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門外，越想越不是滋味兒，想進去再說理去，可是一推門，發現門已經鎖上了。我再也忍不住，飛起一腳踹在門上，破口大罵：“姓陳的我操你姥姥！你他媽的就是個騙子，什麽他媽的公平公正，什麽他媽的反腐倡廉，全都是放屁！還他媽‘焊王’呢，我把你娘的老逼焊上。”
屋子裏靜悄悄的，毫無聲息。
我被幾個同事拉拉扯扯勸回了車間，怒氣漸漸平息，渾身筋疲力盡。我失魂落魄地坐在凳子上，看著我揮汗如雨十幾年的車間，心中一陣陣酸楚，幾乎忍不住要放聲大哭。
一個姓何的同事走過來坐在我旁邊，遞給我一支煙，我們倆點上火默默地抽著。他跟我一樣，也在名單上。
“老趙，真沒想到你也在名單上。”老何說。
我低下頭沒吭聲，狠狠抽了一口煙，以掩飾我就要忍不住掉下來的淚水。
“你是不是沒給禿頭陳送禮啊？”老何問。
“嗯。”我點點頭說，“我問過禿頭陳，他說他不收禮，還告訴我不許搞不正之風。”
“他那是放屁。什麽他媽的不正之風，他自己都是不正之風，還不收禮，他收的禮都沒地方放了，不收那是嫌少。”老何憤憤地說。
“你送了嗎？”我問。
“送了啊。”老何委屈地說。
“送了怎麽還有你？”我問。
“送的少了唄，我送了兩條中華兩瓶五糧液呢，我以為不少了，我看見還有隻送一條煙的呢。後來我跟人一打聽，差點沒悔死我，你猜怎麽著？人家送的煙，煙盒裏裝的都是錢，就我他媽的是傻子，竟然送的是真煙。”老何幾乎要哭了。
“這個禿驢，太他媽的狠了，咱寫信告他媽的。”我怒道。
“算了吧老趙，別犯傻了你，人家禿頭陳的哥哥在紀委，嫂子在反貪局，你上哪告去？小心整死你。”老何說。
我領教過這些人的厲害，明白自己確實無能為力，隻好癱坐在凳子上長嘆一聲，自言自語道：“媽的，就沒有個說理的地方嗎？”
“嘿嘿。”老何冷笑兩聲說，“沒有。”
2002年12月15號，我最後一天上班，那天我穿得很正式，倒不是為了緬懷點什麽，我還沒那麽矯情，就是想最後一天了，弄得利利索索的，別給自己丟臉。那天其實已經沒有給我們的活兒了，大家都是去收拾東西的，我的東西不多，除了一些自己用過的勞保用品，就是一些獎狀，兩麵錦旗，還有幾個獎章，我站在工廠的大門口，手裏捧著一堆獎章獎狀，嘴裏一陣陣發苦。這些曾經的榮譽，如今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嘲弄：你不是很厲害嗎？你不是先進工作者嗎？你不是勞動模範嗎？你不是還想當三八紅旗手嗎？你咋下來了呢？
那天要走的工人中，有很多幹了二三十年的老職工，我記得當時很多人都跟犯病了一樣。有人抱著自己用過的車床號啕大哭，死也不肯撒手，有人一遍遍擦拭自己用過的工具，像個傻子一樣自言自語。壓容車間有個老工人丁師傅，十八歲進廠，整整幹了四十年，其年五十八歲，再熬兩年就退休，結果一不小心也下崗了，老頭怎麽想也想不通，拎著一把菜刀堵在廠門口，要找廠領導拚命，後來領導報了警，他才被帶走，聽說回家待了不到一年就死了。
相比之下，我還算是比較理智的，隻不過在廠門口畫了個圓圈，把那些破獎狀什麽的點了一把火燒了而已。
在我蹲在地上燒獎狀那一刻，我還隻是單純地把下崗理解為失業而已，我滿腦子都是安慰自己的格言，比如什麽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啊，天無絕人之路啊，二十年後老子又是一條好漢啊，亂七八糟的什麽都有。可是事實證明我又想錯了，下崗絕不僅僅是失業那麽簡單，它再一次改變了我的生活。
率先發難的是葉紅，我們一個廠的，這事兒瞞不了她。得知我下崗的消息後，葉紅沒有埋怨我本事不濟運氣不佳，更沒有歇斯底裏地大鬧，事實上，她表現出了驚人的冷靜與果斷，在最短時間內擬定了一份離婚協議書，孩子怎麽辦，財產怎麽分，全都寫得明明白白。我知道這些年來我們倆大吵小吵，她早就過夠了，我下崗不過就是個導火索罷了。可是要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就做出如此果斷的決定，而且考慮得還如此全麵周到，絲毫不受什麽“一日夫妻百日恩”之類的傳統觀念所束縛，卻也著實令我好生敬仰。
當然了，財產分配之所以這麽順利，也是因為我們家確實沒什麽好分的，不像現在什麽大富豪啊之類的，離婚官司都能打好幾年。我們倆就這麽點家底兒，不到兩分鍾就分沒了。房子歸她，倆孩子歸我，存摺上有兩萬多塊錢(本來還能更多點，可是前幾年買斷房子產權交了幾萬塊)，一人一半，她每月負擔兩個孩子生活費三百元，隨時可以探視孩子。從協議到正式離婚隻用了不到一個禮拜，期間我們心平氣和相敬如賓，沒吵過一句嘴。
離婚的事兒倆孩子很快知道了，是我告訴他們的，沒辦法，孩子大了，瞞不住，不如早點跟他們說。我以為他們倆會很難過，或者心理上比較難以接受，誰知道兩個孩子的反應很是平靜，說他們早就料到有這一天，還說離了也好，省得你們倆相互折磨，誰也過不好，從今以後爸爸還是爸爸，媽媽還是媽媽，我們無所謂。我被孩子們的高風亮節感動得一塌糊塗，同時也暗暗心驚——現在的孩子，太早熟了點！
屋子裏靜悄悄的，毫無聲息。
我被幾個同事拉拉扯扯勸回了車間，怒氣漸漸平息，渾身筋疲力盡。我失魂落魄地坐在凳子上，看著我揮汗如雨十幾年的車間，心中一陣陣酸楚，幾乎忍不住要放聲大哭。
一個姓何的同事走過來坐在我旁邊，遞給我一支煙，我們倆點上火默默地抽著。他跟我一樣，也在名單上。
“老趙，真沒想到你也在名單上。”老何說。
我低下頭沒吭聲，狠狠抽了一口煙，以掩飾我就要忍不住掉下來的淚水。
“你是不是沒給禿頭陳送禮啊？”老何問。
“嗯。”我點點頭說，“我問過禿頭陳，他說他不收禮，還告訴我不許搞不正之風。”
“他那是放屁。什麽他媽的不正之風，他自己都是不正之風，還不收禮，他收的禮都沒地方放了，不收那是嫌少。”老何憤憤地說。
“你送了嗎？”我問。
“送了啊。”老何委屈地說。
“送了怎麽還有你？”我問。
“送的少了唄，我送了兩條中華兩瓶五糧液呢，我以為不少了，我看見還有隻送一條煙的呢。後來我跟人一打聽，差點沒悔死我，你猜怎麽著？人家送的煙，煙盒裏裝的都是錢，就我他媽的是傻子，竟然送的是真煙。”老何幾乎要哭了。
“這個禿驢，太他媽的狠了，咱寫信告他媽的。”我怒道。
“算了吧老趙，別犯傻了你，人家禿頭陳的哥哥在紀委，嫂子在反貪局，你上哪告去？小心整死你。”老何說。
我領教過這些人的厲害，明白自己確實無能為力，隻好癱坐在凳子上長嘆一聲，自言自語道：“媽的，就沒有個說理的地方嗎？”
“嘿嘿。”老何冷笑兩聲說，“沒有。”
2002年12月15號，我最後一天上班，那天我穿得很正式，倒不是為了緬懷點什麽，我還沒那麽矯情，就是想最後一天了，弄得利利索索的，別給自己丟臉。那天其實已經沒有給我們的活兒了，大家都是去收拾東西的，我的東西不多，除了一些自己用過的勞保用品，就是一些獎狀，兩麵錦旗，還有幾個獎章，我站在工廠的大門口，手裏捧著一堆獎章獎狀，嘴裏一陣陣發苦。這些曾經的榮譽，如今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嘲弄：你不是很厲害嗎？你不是先進工作者嗎？你不是勞動模範嗎？你不是還想當三八紅旗手嗎？你咋下來了呢？
那天要走的工人中，有很多幹了二三十年的老職工，我記得當時很多人都跟犯病了一樣。有人抱著自己用過的車床號啕大哭，死也不肯撒手，有人一遍遍擦拭自己用過的工具，像個傻子一樣自言自語。壓容車間有個老工人丁師傅，十八歲進廠，整整幹了四十年，其年五十八歲，再熬兩年就退休，結果一不小心也下崗了，老頭怎麽想也想不通，拎著一把菜刀堵在廠門口，要找廠領導拚命，後來領導報了警，他才被帶走，聽說回家待了不到一年就死了。
相比之下，我還算是比較理智的，隻不過在廠門口畫了個圓圈，把那些破獎狀什麽的點了一把火燒了而已。
在我蹲在地上燒獎狀那一刻，我還隻是單純地把下崗理解為失業而已，我滿腦子都是安慰自己的格言，比如什麽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啊，天無絕人之路啊，二十年後老子又是一條好漢啊，亂七八糟的什麽都有。可是事實證明我又想錯了，下崗絕不僅僅是失業那麽簡單，它再一次改變了我的生活。
率先發難的是葉紅，我們一個廠的，這事兒瞞不了她。得知我下崗的消息後，葉紅沒有埋怨我本事不濟運氣不佳，更沒有歇斯底裏地大鬧，事實上，她表現出了驚人的冷靜與果斷，在最短時間內擬定了一份離婚協議書，孩子怎麽辦，財產怎麽分，全都寫得明明白白。我知道這些年來我們倆大吵小吵，她早就過夠了，我下崗不過就是個導火索罷了。可是要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就做出如此果斷的決定，而且考慮得還如此全麵周到，絲毫不受什麽“一日夫妻百日恩”之類的傳統觀念所束縛，卻也著實令我好生敬仰。
當然了，財產分配之所以這麽順利，也是因為我們家確實沒什麽好分的，不像現在什麽大富豪啊之類的，離婚官司都能打好幾年。我們倆就這麽點家底兒，不到兩分鍾就分沒了。房子歸她，倆孩子歸我，存摺上有兩萬多塊錢(本來還能更多點，可是前幾年買斷房子產權交了幾萬塊)，一人一半，她每月負擔兩個孩子生活費三百元，隨時可以探視孩子。從協議到正式離婚隻用了不到一個禮拜，期間我們心平氣和相敬如賓，沒吵過一句嘴。
離婚的事兒倆孩子很快知道了，是我告訴他們的，沒辦法，孩子大了，瞞不住，不如早點跟他們說。我以為他們倆會很難過，或者心理上比較難以接受，誰知道兩個孩子的反應很是平靜，說他們早就料到有這一天，還說離了也好，省得你們倆相互折磨，誰也過不好，從今以後爸爸還是爸爸，媽媽還是媽媽，我們無所謂。我被孩子們的高風亮節感動得一塌糊塗，同時也暗暗心驚——現在的孩子，太早熟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