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臣楊繼盛的下場非常慘烈。
這位一根筋的楊先生是張居正的進士同年，時任兵部員外郎。他挑戰嚴嵩，幾乎等於飛蛾撲火。忠勇固然可嘉，可是旁觀者看了，很難不膽戰心驚。就在張居正告假的第二年，係獄已三年的楊繼盛，被嚴嵩陰險地借皇帝之手殺死。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這句聞名於今世的話，就出自這位硬漢。勇士留其名，千百載之後都會有人嘆服。他當時沒有改變得了什麽，皇帝下詔殺他，也隻不過就當撚死了個蟲子。大明天下幾乎爛透了的道義，他一個瘦弱的肩膀能擔得起來麽？
但是，他不與王八蛋們苟活在同一片天下的絕然，卻為萬世的人們昭示了——“男子漢”三個字該怎樣寫！
他死了，留下了一捧正義之火。人們固然是噤聲了，但離爆發的時日也就不遠了。
張居正的選擇，則是與惡濁的政治一刀兩斷。在江陵老家，他開始了“臥龍”式的生涯。“卜築小湖山中，課家僮，插土編茅，築一室，僅三五椽，種竹半畝，養一臒鶴，終日閉關不啟，人無所得望見，唯令童子數人，事灑歸，煮茶洗藥。有時讀書，或棲神胎息，內視返觀。久之，既神氣日益壯。”（張敬修《文忠公行實》）
這簡直是活神仙了！張家原來僅是清貧之家，張居正小的時候，家裏可以說是無存儲一擔之糧。但在他中舉後，祖父輩經商有方，才得攢下數十畝田。現在，他可以優遊了。
山居的日子令他迷戀，甚至，不禁有“終焉之誌”了——老死在這兒，也未嚐不可。
但是，對政治的熱中，對民情的焦慮，對國事的牽掛，都註定他當不了陶淵明。
在鄉間，他常繞行在阡陌間，看那些“田夫傭叟”。看到他們“被風露，炙熇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飢”；稍遇荒年，母親就要賣掉孩子才能度日。而官吏催稅催糧，就像火上了房一般急吼吼。放眼鄉間，何處不是寡婦夜哭，盜賊橫行……
農民這日子，怎麽過啊？
張居正的心也是肉長的，“未嚐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然而，當朝的大佬們，隻要有官好做，他們怎能有切膚之痛？
張居正痛心於“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什麽叫“苦於兼併”？就是農民失地！農民們本來就賤，失了地，就更賤到了底！
在明代，選了庶吉士的人，做外官的機會很少。不做外官，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農民有多苦。張居正曾經有過做外官的念頭，但沒辦法實現。這次在家中隱居，是他第一次以政治家的眼光來看民間疾苦，就越發不能安坐了。
他想到，要想老百姓活得滋潤點兒，莫如省徵發，輕關稅，以厚商而利農。
民間的問題，看來古今都是一樣的。解決問題的那層窗戶紙，其實也是一捅就破的。
問題是，沒有人來捅——關我鳥事！肉食者別有懷抱，懂嗎？
張居正是看得夠了。他心裏的火，還沒有熄盡。隱居江陵時，他曾與好友前去同遊南嶽衡山。留下的幾篇詩中，流露出他內心的矛盾：是消極避世，還是做大事業？實在難以取捨。
“山色有情能戀客，竹間將別卻憐君。”這是忘情於山水間了。
“欲騁萬裏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誌，毋貽白首羞！”這又是想揚鞭奮蹄，幹他個天翻地覆了。
老爹張文明，不懂兒子內心裏的這些羅裏八嗦，看見兒子高臥山中一晃就是三年，不免悶悶不樂。孫子們問他為何焦慮，他起身就走，像沒聽到一樣。
老人家想的也許是：張家，完了。
他哪裏會想到，能山居者，往往就是有大誌者。他的寶貝兒子攪動天下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來了。
這三年的山中生活，張居正並沒有隻顧埋頭讀書，也絕非飽食終日，他在眼觀八方，發微探幽——帝國的病症究竟在哪裏？
隱居的第二年秋，正值俺答部落的手頭又緊了，與明朝貿易不成，就搶。韃靼兵犯大同、宣府，十多天後，又奔襲至懷來，北京再次不寒而慄，宣布戒嚴。
俺答雖然擁兵十萬，為蒙古土默特部的勢力最強者，但畢竟不是以往遼、金那樣強盛的國家。僅僅是為搶奪一點財物與人口，竟逼得大明朝的首都屢屢戒嚴。堂堂大國，怎會衰弱到如此地步？
這一時期，張居正對於“國病”的思考，已是一針見血。他早看出來，像嚴嵩這樣貪得無厭的高官盤踞上位，必然是“財貨上流，百姓嗷嗷”。何謂“財貨上流”？就是，財富都流到上流社會去了。皇室的奢靡，權奸的搜刮，無日無休。國家的各類機構就是無數條吸管，有多少民力禁得起這樣來榨！
張居正在一篇《贈友人詩》的長序中說，漢代賈誼有言，如果生產的人少，靡費（胡亂花錢）的人多，“天下財力，安得不困”？居正感到萬難理解的是，居然有人不求從根本上除去這弊端，反而競相仿效奸商狂斂老百姓的財富，這怎麽能使國家富起來呢？
因此，“國本”一定要小心培植，“元元”（老百姓）更是要加以厚待，坐江山，就要做一個“計度久遠”的統治者。
這位一根筋的楊先生是張居正的進士同年，時任兵部員外郎。他挑戰嚴嵩，幾乎等於飛蛾撲火。忠勇固然可嘉，可是旁觀者看了，很難不膽戰心驚。就在張居正告假的第二年，係獄已三年的楊繼盛，被嚴嵩陰險地借皇帝之手殺死。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這句聞名於今世的話，就出自這位硬漢。勇士留其名，千百載之後都會有人嘆服。他當時沒有改變得了什麽，皇帝下詔殺他，也隻不過就當撚死了個蟲子。大明天下幾乎爛透了的道義，他一個瘦弱的肩膀能擔得起來麽？
但是，他不與王八蛋們苟活在同一片天下的絕然，卻為萬世的人們昭示了——“男子漢”三個字該怎樣寫！
他死了，留下了一捧正義之火。人們固然是噤聲了，但離爆發的時日也就不遠了。
張居正的選擇，則是與惡濁的政治一刀兩斷。在江陵老家，他開始了“臥龍”式的生涯。“卜築小湖山中，課家僮，插土編茅，築一室，僅三五椽，種竹半畝，養一臒鶴，終日閉關不啟，人無所得望見，唯令童子數人，事灑歸，煮茶洗藥。有時讀書，或棲神胎息，內視返觀。久之，既神氣日益壯。”（張敬修《文忠公行實》）
這簡直是活神仙了！張家原來僅是清貧之家，張居正小的時候，家裏可以說是無存儲一擔之糧。但在他中舉後，祖父輩經商有方，才得攢下數十畝田。現在，他可以優遊了。
山居的日子令他迷戀，甚至，不禁有“終焉之誌”了——老死在這兒，也未嚐不可。
但是，對政治的熱中，對民情的焦慮，對國事的牽掛，都註定他當不了陶淵明。
在鄉間，他常繞行在阡陌間，看那些“田夫傭叟”。看到他們“被風露，炙熇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飢”；稍遇荒年，母親就要賣掉孩子才能度日。而官吏催稅催糧，就像火上了房一般急吼吼。放眼鄉間，何處不是寡婦夜哭，盜賊橫行……
農民這日子，怎麽過啊？
張居正的心也是肉長的，“未嚐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然而，當朝的大佬們，隻要有官好做，他們怎能有切膚之痛？
張居正痛心於“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什麽叫“苦於兼併”？就是農民失地！農民們本來就賤，失了地，就更賤到了底！
在明代，選了庶吉士的人，做外官的機會很少。不做外官，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農民有多苦。張居正曾經有過做外官的念頭，但沒辦法實現。這次在家中隱居，是他第一次以政治家的眼光來看民間疾苦，就越發不能安坐了。
他想到，要想老百姓活得滋潤點兒，莫如省徵發，輕關稅，以厚商而利農。
民間的問題，看來古今都是一樣的。解決問題的那層窗戶紙，其實也是一捅就破的。
問題是，沒有人來捅——關我鳥事！肉食者別有懷抱，懂嗎？
張居正是看得夠了。他心裏的火，還沒有熄盡。隱居江陵時，他曾與好友前去同遊南嶽衡山。留下的幾篇詩中，流露出他內心的矛盾：是消極避世，還是做大事業？實在難以取捨。
“山色有情能戀客，竹間將別卻憐君。”這是忘情於山水間了。
“欲騁萬裏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誌，毋貽白首羞！”這又是想揚鞭奮蹄，幹他個天翻地覆了。
老爹張文明，不懂兒子內心裏的這些羅裏八嗦，看見兒子高臥山中一晃就是三年，不免悶悶不樂。孫子們問他為何焦慮，他起身就走，像沒聽到一樣。
老人家想的也許是：張家，完了。
他哪裏會想到，能山居者，往往就是有大誌者。他的寶貝兒子攪動天下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來了。
這三年的山中生活，張居正並沒有隻顧埋頭讀書，也絕非飽食終日，他在眼觀八方，發微探幽——帝國的病症究竟在哪裏？
隱居的第二年秋，正值俺答部落的手頭又緊了，與明朝貿易不成，就搶。韃靼兵犯大同、宣府，十多天後，又奔襲至懷來，北京再次不寒而慄，宣布戒嚴。
俺答雖然擁兵十萬，為蒙古土默特部的勢力最強者，但畢竟不是以往遼、金那樣強盛的國家。僅僅是為搶奪一點財物與人口，竟逼得大明朝的首都屢屢戒嚴。堂堂大國，怎會衰弱到如此地步？
這一時期，張居正對於“國病”的思考，已是一針見血。他早看出來，像嚴嵩這樣貪得無厭的高官盤踞上位，必然是“財貨上流，百姓嗷嗷”。何謂“財貨上流”？就是，財富都流到上流社會去了。皇室的奢靡，權奸的搜刮，無日無休。國家的各類機構就是無數條吸管，有多少民力禁得起這樣來榨！
張居正在一篇《贈友人詩》的長序中說，漢代賈誼有言，如果生產的人少，靡費（胡亂花錢）的人多，“天下財力，安得不困”？居正感到萬難理解的是，居然有人不求從根本上除去這弊端，反而競相仿效奸商狂斂老百姓的財富，這怎麽能使國家富起來呢？
因此，“國本”一定要小心培植，“元元”（老百姓）更是要加以厚待，坐江山，就要做一個“計度久遠”的統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