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哀士自己都感到吃驚。不久之後，他就脫去了黑色法衣，官袍加身，成了法蘭西大革命的發起人以及雅各賓俱樂部的最早成員之一。隨著他名聲四揚，他的熟人也日益增多，其中一些，如路易國王財政大臣的女兒——叛逆的斯塔爾夫人、著名的數學家和哲學家內克爾（necker）、富裕的農業稅務官和哲學家愛爾維修的寡婦等都成了他的密友；但是，他們之間的友誼仍然限於政治的範疇。人際的溫情和來往對於西哀士來說仍然是陌生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鬱鬱寡歡的神父實際上仍然沒有任何社交生活可言。
第十二章 政變的前奏(2)
雖然他偶爾發表演講、文章和談話，但真到了關鍵時刻，西哀士往往躲在後台，從來不敢做出任何決斷。的確，他的一生都是躲在幕後，膽小、優柔寡斷，幾乎像個懦夫，迴避任何政治領導作用和責任，藉口通常是他的體弱多病。隻是在特別的場合，他的身後有多數的支持者時，他才會挺身而出，如1793年1月，他和塔列朗、巴拉斯、卡爾諾等大多數大革命的領袖一起投票贊成將路易十六處死。雖然他不止一次參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但都不是拋頭露麵的工作，而是埋頭於諸如國家教育體係之類默默無聞的事。
因此，當1795年5月28日國民公會宣布逮捕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時，在長長的名單上居然沒有西哀士的名字——因為早在一個月以前，他就使自己成為了國民公會的主席。
1795年夏秋之際，熱月黨解散國民公會，成立了第一任督政府，並組成了五百人團（有500名成員）和元老院（有250名成員）輔助督政府執政。西哀士雖然並不欣賞《共和3年憲法》（他希望自己製定憲法）仍勉強接受，他沒有像機會主義的巴拉斯那樣在當年10月就屈就加入督政府。但西哀士卻樂意成為新成立的法國科學院的一員，此外，他理所當然地被選為五百人團的成員，並在該院對新成立的督政府在因農業歉收而十分艱難的法國採取壓製行為而展開了一係列的攻擊。
法國大革命的一個有趣的特點就是革命使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包括在性格、價值觀、外表和目標都大相逕庭的西哀士和拿破崙·波拿巴。頗具洞察力的斯塔爾夫人在對拿破崙將軍投桃報李之後，說她發現拿破崙“自我感覺好的時候，在他身上有些蔑視他人的東西；當他完全放鬆的時候，則顯得非常平庸”。同樣的蔑視和懷疑在西哀士身上以及當時的許多政治領袖身上都有。1797年12月，當拿破崙在萊奧本（leoben）談判並臨時占領威尼斯、手上捏著與庇護六世簽訂的多倫提諾（tolentino）條約以及與奧地利人簽訂的坎波富米奧和約從義大利凱旋歸來時，西哀士曾對這位征服英雄充滿了敵意。接著，西哀士又不得不出席了為這位凱旋將軍舉行的3個慶祝會，包括由政治家弗朗西斯·德·納夏托舉行的邀請了科學院成員的盛大晚宴（兩周後拿破崙被選為科學院成員）、可愛的斯塔爾夫人舉行的私人晚宴，以及兩院為慶賀拿破崙簽訂新的和平條約而舉行的盛大宴會。就是在這次宴會的演講時，拿破崙對法國人提出了警告並說：“有朝一日，當法國人民的幸福得到最有實效的法律保障時，歐洲就獲得自由了。”當時隻有一個人對這句話表示了特別的關注，他就是西哀士。1798年，為了擺脫督政府麵臨的政治困境，在塔列朗的全力支持下，雖然神父西哀士既沒有外交經驗也不會說德文，卻被突然任命為革命政府駐柏林大使。可是將弒君者西哀士派到激烈反對共和國的弗裏德裏希·威廉三世的普魯士宮廷，對於這兩個對抗的國家恢復和睦邦交毫無益處。
此時，法國的形勢十分不妙：1797年12月，法國的宿敵英國和俄國聯手；1798年3月25日，儒爾當將軍在斯德哥爾摩打了敗仗；1799年4月27日，莫羅3將軍被俄國和奧地利聯軍擊敗；而拿破崙此時正在埃及的流沙中艱難地跋涉。雪上加霜的是，1798年9月，沙皇保羅一世又向法國宣戰；由於西哀士的無能，法國和普魯士的關係惡化。可是，在西哀士不在法國的情況下，1799年5月16日，他被選為督政官。他立即離開柏林，回到巴黎。
從一開始就用鐵腕統治督政府的巴拉斯在政治上和人格上都十分憎惡西哀士，但其他的“共和派”人士，包括斯塔爾夫人最近的情人班傑明·康斯坦都寄希望於西哀士能夠扭轉共和國的局麵。西哀士是在國家處於為難之時離開的，現在又在憲法危機的情況下回來。當他還在返回法國的路上時，也就是6月5日，五百人團向督政府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督政府對其國內外的行動和政策的合法性進行證明。3天後，當西哀士宣誓成為督政府新成員的時候，督政府仍然沒有對五百人團的通牒做出答覆。
正在策劃回國的拿破崙對於此時法國的形勢尚一無所知。憲法危機、元老院和五百人團與督政府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6月16日，發出最後通牒的第11天，兩院仍然沒有得到督政府的任何答覆。於是兩院宣布召開緊急會議。作為報復，督政府在次日成功地解除了特雷亞爾督政的職務，原因是他的選舉因技術上的緣故而無效，由更易控製的原司法大臣戈耶取代他。巴黎的政治局勢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
6月18日，五百人團開始發動進攻，他們公開指責督政府“廢止了共和精神、壓製了自由、迫害了共和派”，督政府中的穆蘭和勒維韋爾被迫辭職。西哀士作為穆蘭的朋友，坐在旁邊一言不發，既沒有表示抗議也沒有對他表示幫助。督政府人員的撤換，導致內閣部長的全部撤換：塔列朗由雷亞爾取代，康巴塞雷斯當上了司法部長、富歇當上了警察局長、坎特當內政部長、貝納多特當上了陸軍部長。令人不解的是：正是西哀士取消了原來的派遣布律克斯到埃及去調查拿破崙將軍及其東方軍的情況並將他們帶回國的決定。但是，盡管進行了一係列的人事更迭，卻無法挽回法國上層社會的道德腐敗，公共官員的夫人被暗娼和妓女所取代，巴黎的兩大腐敗的根源是金錢和權勢。與此同時，巴拉斯仍然“是新時代的典範：從公事到玩樂，從玩樂到政治，再從政治到公事”。西哀士在聽到大革命時代的稱呼“公民”被“先生”和“夫人”所取代時，這位神父深感震驚地說：“這簡直是可恥！”
第十二章 政變的前奏(2)
雖然他偶爾發表演講、文章和談話，但真到了關鍵時刻，西哀士往往躲在後台，從來不敢做出任何決斷。的確，他的一生都是躲在幕後，膽小、優柔寡斷，幾乎像個懦夫，迴避任何政治領導作用和責任，藉口通常是他的體弱多病。隻是在特別的場合，他的身後有多數的支持者時，他才會挺身而出，如1793年1月，他和塔列朗、巴拉斯、卡爾諾等大多數大革命的領袖一起投票贊成將路易十六處死。雖然他不止一次參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但都不是拋頭露麵的工作，而是埋頭於諸如國家教育體係之類默默無聞的事。
因此，當1795年5月28日國民公會宣布逮捕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時，在長長的名單上居然沒有西哀士的名字——因為早在一個月以前，他就使自己成為了國民公會的主席。
1795年夏秋之際，熱月黨解散國民公會，成立了第一任督政府，並組成了五百人團（有500名成員）和元老院（有250名成員）輔助督政府執政。西哀士雖然並不欣賞《共和3年憲法》（他希望自己製定憲法）仍勉強接受，他沒有像機會主義的巴拉斯那樣在當年10月就屈就加入督政府。但西哀士卻樂意成為新成立的法國科學院的一員，此外，他理所當然地被選為五百人團的成員，並在該院對新成立的督政府在因農業歉收而十分艱難的法國採取壓製行為而展開了一係列的攻擊。
法國大革命的一個有趣的特點就是革命使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包括在性格、價值觀、外表和目標都大相逕庭的西哀士和拿破崙·波拿巴。頗具洞察力的斯塔爾夫人在對拿破崙將軍投桃報李之後，說她發現拿破崙“自我感覺好的時候，在他身上有些蔑視他人的東西；當他完全放鬆的時候，則顯得非常平庸”。同樣的蔑視和懷疑在西哀士身上以及當時的許多政治領袖身上都有。1797年12月，當拿破崙在萊奧本（leoben）談判並臨時占領威尼斯、手上捏著與庇護六世簽訂的多倫提諾（tolentino）條約以及與奧地利人簽訂的坎波富米奧和約從義大利凱旋歸來時，西哀士曾對這位征服英雄充滿了敵意。接著，西哀士又不得不出席了為這位凱旋將軍舉行的3個慶祝會，包括由政治家弗朗西斯·德·納夏托舉行的邀請了科學院成員的盛大晚宴（兩周後拿破崙被選為科學院成員）、可愛的斯塔爾夫人舉行的私人晚宴，以及兩院為慶賀拿破崙簽訂新的和平條約而舉行的盛大宴會。就是在這次宴會的演講時，拿破崙對法國人提出了警告並說：“有朝一日，當法國人民的幸福得到最有實效的法律保障時，歐洲就獲得自由了。”當時隻有一個人對這句話表示了特別的關注，他就是西哀士。1798年，為了擺脫督政府麵臨的政治困境，在塔列朗的全力支持下，雖然神父西哀士既沒有外交經驗也不會說德文，卻被突然任命為革命政府駐柏林大使。可是將弒君者西哀士派到激烈反對共和國的弗裏德裏希·威廉三世的普魯士宮廷，對於這兩個對抗的國家恢復和睦邦交毫無益處。
此時，法國的形勢十分不妙：1797年12月，法國的宿敵英國和俄國聯手；1798年3月25日，儒爾當將軍在斯德哥爾摩打了敗仗；1799年4月27日，莫羅3將軍被俄國和奧地利聯軍擊敗；而拿破崙此時正在埃及的流沙中艱難地跋涉。雪上加霜的是，1798年9月，沙皇保羅一世又向法國宣戰；由於西哀士的無能，法國和普魯士的關係惡化。可是，在西哀士不在法國的情況下，1799年5月16日，他被選為督政官。他立即離開柏林，回到巴黎。
從一開始就用鐵腕統治督政府的巴拉斯在政治上和人格上都十分憎惡西哀士，但其他的“共和派”人士，包括斯塔爾夫人最近的情人班傑明·康斯坦都寄希望於西哀士能夠扭轉共和國的局麵。西哀士是在國家處於為難之時離開的，現在又在憲法危機的情況下回來。當他還在返回法國的路上時，也就是6月5日，五百人團向督政府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督政府對其國內外的行動和政策的合法性進行證明。3天後，當西哀士宣誓成為督政府新成員的時候，督政府仍然沒有對五百人團的通牒做出答覆。
正在策劃回國的拿破崙對於此時法國的形勢尚一無所知。憲法危機、元老院和五百人團與督政府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6月16日，發出最後通牒的第11天，兩院仍然沒有得到督政府的任何答覆。於是兩院宣布召開緊急會議。作為報復，督政府在次日成功地解除了特雷亞爾督政的職務，原因是他的選舉因技術上的緣故而無效，由更易控製的原司法大臣戈耶取代他。巴黎的政治局勢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
6月18日，五百人團開始發動進攻，他們公開指責督政府“廢止了共和精神、壓製了自由、迫害了共和派”，督政府中的穆蘭和勒維韋爾被迫辭職。西哀士作為穆蘭的朋友，坐在旁邊一言不發，既沒有表示抗議也沒有對他表示幫助。督政府人員的撤換，導致內閣部長的全部撤換：塔列朗由雷亞爾取代，康巴塞雷斯當上了司法部長、富歇當上了警察局長、坎特當內政部長、貝納多特當上了陸軍部長。令人不解的是：正是西哀士取消了原來的派遣布律克斯到埃及去調查拿破崙將軍及其東方軍的情況並將他們帶回國的決定。但是，盡管進行了一係列的人事更迭，卻無法挽回法國上層社會的道德腐敗，公共官員的夫人被暗娼和妓女所取代，巴黎的兩大腐敗的根源是金錢和權勢。與此同時，巴拉斯仍然“是新時代的典範：從公事到玩樂，從玩樂到政治，再從政治到公事”。西哀士在聽到大革命時代的稱呼“公民”被“先生”和“夫人”所取代時，這位神父深感震驚地說：“這簡直是可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