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種弄巧成拙的局麵，黛安娜不得不反思一下自己的行為與自己的地位中如何尋找她自己的位置了。
長期以來，人們對王室男性總是以言談行為舉止為根據，但對女性的要求則隻是美麗的容貌。黛安娜天生麗質，她的清純也不是那些美艷的影星所具備的，因此她總是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她的悲劇又在於這種美貌帶來的榮耀蓋過了一切。
正像她的占星家費利克斯·萊爾所說：“發生在她身上最壞的事情之一，就是她被放在一個雕像的基座上，不允許她朝著她願意的方向發展，而隻是強迫她，隻需注重自己公眾形象的完美。”
第四章 黛安娜與王室二、出格的王妃（2）
同樣，在王室方麵，他們所要求的也隻是她的美麗儀表。她的非正式顧問，查爾斯的前任私人秘書斯托弗·艾雷評價說王室要的隻是一個完美的衣架，一個溫順賢良的妻子。除了她的服飾審美觀，大家不會稱讚她別的什麽。
在她試圖改變形象失敗之後，她曾經獨自駕車到她喜愛的海灘上寂寞行車。在那裏，她領悟到，如果她要真正的生活，就必須挖掘出真實的黛安娜·斯賓塞。她不再是王室、丈夫和新聞界的漂亮玩偶。
她這一次改變的成功來自於她天生的愛心與平民的形象。但這同樣招致了王室成員的不滿，但黛安娜才不管呢。
1991年，她第一次沒有屈從王室的壓力，沒有要求女王批準，擅自離開巴爾莫勒爾宮去護理朋友———愛滋病患者艾德裏安。王室認為對患者進行一次象徵性訪問就已足矣，他們為黛安娜對病人表現出的忠實和獻身行為感到不快，認為她的行為明顯超越傳統的王室職責範圍。而黛安娜則認為忠於朋友與忠於王室職責同等重要。
在艾德裏安的追悼會上，作為王妃，她無法和悲傷的安吉拉坐在一起，安慰這個需要一個可供哭泣的肩膀的朋友。因為在聖·保羅教堂舉行追悼會是很正式的場合，王室成員應該坐在教堂右麵的長凳上，死者的朋友坐在左麵。黛安娜一生中有許多如此悲哀的時刻，但王室的清規戒律卻使她難以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悼念死者。
威爾斯王妃的苦悶宮廷生活，也得到了她的朋友們的同情和理解。她的尊號頭銜是“威爾斯王妃殿下”（princess of wales），而朋友們則戲稱她為“戰爭囚犯”（prison of war）。王宮裏幽閉苦悶的生活使王妃逐漸患上了禁閉空間恐懼症，對於任何封閉的空間都感到無法克製的害怕。1991年，她的醫生們懷疑她可能患有頸脈腫瘤，雖是個良性腫瘤，但它的增大會壓迫肩胛下的神經。為此，她到醫院接受全身掃描檢查。一站到那四周封閉的掃描儀器裏，她心跳加劇，緊張萬分。醫生隻好用鎮靜劑來平穩她的恐慌。本來15分鍾的檢查她卻用了2個小時。
在王宮這個讓她無法信任的環境裏，特別是電話竊聽事件後，保密謹慎成為了黛安娜的行動準則。在肯辛頓宮，她的私人房間中，有一架碎紙機，用來銷毀她的信件。還有一部電話防竊聽器，用來改變她打私人電話時講話的聲音。1991年夏天，她讓人用一架電子儀器秘密地把她的房間“掃”了一遍，尋找可能暗設的偷聽裝置，雖然什麽也沒有，但她的懷疑並未消除。她甚至對她丟進廢紙箱中的東西也極為小心。任何人，任何事情她都不敢相信。
為了謹慎起見，她開始給那些為她提供服務和幫助支持過她的朋友們改寄香蠟燭，而不再用寫感謝信的辦法，目的是避免那些善意的信箋或其他禮物落入他人手中，節外生枝。
如果說黛安娜是溫莎星光大道上的超級明星，那些高級王室人員就是表情冷漠鐵石心腸的製片人，他們在幕後兜來逛去，等著捉她的痛腳，鞭撻她的每一次疏忽。任何對王室行為準則最小的突破，都會招致喋喋不休的議論；而任何履行王室使命的出色表現，隻能引來吹毛求疵的挑剔。
一次，她和母親去義大利旅行。在那3天裏，主人家的一位英俊的小夥子安東尼奧·佩佐熱情地為她們開車，帶她們母女參觀遊覽。臨別時，黛安娜感激地吻了他的麵頰。為此，她受到了指責。
另一次，她稱讚了梅傑首相在海灣戰爭危機中的表現，同樣受到了指責。她考慮到的是鼓勵一下新上任的首相，而女王的私人秘書，王妃的姐夫羅伯特·弗洛斯爵士則認為她的表態太政治化。
王室成員的尊貴身份同樣要注意保持。這也是黛安娜受批評的原因之一。
一部新電影上映後，王妃參加了一個聚會，與一位好萊塢影星交談許久，頗為投機。第二天，王妃就受到責難，說是王室成員在這種場合出現不合時宜。事實上，這次聚會對黛安娜觸動很大。這位影星向王妃暢談作為一名女演員的艱辛，並告訴王妃，每當她對生活失去信心時，她就想起黛安娜，有了戰勝困難的勇氣。兩位命運多舛的女性同病相憐，開始了她們良好的友誼。
在這種動則處咎的境地中，王妃不敢信任王室的工作人員。
每天早上，她從白金漢宮遊泳池遊泳回來，便親自拆閱自己的信件，既免去了工作人員為她篩選，還可以得到關於民情的第一手資料。這種做法有幾次產生了令人滿意的效果。一位愛滋病患者的父親給黛安娜寫了封信，說他的孩子在臨終前的最後願望就是能見王妃一麵。讀了這位父親的懇求信後，黛安娜深為感動。她親自過問，她將老人的孩子介紹到倫敦一家由“萊特豪斯基金會”辦的專門接收愛滋病人的招待所，隨後，黛安娜又視察了該所。由於她的親切關懷使這位青年的臨終願望終成現實。假如讓秘書們拆閱這封信，這家人很可能隻收到一封由女侍列印的，隻表示同情但不做任何承諾的慰問信。患者的父親也表示，他給黛安娜寫過信後，一點也不抱成功的希望。
長期以來，人們對王室男性總是以言談行為舉止為根據，但對女性的要求則隻是美麗的容貌。黛安娜天生麗質，她的清純也不是那些美艷的影星所具備的，因此她總是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她的悲劇又在於這種美貌帶來的榮耀蓋過了一切。
正像她的占星家費利克斯·萊爾所說：“發生在她身上最壞的事情之一，就是她被放在一個雕像的基座上，不允許她朝著她願意的方向發展，而隻是強迫她，隻需注重自己公眾形象的完美。”
第四章 黛安娜與王室二、出格的王妃（2）
同樣，在王室方麵，他們所要求的也隻是她的美麗儀表。她的非正式顧問，查爾斯的前任私人秘書斯托弗·艾雷評價說王室要的隻是一個完美的衣架，一個溫順賢良的妻子。除了她的服飾審美觀，大家不會稱讚她別的什麽。
在她試圖改變形象失敗之後，她曾經獨自駕車到她喜愛的海灘上寂寞行車。在那裏，她領悟到，如果她要真正的生活，就必須挖掘出真實的黛安娜·斯賓塞。她不再是王室、丈夫和新聞界的漂亮玩偶。
她這一次改變的成功來自於她天生的愛心與平民的形象。但這同樣招致了王室成員的不滿，但黛安娜才不管呢。
1991年，她第一次沒有屈從王室的壓力，沒有要求女王批準，擅自離開巴爾莫勒爾宮去護理朋友———愛滋病患者艾德裏安。王室認為對患者進行一次象徵性訪問就已足矣，他們為黛安娜對病人表現出的忠實和獻身行為感到不快，認為她的行為明顯超越傳統的王室職責範圍。而黛安娜則認為忠於朋友與忠於王室職責同等重要。
在艾德裏安的追悼會上，作為王妃，她無法和悲傷的安吉拉坐在一起，安慰這個需要一個可供哭泣的肩膀的朋友。因為在聖·保羅教堂舉行追悼會是很正式的場合，王室成員應該坐在教堂右麵的長凳上，死者的朋友坐在左麵。黛安娜一生中有許多如此悲哀的時刻，但王室的清規戒律卻使她難以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悼念死者。
威爾斯王妃的苦悶宮廷生活，也得到了她的朋友們的同情和理解。她的尊號頭銜是“威爾斯王妃殿下”（princess of wales），而朋友們則戲稱她為“戰爭囚犯”（prison of war）。王宮裏幽閉苦悶的生活使王妃逐漸患上了禁閉空間恐懼症，對於任何封閉的空間都感到無法克製的害怕。1991年，她的醫生們懷疑她可能患有頸脈腫瘤，雖是個良性腫瘤，但它的增大會壓迫肩胛下的神經。為此，她到醫院接受全身掃描檢查。一站到那四周封閉的掃描儀器裏，她心跳加劇，緊張萬分。醫生隻好用鎮靜劑來平穩她的恐慌。本來15分鍾的檢查她卻用了2個小時。
在王宮這個讓她無法信任的環境裏，特別是電話竊聽事件後，保密謹慎成為了黛安娜的行動準則。在肯辛頓宮，她的私人房間中，有一架碎紙機，用來銷毀她的信件。還有一部電話防竊聽器，用來改變她打私人電話時講話的聲音。1991年夏天，她讓人用一架電子儀器秘密地把她的房間“掃”了一遍，尋找可能暗設的偷聽裝置，雖然什麽也沒有，但她的懷疑並未消除。她甚至對她丟進廢紙箱中的東西也極為小心。任何人，任何事情她都不敢相信。
為了謹慎起見，她開始給那些為她提供服務和幫助支持過她的朋友們改寄香蠟燭，而不再用寫感謝信的辦法，目的是避免那些善意的信箋或其他禮物落入他人手中，節外生枝。
如果說黛安娜是溫莎星光大道上的超級明星，那些高級王室人員就是表情冷漠鐵石心腸的製片人，他們在幕後兜來逛去，等著捉她的痛腳，鞭撻她的每一次疏忽。任何對王室行為準則最小的突破，都會招致喋喋不休的議論；而任何履行王室使命的出色表現，隻能引來吹毛求疵的挑剔。
一次，她和母親去義大利旅行。在那3天裏，主人家的一位英俊的小夥子安東尼奧·佩佐熱情地為她們開車，帶她們母女參觀遊覽。臨別時，黛安娜感激地吻了他的麵頰。為此，她受到了指責。
另一次，她稱讚了梅傑首相在海灣戰爭危機中的表現，同樣受到了指責。她考慮到的是鼓勵一下新上任的首相，而女王的私人秘書，王妃的姐夫羅伯特·弗洛斯爵士則認為她的表態太政治化。
王室成員的尊貴身份同樣要注意保持。這也是黛安娜受批評的原因之一。
一部新電影上映後，王妃參加了一個聚會，與一位好萊塢影星交談許久，頗為投機。第二天，王妃就受到責難，說是王室成員在這種場合出現不合時宜。事實上，這次聚會對黛安娜觸動很大。這位影星向王妃暢談作為一名女演員的艱辛，並告訴王妃，每當她對生活失去信心時，她就想起黛安娜，有了戰勝困難的勇氣。兩位命運多舛的女性同病相憐，開始了她們良好的友誼。
在這種動則處咎的境地中，王妃不敢信任王室的工作人員。
每天早上，她從白金漢宮遊泳池遊泳回來，便親自拆閱自己的信件，既免去了工作人員為她篩選，還可以得到關於民情的第一手資料。這種做法有幾次產生了令人滿意的效果。一位愛滋病患者的父親給黛安娜寫了封信，說他的孩子在臨終前的最後願望就是能見王妃一麵。讀了這位父親的懇求信後，黛安娜深為感動。她親自過問，她將老人的孩子介紹到倫敦一家由“萊特豪斯基金會”辦的專門接收愛滋病人的招待所，隨後，黛安娜又視察了該所。由於她的親切關懷使這位青年的臨終願望終成現實。假如讓秘書們拆閱這封信，這家人很可能隻收到一封由女侍列印的，隻表示同情但不做任何承諾的慰問信。患者的父親也表示，他給黛安娜寫過信後，一點也不抱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