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一段話中，我們似乎感受到了一種非常熟悉的邏輯方法。問題歸納得很明了，因果關係也很簡潔，但是，距離事實太遠，有太濃厚的“官樣”氣息。我們要是這樣來研究問題或者做工作，難免有人會怨聲載道。
首先所述與事實不符，地方官在當時已經不怕他一個正在被調查的親王了，準備落井下石，搞死他。其次，事情已經如實上報，誰也沒有膽量隱瞞造反的事，而恰恰“造反”才是不實的。再次，張居正也沒有斷然處置某人，洪朝選的被下獄是在12年之後；他更沒有權力廢去遼王，即使是參與了“廢遼”，也是用了一些辦法才達到目的。
第二種說法，是斷定張居正謀財害命。以蔡東藩《明史演義》為例，蔡先生描述道：“先是居正當國，曾構陷遼王憲節，廢為庶人。……居正家居荊州，故隸遼王尺籍，至憲節驕酗貪虐，多所淩轢，以此為居正所憾。且因憲節府第壯麗，暗思攘奪，可巧巡按禦史郜光先奏劾憲節淫虐、僭擬諸罪狀，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選親往勘驗，且囑令坐以謀逆，好教他一命嗚呼。待至朝選歸京，隻說他淫酗是實，謀反無據。朝旨雖廢黜憲節，禁錮高牆，居正意尚未慊，密囑湖廣巡撫勞堪，上言朝選得賄，代為憲節掩飾。朝選遂因此獲罪，羈死獄中。那時遼王府第，當然為居正所奪，遂了心願。”
這段敘述，是以清順治年間浙江學政僉事穀應泰總纂的《明史紀事本末》為藍本，添了一點醬油醋而寫成的。
老先生對張居正有看法，整本《明史演義》裏，基本上把張居正當反麵人物來寫。這裏麵有一處地方值得注意，就是說遼王“多所淩轢，以此為居正所憾”，估計遼王在長達幾十年的交往中，也沒少從心理和尊嚴上淩辱張居正，這才是一個真問題。至於其他，也有諸多不合事實處，首先郜光先並未告遼王“僭擬”罪，以私生子冒充嫡子是後來才揭出的，《明史》上說是洪朝選回京後奏報的，也有一定道理。
“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選親往勘驗，且囑令坐以謀逆”，此一句同樣顯然缺乏證據。人是皇上派去的，“謀逆”是在核查時由當地官員搞出來的，張居正事先不可能知道會發生“謀逆”鬧劇。怎麽能先就囑咐洪朝選要誣陷遼王造反？其二，前麵說過，洪朝選被誣，是在12年後，如果張居正謀奪王府是實，最多一兩年後就得逞了，與朝選獲罪不可能構成因果關係。
此外，高陽先生的《明朝的皇帝》，也是指認“構陷”是實。他寫道：“隆慶末年，襲遼王憲節，頗為驕橫，不理會張居正已為閣臣，對他家多所侵侮，張居正是個有怨必報的傢夥，且又羨慕遼府壯麗，便存下了要扳倒遼王的心思。不久，有人告遼王謀反，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按驗並無反跡，坐以‘淫酗’，遼王禁高牆，廢府，張居正奪遼府以為私第。”
他這個敘述，相對比較嚴謹，是反麵意見中比較流行的說法。僅僅“隆慶末年”一句，應為“隆慶初年”，二年嘛，當然是初年。
第三種說法，是堅決否認張居正陷害過遼王。其中方舟子先生文章《張居正二、三事》曰：“遼王由於作惡多端而被廢，此事發生於隆慶二年，當時張居正還隻在內閣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責任，也該追到當時的首輔高拱身上。”
方舟子先生是名人，是從事科學打假的，但其人治史的態度實在不敢恭維。這句為張居正開脫的話等於沒說。因為廢遼王的事是在隆慶二年十二月發生的，高拱早就於隆慶元年五月被徐階排擠走了，到隆慶三年的十二月才被張居正策應回來。他怎麽能對廢遼王負責？
持此說法的還有一位陳禮榮先生，他做了一篇考證文章《張宅並非遼府考——為張居正侵奪廢遼王府“攘以為第”的罪名辨誣 》，非常漂亮。他說：“說到遼王憲節因罪除國之事，它發生於隆慶二年。其時，張居正入閣未到兩年，位居其上的尚有首輔徐階、次輔李春芳，以及閣臣陳以勤等；以他這樣一個新近進入內閣的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想要挾私忿扳倒一個親王，顯然還不具備相應的政治能量。因此，連神宗自己在事後也曾有‘遼府廢革，既奉先帝宸斷（遺願）’的說法。”
陳先生的文章，考證謀奪遼王府是不可能的，考據非常紮實。但上麵這段話，卻說得不是很有底氣。首先，徐階在那一年的二月，就不得不徹底退休了，遼王是在年底被廢的，徐階是否參與了廢遼王的事還很難說。在決定遼王命運的時刻，可以肯定徐階已經回老家了，他不可能對此負責。至於李春芳、陳以勤，都是能力較弱的人，在這種問題上，是擋不住張居正出手的。
一個內閣大學士，是否能“挾私忿扳倒一個親王”？那就要看時機和手段如何。不要說大學士，隻要時機對了，連一個七品的言官都可能辦得到。
關鍵是，張居正到底有沒有出過手？
對於廢遼王之事，《明史》（本紀第十九，穆宗條）上記載很簡單，隻說“冬十月……己亥，廢遼王憲節為庶人”，多半個字也沒有。諸王列傳裏關於他的事多一點，但也很簡略。看來這是個微不足道的人物。
首先所述與事實不符，地方官在當時已經不怕他一個正在被調查的親王了，準備落井下石，搞死他。其次，事情已經如實上報，誰也沒有膽量隱瞞造反的事，而恰恰“造反”才是不實的。再次，張居正也沒有斷然處置某人，洪朝選的被下獄是在12年之後；他更沒有權力廢去遼王，即使是參與了“廢遼”，也是用了一些辦法才達到目的。
第二種說法，是斷定張居正謀財害命。以蔡東藩《明史演義》為例，蔡先生描述道：“先是居正當國，曾構陷遼王憲節，廢為庶人。……居正家居荊州，故隸遼王尺籍，至憲節驕酗貪虐，多所淩轢，以此為居正所憾。且因憲節府第壯麗，暗思攘奪，可巧巡按禦史郜光先奏劾憲節淫虐、僭擬諸罪狀，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選親往勘驗，且囑令坐以謀逆，好教他一命嗚呼。待至朝選歸京，隻說他淫酗是實，謀反無據。朝旨雖廢黜憲節，禁錮高牆，居正意尚未慊，密囑湖廣巡撫勞堪，上言朝選得賄，代為憲節掩飾。朝選遂因此獲罪，羈死獄中。那時遼王府第，當然為居正所奪，遂了心願。”
這段敘述，是以清順治年間浙江學政僉事穀應泰總纂的《明史紀事本末》為藍本，添了一點醬油醋而寫成的。
老先生對張居正有看法，整本《明史演義》裏，基本上把張居正當反麵人物來寫。這裏麵有一處地方值得注意，就是說遼王“多所淩轢，以此為居正所憾”，估計遼王在長達幾十年的交往中，也沒少從心理和尊嚴上淩辱張居正，這才是一個真問題。至於其他，也有諸多不合事實處，首先郜光先並未告遼王“僭擬”罪，以私生子冒充嫡子是後來才揭出的，《明史》上說是洪朝選回京後奏報的，也有一定道理。
“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選親往勘驗，且囑令坐以謀逆”，此一句同樣顯然缺乏證據。人是皇上派去的，“謀逆”是在核查時由當地官員搞出來的，張居正事先不可能知道會發生“謀逆”鬧劇。怎麽能先就囑咐洪朝選要誣陷遼王造反？其二，前麵說過，洪朝選被誣，是在12年後，如果張居正謀奪王府是實，最多一兩年後就得逞了，與朝選獲罪不可能構成因果關係。
此外，高陽先生的《明朝的皇帝》，也是指認“構陷”是實。他寫道：“隆慶末年，襲遼王憲節，頗為驕橫，不理會張居正已為閣臣，對他家多所侵侮，張居正是個有怨必報的傢夥，且又羨慕遼府壯麗，便存下了要扳倒遼王的心思。不久，有人告遼王謀反，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按驗並無反跡，坐以‘淫酗’，遼王禁高牆，廢府，張居正奪遼府以為私第。”
他這個敘述，相對比較嚴謹，是反麵意見中比較流行的說法。僅僅“隆慶末年”一句，應為“隆慶初年”，二年嘛，當然是初年。
第三種說法，是堅決否認張居正陷害過遼王。其中方舟子先生文章《張居正二、三事》曰：“遼王由於作惡多端而被廢，此事發生於隆慶二年，當時張居正還隻在內閣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責任，也該追到當時的首輔高拱身上。”
方舟子先生是名人，是從事科學打假的，但其人治史的態度實在不敢恭維。這句為張居正開脫的話等於沒說。因為廢遼王的事是在隆慶二年十二月發生的，高拱早就於隆慶元年五月被徐階排擠走了，到隆慶三年的十二月才被張居正策應回來。他怎麽能對廢遼王負責？
持此說法的還有一位陳禮榮先生，他做了一篇考證文章《張宅並非遼府考——為張居正侵奪廢遼王府“攘以為第”的罪名辨誣 》，非常漂亮。他說：“說到遼王憲節因罪除國之事，它發生於隆慶二年。其時，張居正入閣未到兩年，位居其上的尚有首輔徐階、次輔李春芳，以及閣臣陳以勤等；以他這樣一個新近進入內閣的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想要挾私忿扳倒一個親王，顯然還不具備相應的政治能量。因此，連神宗自己在事後也曾有‘遼府廢革，既奉先帝宸斷（遺願）’的說法。”
陳先生的文章，考證謀奪遼王府是不可能的，考據非常紮實。但上麵這段話，卻說得不是很有底氣。首先，徐階在那一年的二月，就不得不徹底退休了，遼王是在年底被廢的，徐階是否參與了廢遼王的事還很難說。在決定遼王命運的時刻，可以肯定徐階已經回老家了，他不可能對此負責。至於李春芳、陳以勤，都是能力較弱的人，在這種問題上，是擋不住張居正出手的。
一個內閣大學士，是否能“挾私忿扳倒一個親王”？那就要看時機和手段如何。不要說大學士，隻要時機對了，連一個七品的言官都可能辦得到。
關鍵是，張居正到底有沒有出過手？
對於廢遼王之事，《明史》（本紀第十九，穆宗條）上記載很簡單，隻說“冬十月……己亥，廢遼王憲節為庶人”，多半個字也沒有。諸王列傳裏關於他的事多一點，但也很簡略。看來這是個微不足道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