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在未來幾年內，美國在進行大戰的部隊方麵，以及在進行常規的消耗戰的部隊方麵，卻要比蘇聯弱。在這段時期內，我們的領導人麵臨著蘇聯可能增加的壓力，將難於維持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這些不利的情況將使我們的聯盟鬆弛，並且增加小國走向中立和尋求妥協的趨勢。我們的領導人麵臨著在劣勢情況下果斷地作出決定的需要，卻經常對於由於蘇聯發動突然襲擊或者估計錯誤而觸發原子大戰的危險，感到恐懼不已。我國與自由世界的各種軟弱無能的狀況，可以立即採取一些歷時較短，用錢較少的“應急措施”加以糾正。與此同時，我們還應作長期的努力，重新製訂一項靈活反應的國家軍事計劃。
“應急措施”包括：
1.改進有限戰爭的計劃和訓練；
2.充分利用機動的中程彈道飛彈；
3.改善對戰略空軍司令部的防護；
4.有限度地防微粒掩蔽部計劃。
最後兩點毋需作更多的說明。我們部署在已為敵人查明的機場上的有人駕駛轟炸機正越來越易遭到突然襲擊的摧毀。但是，既然在未來的幾年中我們仍須依靠它們，既然加固基地的代價又非常昂貴，我們能夠採取的最好辦法便是將轟炸機分散在更多的機場上，並使最大數量的飛機處於空中待機狀態。
對敵人進行原子攻擊的政府控製中心和居民中心進行相當全麵的防護，是一項費用浩大的工程。然而，對原子戰爭中人口傷亡的每一項研究報告都表明，非常簡陋的防微粒掩蔽部也有很大的優越性。在全國範圍內建立防微粒掩蔽部不需要花費過多的財力，但它提供的防護將完全使它可以作為一種比較“立竿見影”的辦法而被採用。
關於充分利用機動的中程彈道飛彈這一點，需要作一些說明。陸軍一直認為，作為原子威懾部隊的補充，機動的中程彈道飛彈有很大的前途。這種觀點使陸軍從1955年11月以來，就要求在約翰·梅達利斯少將、韋納·馮·布朗博士和他領導下的德國與美國的科學家的指導下，發展丘比特式中程彈道飛彈。然而，1956年11月，威爾遜部長決定將丘比特式飛彈的作戰控製權劃歸空軍。這個計劃就受到了嚴重的挫折。這項決定實際上等於取消了這個計劃。因為這一由陸軍製造的武器從來就不合空軍的心意。
特別是，空軍反對讓中程彈道飛彈獲得機動的能力。雖然丘比特飛彈在設計時是可以進行戰地機動的，但空軍參謀部在1958年11月要求陸軍完全放棄這一特點，好象這是什麽可怕的東西一樣。空軍為什麽要採取這種態度，是很難斷定的。可能它習慣於按照附有永久性水泥建築物的機場來考慮問題。也許可能由於機動的飛彈需要象陸軍那樣的部隊來輸送、配置、保護和發射。這種部隊包括能在公路上進行機動和越野的運輸部隊、修建公路和發射場的工兵部隊、負責戰地通信聯絡的通信兵部隊、擔任近距離防禦的步兵部隊，以及負責維修與保養的軍械部隊等等。總之，欲使丘比特式飛彈實施機動，就需要上述部隊，從而也就必然需要將它的作戰使用權交回給陸軍——陸軍始終應當掌握它的作戰使用權。
不管產生此種情況的原因如何，美國在中程彈道飛彈方麵花費了大量的財力，但沒有得到多少好處。由於美國空軍不願部隊使用它，於是政府就竭力使我們的盟國對它發生興趣。但這個計劃碰到了很多政治上的困難，以至目前隻有聯合王國接受了一種中程彈道飛彈（雷神飛彈）。這裏雖然有其它原因，但這些飛彈是固定的、沒有機動能力的事實，使接受它的國家想到：它們將成為國內的不動的靶子，在大戰中招致原子攻擊。與此同時，丘比特式飛彈經過精心的試驗，已經發展成為高度準確、潛在價值很大的武器。它的機動性能夠恢復。然而在美國麵臨洲際彈道飛彈差距的時期裏，卻仍然是沒有價值的東西。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立刻採取的“應急措施”之一就是立即恢復丘比特中程彈道飛彈的計劃，使其成為陸軍的機動的野戰武器，並且迅速地部署於鄰近蘇聯重要目標的海外地區。我看，將它們配置在美國控製下的領土上是不會有什麽困難的。如果這種飛彈可以用火車、卡車和駁船運到山地、峽穀和沙漠，那麽，外國接受它的困難，有許多就會消失。
上麵提到的第一條“應急措施”旨在充分利用我們已經掌握的進行有限戰爭的部隊。進行有限戰爭的部隊通常部署在美國大陸。它們包括陸軍、海軍、陸戰隊和空軍的、在計劃和訓練方麵都沒有聯繫的一些部隊。這些部隊雖是我們增強海外駐軍或應付有限戰爭的主要力量，但在集結、訓練和迅速運送方麵，參謀長聯席會議卻一直沒有統一的計劃。我們也沒有一個單一的司令部，來製定海外行動的計劃或檢查行動的準備情況。涉及某些部隊的聯合訓練演習雖然不時舉行，但並不定期，而且經常受到經費的限製。我主張設立一個與戰略空軍司令部相似的聯合司令部，負責為三軍中可能用於有限戰爭的部隊，製定統一計劃，進行訓練和運輸。這樣一個司令部，猶如戰略空軍司令部致力於準備大戰一樣，將專門負責有限戰爭的準備工作。它的代價是微不足道的，而從中得到的好處卻相當可觀。
“應急措施”包括：
1.改進有限戰爭的計劃和訓練；
2.充分利用機動的中程彈道飛彈；
3.改善對戰略空軍司令部的防護；
4.有限度地防微粒掩蔽部計劃。
最後兩點毋需作更多的說明。我們部署在已為敵人查明的機場上的有人駕駛轟炸機正越來越易遭到突然襲擊的摧毀。但是，既然在未來的幾年中我們仍須依靠它們，既然加固基地的代價又非常昂貴，我們能夠採取的最好辦法便是將轟炸機分散在更多的機場上，並使最大數量的飛機處於空中待機狀態。
對敵人進行原子攻擊的政府控製中心和居民中心進行相當全麵的防護，是一項費用浩大的工程。然而，對原子戰爭中人口傷亡的每一項研究報告都表明，非常簡陋的防微粒掩蔽部也有很大的優越性。在全國範圍內建立防微粒掩蔽部不需要花費過多的財力，但它提供的防護將完全使它可以作為一種比較“立竿見影”的辦法而被採用。
關於充分利用機動的中程彈道飛彈這一點，需要作一些說明。陸軍一直認為，作為原子威懾部隊的補充，機動的中程彈道飛彈有很大的前途。這種觀點使陸軍從1955年11月以來，就要求在約翰·梅達利斯少將、韋納·馮·布朗博士和他領導下的德國與美國的科學家的指導下，發展丘比特式中程彈道飛彈。然而，1956年11月，威爾遜部長決定將丘比特式飛彈的作戰控製權劃歸空軍。這個計劃就受到了嚴重的挫折。這項決定實際上等於取消了這個計劃。因為這一由陸軍製造的武器從來就不合空軍的心意。
特別是，空軍反對讓中程彈道飛彈獲得機動的能力。雖然丘比特飛彈在設計時是可以進行戰地機動的，但空軍參謀部在1958年11月要求陸軍完全放棄這一特點，好象這是什麽可怕的東西一樣。空軍為什麽要採取這種態度，是很難斷定的。可能它習慣於按照附有永久性水泥建築物的機場來考慮問題。也許可能由於機動的飛彈需要象陸軍那樣的部隊來輸送、配置、保護和發射。這種部隊包括能在公路上進行機動和越野的運輸部隊、修建公路和發射場的工兵部隊、負責戰地通信聯絡的通信兵部隊、擔任近距離防禦的步兵部隊，以及負責維修與保養的軍械部隊等等。總之，欲使丘比特式飛彈實施機動，就需要上述部隊，從而也就必然需要將它的作戰使用權交回給陸軍——陸軍始終應當掌握它的作戰使用權。
不管產生此種情況的原因如何，美國在中程彈道飛彈方麵花費了大量的財力，但沒有得到多少好處。由於美國空軍不願部隊使用它，於是政府就竭力使我們的盟國對它發生興趣。但這個計劃碰到了很多政治上的困難，以至目前隻有聯合王國接受了一種中程彈道飛彈（雷神飛彈）。這裏雖然有其它原因，但這些飛彈是固定的、沒有機動能力的事實，使接受它的國家想到：它們將成為國內的不動的靶子，在大戰中招致原子攻擊。與此同時，丘比特式飛彈經過精心的試驗，已經發展成為高度準確、潛在價值很大的武器。它的機動性能夠恢復。然而在美國麵臨洲際彈道飛彈差距的時期裏，卻仍然是沒有價值的東西。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立刻採取的“應急措施”之一就是立即恢復丘比特中程彈道飛彈的計劃，使其成為陸軍的機動的野戰武器，並且迅速地部署於鄰近蘇聯重要目標的海外地區。我看，將它們配置在美國控製下的領土上是不會有什麽困難的。如果這種飛彈可以用火車、卡車和駁船運到山地、峽穀和沙漠，那麽，外國接受它的困難，有許多就會消失。
上麵提到的第一條“應急措施”旨在充分利用我們已經掌握的進行有限戰爭的部隊。進行有限戰爭的部隊通常部署在美國大陸。它們包括陸軍、海軍、陸戰隊和空軍的、在計劃和訓練方麵都沒有聯繫的一些部隊。這些部隊雖是我們增強海外駐軍或應付有限戰爭的主要力量，但在集結、訓練和迅速運送方麵，參謀長聯席會議卻一直沒有統一的計劃。我們也沒有一個單一的司令部，來製定海外行動的計劃或檢查行動的準備情況。涉及某些部隊的聯合訓練演習雖然不時舉行，但並不定期，而且經常受到經費的限製。我主張設立一個與戰略空軍司令部相似的聯合司令部，負責為三軍中可能用於有限戰爭的部隊，製定統一計劃，進行訓練和運輸。這樣一個司令部，猶如戰略空軍司令部致力於準備大戰一樣，將專門負責有限戰爭的準備工作。它的代價是微不足道的，而從中得到的好處卻相當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