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寧的中彈部位是左肩，他從死者的身上扯下衣褲包紮一下肩部的傷口，又把一雙赤腳裹好，接著就開始了獨自逃亡。在黃昏降臨時刻，他找到了一個大草垛鑽了進去。在那裏他真希望自己一睡不醒。
圖10-12：南斯拉夫遊擊隊槍決德國戰俘的真實場景。上圖是射擊過程臨近結束時的景象：多數人已被擊斃，個別人還在掙紮。下圖是槍決後的景象，圖片的左上方可以看見一名遊擊隊員的雙腿。親身經歷過類似場景的戴寧奇蹟般地活了下來。他告訴我：“我醒來後的第一意識就是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找媽媽。”
第二天（1944年10月21日），戴寧在向西北方向逃亡的路上遇見兩個和他一樣狼狽的散兵。他們結伴走到黃昏，然後在野外睡了一夜。第二天他們準備再走時，發現誰都走不動了。於是他們決定就近投奔一個有人居住的地方，剩下的一切就聽從命運安排了。
他們進入了一個村莊，挑選了一幢民宅闖了進去。屋內的人在看見這三個衣衫襤褸，渾身血汙的德國人時都驚呆了。這家好心的塞爾維亞村民給他們端出了白麵包和熱牛奶，並告訴他們，這一帶到處是遊擊隊，他們的出路隻能是進戰俘營。對此，他們三人已經毫無異議。
戴寧說，人對具體事務的態度是一個隨處境變化而變的函數。正常的軍人是不願意去敵人的戰俘營的，而在他們那種處境下，戰俘營卻是最理想的歸宿。進戰俘營後不用再打仗拚命，不會被隨便槍決，也不會沒吃沒喝了。他們此時隻有一個念頭：能活下去。很快，房屋的主人帶來了一個留大鬍子的遊擊隊員。他把這三個德國俘虜帶到了一輛牛車上坐定，然後拉著他們去了一個叫阿普的小城。在那裏，戴寧接受了簡單的傷病治療和護理。
他們被送到位於貝爾格勒西南方向約100公裏的瓦列沃。那裏設有一個戰俘營，已經關押了200多名德軍俘虜。戴寧剛進去就有人告訴他：千萬不要說他來自布蘭登堡師。因為這個師在南斯拉夫素有“巴爾幹救火隊”的稱號，是德軍和當地抵抗力量作戰的主力。來自這個師的俘虜在戰俘營裏都不會有好果子吃。
戴寧說，作為俘虜，最危險的時侯就是在血戰後剛剛被俘之際。因為對方在此刻具有最強的復仇意識，而且暴力情緒還未下降，俘虜恰好是最合適的發泄對象。另外，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要求軍隊具有良好的機動性，帶上俘虜行動也會給部隊的行動帶來諸多不變，甚至會導致貽誤戰機。還有一點很重要：在物質緊缺的戰爭環境下，安排俘虜的生活是一項沉重的負擔。德軍和狄托的遊擊隊之間互殺戰俘的習慣已形成多年。雙方都很少會為對方的俘虜準備戰俘營，抓到後立即弄死拉倒。戴寧等12人經歷了那次集體處決是遊擊隊殺俘習慣的慣性延續，而他後來能夠進入戰俘營，還要感謝狄托遊擊隊在俘虜政策上的調證。
“死罪可免，活罪難逃”，戴寧在戰俘營裏開始了他的“活受罪”路程。
戰俘營裏的條件非常簡陋，吃飯連餐具都沒有。戴寧在垃圾堆裏找到了一個生鏽的空罐頭盒當作飯碗用。他們晚上的臥榻是充滿尿騷味的潮濕的麥秸，白天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每人每天得到的食品是250克麵包和兩次和水一樣稀的豆湯。湯雖然很稀，但畢竟還有一點味道，戴寧每次在餐後洗罐頭盒的時侯都要把洗罐水一飲而盡。每天的飢餓使人坐立不安。傷病人員雖然可以得到諸如換藥和消毒的簡單處置，但醫護人員並不來戰俘營，需要處置的傷病員必須在押送人員的帶領下步行穿過整個城市去求醫。不能走路的人就由別人攙扶或抬著走。有些病情嚴重的人在經過這樣一番折騰之後情況變得更為糟糕。
對於在歐洲以患有潔癖而著稱的德國人來說，在戰俘營裏上廁所是一件極為可怕的事情。他們不僅要在那骯髒的廁所裏赤腳蹲茅坑，而且必須在湊夠10個人時才被允許集體如廁。由於拉肚子的人較多，很多人在等候出發之前就已經拉了褲子。
1944年11月下旬，戰俘們終於告別了“麥秸床”睡上了長木板鋪，但寒冷變得越來越難以忍耐。戰俘營不提供任何服裝，戰俘們進來時穿得是什麽就一直是什麽。晚上冷得難熬了，大家就擠在馬廄中間唯一的燈泡下麵，一來可以用體溫相互取暖，二來可以藉助燈光尋找身上的最肥大的虱子並對其處以“擠刑”。對那些衣縫上的成堆小虱子他們就無能為力了。他們即沒有洗澡的可能，也沒有洗衣服的條件。馬廄外的幾個水龍頭都已封凍了。
戴寧肩部的槍傷創口總是集中了大片的虱子，在難捱的奇癢之下，他不斷地抓撓傷口，導致創麵久難癒合，傷情變得越來越嚴重，長時間的全身抓撓使他遍體鱗傷。他知道再這樣下去自己就被自己撓死了。為了停止在睡眠中抓癢的行為，他連續幾周採取了一種特殊的自救措施：在晚上睡覺前把身體縮成一團，兩條大腿緊貼胸腹，然後用一條帶子把上身和雙腿固定在一起。就這樣，他象戒毒一樣地強迫自己停止了抓癢動作。
戰俘營裏禁止對外通信，戴寧問一個管理者什麽時侯才允許和家人通信，對方反問道：“你們寫信幹什麽？你們已經是死人了！”後來他才知道，他的父母在1944月11月收到了國防軍的一封信，告知兩位老人：他們的兒子戴寧已經在戰場失蹤。
圖10-12：南斯拉夫遊擊隊槍決德國戰俘的真實場景。上圖是射擊過程臨近結束時的景象：多數人已被擊斃，個別人還在掙紮。下圖是槍決後的景象，圖片的左上方可以看見一名遊擊隊員的雙腿。親身經歷過類似場景的戴寧奇蹟般地活了下來。他告訴我：“我醒來後的第一意識就是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找媽媽。”
第二天（1944年10月21日），戴寧在向西北方向逃亡的路上遇見兩個和他一樣狼狽的散兵。他們結伴走到黃昏，然後在野外睡了一夜。第二天他們準備再走時，發現誰都走不動了。於是他們決定就近投奔一個有人居住的地方，剩下的一切就聽從命運安排了。
他們進入了一個村莊，挑選了一幢民宅闖了進去。屋內的人在看見這三個衣衫襤褸，渾身血汙的德國人時都驚呆了。這家好心的塞爾維亞村民給他們端出了白麵包和熱牛奶，並告訴他們，這一帶到處是遊擊隊，他們的出路隻能是進戰俘營。對此，他們三人已經毫無異議。
戴寧說，人對具體事務的態度是一個隨處境變化而變的函數。正常的軍人是不願意去敵人的戰俘營的，而在他們那種處境下，戰俘營卻是最理想的歸宿。進戰俘營後不用再打仗拚命，不會被隨便槍決，也不會沒吃沒喝了。他們此時隻有一個念頭：能活下去。很快，房屋的主人帶來了一個留大鬍子的遊擊隊員。他把這三個德國俘虜帶到了一輛牛車上坐定，然後拉著他們去了一個叫阿普的小城。在那裏，戴寧接受了簡單的傷病治療和護理。
他們被送到位於貝爾格勒西南方向約100公裏的瓦列沃。那裏設有一個戰俘營，已經關押了200多名德軍俘虜。戴寧剛進去就有人告訴他：千萬不要說他來自布蘭登堡師。因為這個師在南斯拉夫素有“巴爾幹救火隊”的稱號，是德軍和當地抵抗力量作戰的主力。來自這個師的俘虜在戰俘營裏都不會有好果子吃。
戴寧說，作為俘虜，最危險的時侯就是在血戰後剛剛被俘之際。因為對方在此刻具有最強的復仇意識，而且暴力情緒還未下降，俘虜恰好是最合適的發泄對象。另外，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要求軍隊具有良好的機動性，帶上俘虜行動也會給部隊的行動帶來諸多不變，甚至會導致貽誤戰機。還有一點很重要：在物質緊缺的戰爭環境下，安排俘虜的生活是一項沉重的負擔。德軍和狄托的遊擊隊之間互殺戰俘的習慣已形成多年。雙方都很少會為對方的俘虜準備戰俘營，抓到後立即弄死拉倒。戴寧等12人經歷了那次集體處決是遊擊隊殺俘習慣的慣性延續，而他後來能夠進入戰俘營，還要感謝狄托遊擊隊在俘虜政策上的調證。
“死罪可免，活罪難逃”，戴寧在戰俘營裏開始了他的“活受罪”路程。
戰俘營裏的條件非常簡陋，吃飯連餐具都沒有。戴寧在垃圾堆裏找到了一個生鏽的空罐頭盒當作飯碗用。他們晚上的臥榻是充滿尿騷味的潮濕的麥秸，白天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每人每天得到的食品是250克麵包和兩次和水一樣稀的豆湯。湯雖然很稀，但畢竟還有一點味道，戴寧每次在餐後洗罐頭盒的時侯都要把洗罐水一飲而盡。每天的飢餓使人坐立不安。傷病人員雖然可以得到諸如換藥和消毒的簡單處置，但醫護人員並不來戰俘營，需要處置的傷病員必須在押送人員的帶領下步行穿過整個城市去求醫。不能走路的人就由別人攙扶或抬著走。有些病情嚴重的人在經過這樣一番折騰之後情況變得更為糟糕。
對於在歐洲以患有潔癖而著稱的德國人來說，在戰俘營裏上廁所是一件極為可怕的事情。他們不僅要在那骯髒的廁所裏赤腳蹲茅坑，而且必須在湊夠10個人時才被允許集體如廁。由於拉肚子的人較多，很多人在等候出發之前就已經拉了褲子。
1944年11月下旬，戰俘們終於告別了“麥秸床”睡上了長木板鋪，但寒冷變得越來越難以忍耐。戰俘營不提供任何服裝，戰俘們進來時穿得是什麽就一直是什麽。晚上冷得難熬了，大家就擠在馬廄中間唯一的燈泡下麵，一來可以用體溫相互取暖，二來可以藉助燈光尋找身上的最肥大的虱子並對其處以“擠刑”。對那些衣縫上的成堆小虱子他們就無能為力了。他們即沒有洗澡的可能，也沒有洗衣服的條件。馬廄外的幾個水龍頭都已封凍了。
戴寧肩部的槍傷創口總是集中了大片的虱子，在難捱的奇癢之下，他不斷地抓撓傷口，導致創麵久難癒合，傷情變得越來越嚴重，長時間的全身抓撓使他遍體鱗傷。他知道再這樣下去自己就被自己撓死了。為了停止在睡眠中抓癢的行為，他連續幾周採取了一種特殊的自救措施：在晚上睡覺前把身體縮成一團，兩條大腿緊貼胸腹，然後用一條帶子把上身和雙腿固定在一起。就這樣，他象戒毒一樣地強迫自己停止了抓癢動作。
戰俘營裏禁止對外通信，戴寧問一個管理者什麽時侯才允許和家人通信，對方反問道：“你們寫信幹什麽？你們已經是死人了！”後來他才知道，他的父母在1944月11月收到了國防軍的一封信，告知兩位老人：他們的兒子戴寧已經在戰場失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