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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後日子 作者：[美]阿爾敏·迪·萊曼/蒂姆·卡羅爾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被極大地震動了，我一開始不能相信我見到的一切。一位德國老兵在我耳邊私語：“矯揉造作。”其他人也聳肩表示對它的蔑視，也把它當作宣傳活動，但是我並不那麽看它。那兒有許多的骨架和屍體仍在被搬動，這不可能是在演戲，有這麽多有骨有肉的屍體。我知道它是真的，而且其他人也有這麽認為的。一個受傷的德國士兵向我講出了心裏話：“這是真實的，這就是在集中營裏發生的事。”
審問我的那個軍官還給我看了照片，這些照片是對毀滅和死亡的可怕描繪。他的審問是在我不能平穩地站起來以前進行的。在我第一次患癱瘓症時，我曾經想過去死。現在我想要把自己化為烏有，因為這些紀錄片所體現出的方式使我覺得我也參加了希特勒——我曾經信仰並為之服務的元首——所犯下的這些十惡不赦的罪行。它在心理上影響了我，我有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睡。
後來我發現我對發生的這些事情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但是就當時的我而言，我服從並執行我被教授的一切就是我的義務，我們應該盲目地對元首忠誠。我要這樣持續多久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被這個集體犯罪的概念折磨了好多年，最後我決定我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我自己的責任。不過，我開始有了這個結論，假如希特勒贏得了這場戰爭的話，我很有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個罪犯。
因為在1945年時我比較年輕，所以被免於起訴，我甚至沒被帶到過裁定室。裁定室是聯合盟軍的一個發明，是為了確定納粹共犯是否有罪，如果有就會受到懲罰。雖然我的父親否認他過去做過黨衛軍的歷史，他一直認為那麽做是一件“聰明的”事情，我記得他告訴過我他以保守了自己做過黨衛軍這個秘密引以為榮。他曾為國家服務過，而且和他一樣的人們永遠不會透露他們的行為，但是對於我來說否定真相就是撒謊。
當瓦解納粹的過程接近尾聲的時候，我仍然為我父親對他的過去一直撒謊而感到不安。曾因為我撒謊而殘忍地打過我的他永遠也沒有透露他篡改了他的過去這個秘密，他好像很高興自己逃過去了，但我們都記著他在布雷斯勞時為他的黑色黨衛軍製服自豪的情形，當時他一個勁地吹噓自己是希特勒精華部隊的一分子。
我們在戰後住在巴伐利亞的埃伯斯鮑茵特。除了我們的家人沒有人知道我父親的過去，很顯然我們沒有出賣他，幸運的是，我也從未被任何軍官盤問過有關我父親的過去。在我十八九歲的時候，我曾經和他談起了猶太人的問題。他仍然像對待小孩子一樣地對我，“假如你知道猶太人是怎麽對待我們的，你就會知道他們自己應該為自己的遭遇負責！”他對我吼道。
我太震驚了，而說不出話來。那畢竟發生了，可是他的思想怎麽那麽瘋狂，他的意識怎麽會那麽扭曲？對我來說，沒有什麽能夠成為殘暴和屠殺的藉口。“最終解決”真是令人痛恨和難以置信。從那以後，我又知道了許多其他的集中營和滅絕營，尤其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和達蒙集中營。我在身體上和心理上為這些發生的事情而痛苦，我原來的整個信仰體係都完全崩潰了，而且又漸漸形成了新的信仰體係。
盡管我的父親對我問他的許多事情都沉默不語，但是德勒斯登那個可怕的夜晚不在其內。每次談起那個晚上，他都會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他倖存下來的經歷，而且總是強調他是在山區醫院的幾百個病人和護士中倖存下來的3個人中的一個。“屠殺是屠殺，大規模的屠殺是大規模的屠殺，無論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還是在德勒斯登所進行的，永遠也不要忘記！”我除了說了一句“這兩種屠殺都不能相互寬恕”以外，我沒有和他討論有關的觀點。我認為，沒有什麽正當的藉口能為這種故意滅亡人類的行為辯護，“最終解決”猶太人和德勒斯登山區的殺戮都是可怕的屠殺。
後記(2)
我從來也不知道在德勒斯登的那個夜晚發生的事的細節。在戰後我的父親對它進行了描述，他當時從布雷斯勞把一批秘密物質送到無線電台那裏。他沒有敘述他們的詳細經過，我也沒有弄明白作為戰地記者的父親為什麽再一次地執行這種任務。奇怪的是，維也納帝國電台的一位工作人員聲稱，我父親是被派到那兒調查工作人員中懷疑是第5縱隊（工作在一個國家內部，一個秘密的旨在顛覆政府的組織，援助入侵敵人的軍事和政治）隊員的事情，他找出了幾個人。作為在維也納的掃尾工作的一部分，還有一些死刑被執行，我的父親可能與此事有牽連。我的確對這兩件事情進行了廣泛的調查，但是都沒有找到證據。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這兩件事情不是真的。
在我父親生命的最後幾年裏，他同老夥伴們一起緬懷往事，一同談起過去這些秘密任務，一開始是屬於這批老夥伴的核心人員的一位。在我父親去世後的葬禮上提到，在這個退伍老兵的非正式組織裏，他們都對我父親的評價相當高而且以他在戰爭中的表現感到光榮。直到他們將死之際，這些老兵仍在尋求藉口，他們說“命令就是命令”，必須服從。是那些簽署這些命令的人，而不是執行命令的人該為此負責。我父親從來也沒有什麽心理上的負擔方麵的跡象，他總是擅長把事情解釋過去，他仍然為在那可怕的時候發生的可怕的事情辯護。所有參加這場戰爭的人都應該為它的恐怖承擔責任。
審問我的那個軍官還給我看了照片，這些照片是對毀滅和死亡的可怕描繪。他的審問是在我不能平穩地站起來以前進行的。在我第一次患癱瘓症時，我曾經想過去死。現在我想要把自己化為烏有，因為這些紀錄片所體現出的方式使我覺得我也參加了希特勒——我曾經信仰並為之服務的元首——所犯下的這些十惡不赦的罪行。它在心理上影響了我，我有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睡。
後來我發現我對發生的這些事情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但是就當時的我而言，我服從並執行我被教授的一切就是我的義務，我們應該盲目地對元首忠誠。我要這樣持續多久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被這個集體犯罪的概念折磨了好多年，最後我決定我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我自己的責任。不過，我開始有了這個結論，假如希特勒贏得了這場戰爭的話，我很有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個罪犯。
因為在1945年時我比較年輕，所以被免於起訴，我甚至沒被帶到過裁定室。裁定室是聯合盟軍的一個發明，是為了確定納粹共犯是否有罪，如果有就會受到懲罰。雖然我的父親否認他過去做過黨衛軍的歷史，他一直認為那麽做是一件“聰明的”事情，我記得他告訴過我他以保守了自己做過黨衛軍這個秘密引以為榮。他曾為國家服務過，而且和他一樣的人們永遠不會透露他們的行為，但是對於我來說否定真相就是撒謊。
當瓦解納粹的過程接近尾聲的時候，我仍然為我父親對他的過去一直撒謊而感到不安。曾因為我撒謊而殘忍地打過我的他永遠也沒有透露他篡改了他的過去這個秘密，他好像很高興自己逃過去了，但我們都記著他在布雷斯勞時為他的黑色黨衛軍製服自豪的情形，當時他一個勁地吹噓自己是希特勒精華部隊的一分子。
我們在戰後住在巴伐利亞的埃伯斯鮑茵特。除了我們的家人沒有人知道我父親的過去，很顯然我們沒有出賣他，幸運的是，我也從未被任何軍官盤問過有關我父親的過去。在我十八九歲的時候，我曾經和他談起了猶太人的問題。他仍然像對待小孩子一樣地對我，“假如你知道猶太人是怎麽對待我們的，你就會知道他們自己應該為自己的遭遇負責！”他對我吼道。
我太震驚了，而說不出話來。那畢竟發生了，可是他的思想怎麽那麽瘋狂，他的意識怎麽會那麽扭曲？對我來說，沒有什麽能夠成為殘暴和屠殺的藉口。“最終解決”真是令人痛恨和難以置信。從那以後，我又知道了許多其他的集中營和滅絕營，尤其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和達蒙集中營。我在身體上和心理上為這些發生的事情而痛苦，我原來的整個信仰體係都完全崩潰了，而且又漸漸形成了新的信仰體係。
盡管我的父親對我問他的許多事情都沉默不語，但是德勒斯登那個可怕的夜晚不在其內。每次談起那個晚上，他都會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他倖存下來的經歷，而且總是強調他是在山區醫院的幾百個病人和護士中倖存下來的3個人中的一個。“屠殺是屠殺，大規模的屠殺是大規模的屠殺，無論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還是在德勒斯登所進行的，永遠也不要忘記！”我除了說了一句“這兩種屠殺都不能相互寬恕”以外，我沒有和他討論有關的觀點。我認為，沒有什麽正當的藉口能為這種故意滅亡人類的行為辯護，“最終解決”猶太人和德勒斯登山區的殺戮都是可怕的屠殺。
後記(2)
我從來也不知道在德勒斯登的那個夜晚發生的事的細節。在戰後我的父親對它進行了描述，他當時從布雷斯勞把一批秘密物質送到無線電台那裏。他沒有敘述他們的詳細經過，我也沒有弄明白作為戰地記者的父親為什麽再一次地執行這種任務。奇怪的是，維也納帝國電台的一位工作人員聲稱，我父親是被派到那兒調查工作人員中懷疑是第5縱隊（工作在一個國家內部，一個秘密的旨在顛覆政府的組織，援助入侵敵人的軍事和政治）隊員的事情，他找出了幾個人。作為在維也納的掃尾工作的一部分，還有一些死刑被執行，我的父親可能與此事有牽連。我的確對這兩件事情進行了廣泛的調查，但是都沒有找到證據。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這兩件事情不是真的。
在我父親生命的最後幾年裏，他同老夥伴們一起緬懷往事，一同談起過去這些秘密任務，一開始是屬於這批老夥伴的核心人員的一位。在我父親去世後的葬禮上提到，在這個退伍老兵的非正式組織裏，他們都對我父親的評價相當高而且以他在戰爭中的表現感到光榮。直到他們將死之際，這些老兵仍在尋求藉口，他們說“命令就是命令”，必須服從。是那些簽署這些命令的人，而不是執行命令的人該為此負責。我父親從來也沒有什麽心理上的負擔方麵的跡象，他總是擅長把事情解釋過去，他仍然為在那可怕的時候發生的可怕的事情辯護。所有參加這場戰爭的人都應該為它的恐怖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