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2-4：離開東部家鄉向西遷移的德國人在等候乘車。很多人的衣服和行李上已經被當地的新主人（戰勝國的移民）畫上了納粹標記。
2004年10月底，老江來電話告訴我說，他的有關文章在國內一家報紙上刊出了，題目是《德國平民代希特勒受過》。我聞訊後立即找到了這篇文章，我覺得用它來為本節內容做注非常理想，這裏將文中的核心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戰爭一結束，有關國家的管理當局就開始不分青紅皂白地驅趕一切德國的和德意誌族居民。在最野蠻和最混亂的驅逐初期，往往是限他們在幾個小時之內集中，而後或趕上悶罐車或令其步行回到德國的邊界之內。被驅逐的德國人和德意誌族人與戰爭末期逃避戰火的700萬難民擠在德國各占領區，局麵極為混亂，一度甚至引起饑荒。死於逃亡和被驅逐路上的人數無法統計，估計要以10萬計。美國《時代》雜誌當時用“歐洲從歷史上最恐怖的戰爭過渡到最可怕的和平”這樣的話，來形容當時的形勢。1946年10月，《紐約時報》的報導評論道：“這種大範圍的遷移和實施是歷史上無可比擬的。誰若是直接經歷了這種恐怖，誰就會毫不懷疑這是對人類的犯罪。歷史將會給予它可怕的報復。”
1945年8月2日，美、英、蘇三國的波茨坦會議最終決定把波蘭的版圖向西推移200公裏，並開始更大規模地驅逐“遣返”德國人和德意誌族人。截至1947年10月11日“遣返”行動正式結束，從前德國東部領土上被驅逐或逃亡的德國人為710萬人，從波蘭中部地區被驅逐的德意誌族人為110萬人，從捷克斯洛伐克被驅逐的為290萬人，從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被驅逐的合計為70萬人。這種所謂的“民族交換”還涉及無數波蘭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猶太人等等。當時的一份研究報告說過這樣令人難忘的話：“甚至中世紀開始前後的民族大遷徙運動，也無法與波蘭國家麵臨的這種規模空前的遷移運動所帶來的困難相比。
實際上，戰勝國在清算納粹罪行時的做法已經比原來的計劃溫和了許多。
美、英、蘇三國首腦在1943年12月的德黑蘭會議上曾做出決定：“任何一個參與了犯罪和處決行為的德國軍官、士兵及納粹黨員都要被帶回他們曾對之犯下罪行的國家，以便這些國家根據自己的法律進行起訴和處罰。”如果這個計劃在1945年5月後真正得以實施，不可勝數的前德軍官兵就會出現在很多國家的監獄裏，法庭中和刑場上。德國的“世界公敵”形象將極大強化，德國人以改過自新之舉來洗雪恥辱的進程將更加艱難……
歐美戰勝國對德國的嚴厲懲罰，使我無法不聯想到中國。中國是“二戰”的戰勝國，卻在勝利之後永遠地失去了150萬平方公裏的外蒙古。中國在“二戰”中的死亡人數達到歐洲戰場的總和，但中國人不僅援救了大量在華的日本婦女兒童，甚至對128萬雙手沾滿鮮血的在華投降日軍都沒有進行任何清算。日本侵華給中國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600億美元，但中國著眼於兩國人民今後的世代友好竟主動放棄了政府索賠的權利……縱觀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所有國際間的戰爭，如此以德報怨的國家除去中國沒有第二家。但中國人的善良換來的又是什麽呢？世人有目共睹。
歐洲的“二戰”勝利國在德國被擊倒並再無還手之力的時候，幾乎一起撲上去撕咬德國的咽喉，使德國人對當時經歷過的痛苦至今記憶猶新。這也難怪當我向德國老兵迪爾介紹中日戰後關係時他會這樣問我：“中國是戰勝國嗎？”
勝利之師的掠奪
“二戰”中的蘇軍無疑是一支能征善戰的威武之師。那麽它的戰士們是否也具有和“解放全人類”理想相適應的文明和美德呢？當曾經給他們帶來巨大損失和犧牲的敵手終於被他們征服以後，他們是如何對待戰敗國的平民的呢？
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軍隊都是最高的武力手段。軍隊之所以需要軍紀，首先是要保證戰鬥力，其次是要約束破壞力。“二戰”後期的蘇軍在戰鬥力和破壞力都達到了高峰，以至於德國民眾無不談“俄”色變。
中國人對蘇軍士兵的感覺也曾經是很複雜的。在中蘇友好期間，一係列的蘇聯“二戰”故事片向我們展現了蘇軍戰士的良好形象：勇敢、剛強、善戰、純樸、正義。而在“二戰”的現實中，中國人也看到了強大的蘇軍是如何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舉打垮百萬日本關東軍的。
但是，正視歷史的人也無法迴避蘇軍士兵的另一種表現：酗酒鬧事、搶劫平民、強姦婦女。1945年9月，第一批出關進駐東北的八路軍冀東部隊進入瀋陽後，首先遇到的任務就是處理平民大量投訴的蘇軍搶劫事件，以至於我軍必須向蘇軍政治部提出“嚴肅紀律”的要求。同年12月，剛剛被中共中央任命為鬆江軍區副司令員的盧東生在遭遇蘇軍士兵的搶劫時竟然被對方開槍打死。
巴頓將軍在給他的妻子的信中曾這樣評價蘇軍：“具有嚴格紀律的一群烏合之眾。”蘇軍的戰場紀律是極為嚴格的。在兩軍交戰時，軍方對違令撤退者一律用機槍直接掃射。但是在作戰行動之外，蘇軍的軍紀卻是時緊時鬆。對於一支整體文化素養較差的軍隊，紀律約束的稍許鬆弛極易導致大麵積的恣意胡為，當這支軍隊麵對敵對國平民的時侯尤其如此。
2004年10月底，老江來電話告訴我說，他的有關文章在國內一家報紙上刊出了，題目是《德國平民代希特勒受過》。我聞訊後立即找到了這篇文章，我覺得用它來為本節內容做注非常理想，這裏將文中的核心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戰爭一結束，有關國家的管理當局就開始不分青紅皂白地驅趕一切德國的和德意誌族居民。在最野蠻和最混亂的驅逐初期，往往是限他們在幾個小時之內集中，而後或趕上悶罐車或令其步行回到德國的邊界之內。被驅逐的德國人和德意誌族人與戰爭末期逃避戰火的700萬難民擠在德國各占領區，局麵極為混亂，一度甚至引起饑荒。死於逃亡和被驅逐路上的人數無法統計，估計要以10萬計。美國《時代》雜誌當時用“歐洲從歷史上最恐怖的戰爭過渡到最可怕的和平”這樣的話，來形容當時的形勢。1946年10月，《紐約時報》的報導評論道：“這種大範圍的遷移和實施是歷史上無可比擬的。誰若是直接經歷了這種恐怖，誰就會毫不懷疑這是對人類的犯罪。歷史將會給予它可怕的報復。”
1945年8月2日，美、英、蘇三國的波茨坦會議最終決定把波蘭的版圖向西推移200公裏，並開始更大規模地驅逐“遣返”德國人和德意誌族人。截至1947年10月11日“遣返”行動正式結束，從前德國東部領土上被驅逐或逃亡的德國人為710萬人，從波蘭中部地區被驅逐的德意誌族人為110萬人，從捷克斯洛伐克被驅逐的為290萬人，從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被驅逐的合計為70萬人。這種所謂的“民族交換”還涉及無數波蘭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猶太人等等。當時的一份研究報告說過這樣令人難忘的話：“甚至中世紀開始前後的民族大遷徙運動，也無法與波蘭國家麵臨的這種規模空前的遷移運動所帶來的困難相比。
實際上，戰勝國在清算納粹罪行時的做法已經比原來的計劃溫和了許多。
美、英、蘇三國首腦在1943年12月的德黑蘭會議上曾做出決定：“任何一個參與了犯罪和處決行為的德國軍官、士兵及納粹黨員都要被帶回他們曾對之犯下罪行的國家，以便這些國家根據自己的法律進行起訴和處罰。”如果這個計劃在1945年5月後真正得以實施，不可勝數的前德軍官兵就會出現在很多國家的監獄裏，法庭中和刑場上。德國的“世界公敵”形象將極大強化，德國人以改過自新之舉來洗雪恥辱的進程將更加艱難……
歐美戰勝國對德國的嚴厲懲罰，使我無法不聯想到中國。中國是“二戰”的戰勝國，卻在勝利之後永遠地失去了150萬平方公裏的外蒙古。中國在“二戰”中的死亡人數達到歐洲戰場的總和，但中國人不僅援救了大量在華的日本婦女兒童，甚至對128萬雙手沾滿鮮血的在華投降日軍都沒有進行任何清算。日本侵華給中國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600億美元，但中國著眼於兩國人民今後的世代友好竟主動放棄了政府索賠的權利……縱觀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所有國際間的戰爭，如此以德報怨的國家除去中國沒有第二家。但中國人的善良換來的又是什麽呢？世人有目共睹。
歐洲的“二戰”勝利國在德國被擊倒並再無還手之力的時候，幾乎一起撲上去撕咬德國的咽喉，使德國人對當時經歷過的痛苦至今記憶猶新。這也難怪當我向德國老兵迪爾介紹中日戰後關係時他會這樣問我：“中國是戰勝國嗎？”
勝利之師的掠奪
“二戰”中的蘇軍無疑是一支能征善戰的威武之師。那麽它的戰士們是否也具有和“解放全人類”理想相適應的文明和美德呢？當曾經給他們帶來巨大損失和犧牲的敵手終於被他們征服以後，他們是如何對待戰敗國的平民的呢？
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軍隊都是最高的武力手段。軍隊之所以需要軍紀，首先是要保證戰鬥力，其次是要約束破壞力。“二戰”後期的蘇軍在戰鬥力和破壞力都達到了高峰，以至於德國民眾無不談“俄”色變。
中國人對蘇軍士兵的感覺也曾經是很複雜的。在中蘇友好期間，一係列的蘇聯“二戰”故事片向我們展現了蘇軍戰士的良好形象：勇敢、剛強、善戰、純樸、正義。而在“二戰”的現實中，中國人也看到了強大的蘇軍是如何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舉打垮百萬日本關東軍的。
但是，正視歷史的人也無法迴避蘇軍士兵的另一種表現：酗酒鬧事、搶劫平民、強姦婦女。1945年9月，第一批出關進駐東北的八路軍冀東部隊進入瀋陽後，首先遇到的任務就是處理平民大量投訴的蘇軍搶劫事件，以至於我軍必須向蘇軍政治部提出“嚴肅紀律”的要求。同年12月，剛剛被中共中央任命為鬆江軍區副司令員的盧東生在遭遇蘇軍士兵的搶劫時竟然被對方開槍打死。
巴頓將軍在給他的妻子的信中曾這樣評價蘇軍：“具有嚴格紀律的一群烏合之眾。”蘇軍的戰場紀律是極為嚴格的。在兩軍交戰時，軍方對違令撤退者一律用機槍直接掃射。但是在作戰行動之外，蘇軍的軍紀卻是時緊時鬆。對於一支整體文化素養較差的軍隊，紀律約束的稍許鬆弛極易導致大麵積的恣意胡為，當這支軍隊麵對敵對國平民的時侯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