人心、建立公信力的問題，
橫在他前麵的，並不是坦途，而是溝壑縱橫。
首先是高拱的被驅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氣者。憑什麽讓他滾蛋，你坐莊？這情緒必須壓製下去。張居正坐在文淵閣中，隻覺得腳下隨時有火山要爆發，“日夕兢業”，不敢大意。他對自己聯馮驅高的貓膩，做了大量的撇清，反覆向人解釋，自己對高拱被逐曾經“冒死為之營訴”。這當然是欲蓋彌彰，但總比不蓋好。
其次是資歷問題。張居正雖然浸淫官場25年，但與前幾任首輔比起來，資歷尚淺，如何才能讓人樂於效力？這就不是說說就能辦到的了。縱觀歷史，凡能夠領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長期身居高位的資歷，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馬來。當年老嚴嵩做了7年的禮部尚書，又做了6年大學士，才升任首輔。徐階做了3年禮部尚書，後又做了10年大學士，才扶正的。這資歷，張居正根本沒法比，他雖然也做過6年大學士，但入閣前隻有禮部侍郎的虛銜，從來沒擔任過院部堂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來的。
用官場流行語來說，這是“下麵沒人”。
平時倒是沒甚問題，下麵的可以不算人。但到了當首輔的時候，你指揮不動，才能感覺到，下麵的小蘿蔔頭不僅是人，而且還很難擺弄。
張居正隻有採取清理的辦法，打一批，拉一批，目標控製得很精準。
高拱是個很幹練的吏部尚書，任職三年，基本隊伍已經建得差不多了。因此，他走後給張居正留下的，是一個需要認真對付的文官隊伍。
官員裏永遠有靠上躥下跳進讒言吃飯的傢夥，其哲學概念就是“做糖不甜做醋酸”，也就是建設性的事情做不來，毀人的事很拿手。高拱的門生韓楫就是一個。基本可以證明，高、張交惡，韓楫沒少“做醋”。
對這類人，張居正稱之為“害政者”。
“害政者”總是笑臉朝著有權勢的人，屁股朝著沒權勢的人。所以高拱看到的都是可愛的笑臉，而張居正恰恰有幸看到了許多屁股。
現在你們要換成笑臉也來不及了！
他說：“二三子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係，所謂‘芝蘭當道，不得不鋤’者。”我就是要拔了你們這些仙人掌！
但這樣的人畢竟隻是一部分，還有一些讓張居正看不順眼的，不過僅僅就是“站錯隊了”罷了。
那沒有辦法，玉石俱焚吧！
他剛一執政，就開始清理門戶，隆慶六年六月，對南北兩京四品以上官員進行考察。七月，對所有京官進行考察。這就是威力很大的“京察”。因為鎖定了目標，就不是泛泛地開大尾巴會、表言不由衷的態。兩次大掃除，共斥退吏部員外郎穆文熙等30餘人，並將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等50餘人調離京城。之後，從庶吉士中補充了一些人進來，重建了言官隊伍。
後來又貶斥了一批尚書、巡撫級別的高官。
這可以說是一次很徹底的大清洗，時人說：“一榜所黜皆高黨！”（《國朝征獻錄》）
這一通掃蕩很解決問題。那時候的官員，看問題也比較科學，降就降了，打起背包就走。一個龐大的文官體係，有升有降才是正常的。隻有在不斷代謝的東西，才是活的。隻升不降、連平級調動都要大驚小怪的官員體製，怎麽可能是個活物？不過百足之蟲罷了。
幹掉了一批，就要選拔上來一批，而且不能不像樣子，總要和“高黨”比一比。安排內閣與各部首長，也是一門藝術。如何醫治政變留下的創傷，隻有把有聲望的人安排上來。
內閣裏，高儀死了，張居正不能“獨相”。因此張居正選了禮部尚書呂調陽。呂調陽是個忠厚長者，張居正選他入閣是動了點兒腦筋的。這個平台上，不能允許有潛在的對手，哪怕他現在還很弱小。夏言、嚴嵩、徐階、高拱都各自有教訓。張居正把別人拱翻，現在就要防止悲劇在自己身上發生。這便是中國的“州官”定律。
吏部尚書由當時資望最高的楊博擔任，禮部尚書空缺由陸樹聲補上；兵部調來抗倭名將譚綸；戶部用了王國光；刑部用了王之誥；工部朱衡與左都禦史葛禮光留任。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王之誥是張居正的親家，但從不依附張，頗得輿論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