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後還算慎重。五月九日（6月5日），她派刑部尚書趙舒翹偕順天知府何乃瑩馳往涿州，“名為宣旨解散，實隱察其情勢也。舒翹見其皆市井無賴、乞丐窮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後意向之，不以實對”。 趙舒翹不說實話，還有另一重原因。即趙與何二人離京後，五月十日（6月6日）軍機大臣剛毅“慮舒翹或戾己意，自請繼往”。剛毅趕到時，趙舒翹正碰到一個難題，即義和團首領不願就地解散，若讓解散，除非答應一個條件：先撤了直隸提督、武衛前軍統領聶士成的職。趙舒翹還算清醒，他正告義和團首領：“軍門（聶士成）辦事認真，且其罪尚不至斥革，況宿將無多，正資倚畀，豈可遽言斥退？”·輨·輷·訛 何乃瑩亦以趙說為是。總之，二人都未答應義和團的要求。剛毅至，“力言拳民可恃，聶不可用，反覆討論，堅持己見”。最後則向義和團首領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先退聶軍，再作計議。
聶士成部阻止義和團破壞鐵路，是受了直隸總督裕祿及朝廷之命，故有在黃村、落垡兩地與義和團的衝突。義和團的烏合之眾，哪兒是聶士成的對手。兩者相遇，義和團一觸即潰，死傷不少。剛毅允以聶軍撤退，等於給義和團讓開一條大道。因而，慈禧太後“解散”義和團的聖諭，被剛毅偷換了主題。回京怎麽復命呢？剛毅有辦法，他“力言團民忠勇有神術，若倚以滅夷，夷必無幸”。·輩·輮·訛 趙舒翹靠剛毅援引才當上刑部尚書，又推測剛毅的看法出自內廷，辯也無益，故力翻前議，惟命是從，附和剛毅“拳民可恃”之說。何乃瑩則在涿州時便已向剛毅靠攏了。匯報一邊倒，皆言“義民無他心，可恃”。慈禧太後吃了一顆定心丸，她決計借用這些“義民”，與“洋人”較量一番。
其實，慈禧太後對義和團態度的轉變，在聽取剛毅、趙舒翹稟報前即已形成。就在剛毅出京赴涿州考察的那一天，慈禧太後向內閣發下諭旨，宣稱：
西人傳教，歷有年所，該教士無非勸人為善，而教民等亦從無恃教滋事，故爾民教均克相安，各行其道。近來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溷跡其間，教士亦難遍查其優劣。而該匪徒借入教為名，欺壓平民，武斷鄉裏，諒亦非教士所願。至義和拳會，在嘉慶年間，亦曾例禁。近因其練藝保身，守護鄉裏，並未滋事生端，是以屢降諭旨，飭令各地方官，妥加彈壓。無論其會不會，但論其匪不匪。如有借端滋事，即應嚴拿懲辦。是教民、拳民，均為國家赤子，朝廷一視同仁。
這道諭旨，是一個政治表態。“教民”、“拳民”既然都是“國家赤子”，被朝廷“一視同仁”，那麽“教民”能在北京信教，“拳民”亦可在北京練拳也。
義和團進京，有了中央政策的許可。
我傾向於將五月十二日（6月8日）火燒北京賽馬場，看作大批義和團進京的信號。
據《庚辛紀事》載：“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召，入都，宣稱已命義和團充先鋒，剿滅洋人，我軍為之後應。”董入京，正好在火燒賽馬場第二天。同書又載：“自剛（毅）回京未數日，即有拳匪數萬人到京。某城門守者堅不肯納。方爭持間，忽有人持輔國公載瀾令箭至，令開門。守者不敢違，由是風聲所播，相繼而來者，日以千計。”·輩·輰·訛 董福祥的“宣稱”與載瀾的“令箭”，都不是個人行為，而是“政府行為”。“開門揖盜”是一句老話，這一回，九重天闕“開門”而揖“義民”，結局如何，誰也猜它不出。但載漪、剛毅等人還是十分樂觀的。
“義和團既遍京師，朝貴崇奉者十之八九”。這些義和團發燒友，因為義和團的進京而煥發了“滅洋”活力。或上表，或進言，火上澆油，聳人聽聞，掀起了一股極端愚昧又極端虛妄的排外濁流。
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徐桐，在光緒二十五年的“立嗣”活動中撿了個便宜，當上了後補皇帝“大阿哥”溥儁的師傅，“照料弘德殿”。老年風光，讓他對慈禧太後忠心不二。太後既然相信了拳民，徐桐豈有不相信之理！聞拳民入京，“桐大喜，謂中國自此強矣”。見了義和團的大師兄，徐桐待如上賓，並提筆書寫一聯，拱手相贈。聯曰：“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隻此精誠未泯；為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於今怨憤能消。” 這聯語，是那個時代對義和團最高的評價。可惜，這麽“忠孝節廉”的義和團，最終還是闖入他家洗劫一空。
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獻策，乞載漪代奏，“其大旨言，攻東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銜璧輿梓何異？載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
“禦史陳嘉言雲：得關壯繆帛書，言夷當自滅。”
“禦史徐道焜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
“編修蕭菪爵言：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
聶士成部阻止義和團破壞鐵路，是受了直隸總督裕祿及朝廷之命，故有在黃村、落垡兩地與義和團的衝突。義和團的烏合之眾，哪兒是聶士成的對手。兩者相遇，義和團一觸即潰，死傷不少。剛毅允以聶軍撤退，等於給義和團讓開一條大道。因而，慈禧太後“解散”義和團的聖諭，被剛毅偷換了主題。回京怎麽復命呢？剛毅有辦法，他“力言團民忠勇有神術，若倚以滅夷，夷必無幸”。·輩·輮·訛 趙舒翹靠剛毅援引才當上刑部尚書，又推測剛毅的看法出自內廷，辯也無益，故力翻前議，惟命是從，附和剛毅“拳民可恃”之說。何乃瑩則在涿州時便已向剛毅靠攏了。匯報一邊倒，皆言“義民無他心，可恃”。慈禧太後吃了一顆定心丸，她決計借用這些“義民”，與“洋人”較量一番。
其實，慈禧太後對義和團態度的轉變，在聽取剛毅、趙舒翹稟報前即已形成。就在剛毅出京赴涿州考察的那一天，慈禧太後向內閣發下諭旨，宣稱：
西人傳教，歷有年所，該教士無非勸人為善，而教民等亦從無恃教滋事，故爾民教均克相安，各行其道。近來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溷跡其間，教士亦難遍查其優劣。而該匪徒借入教為名，欺壓平民，武斷鄉裏，諒亦非教士所願。至義和拳會，在嘉慶年間，亦曾例禁。近因其練藝保身，守護鄉裏，並未滋事生端，是以屢降諭旨，飭令各地方官，妥加彈壓。無論其會不會，但論其匪不匪。如有借端滋事，即應嚴拿懲辦。是教民、拳民，均為國家赤子，朝廷一視同仁。
這道諭旨，是一個政治表態。“教民”、“拳民”既然都是“國家赤子”，被朝廷“一視同仁”，那麽“教民”能在北京信教，“拳民”亦可在北京練拳也。
義和團進京，有了中央政策的許可。
我傾向於將五月十二日（6月8日）火燒北京賽馬場，看作大批義和團進京的信號。
據《庚辛紀事》載：“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召，入都，宣稱已命義和團充先鋒，剿滅洋人，我軍為之後應。”董入京，正好在火燒賽馬場第二天。同書又載：“自剛（毅）回京未數日，即有拳匪數萬人到京。某城門守者堅不肯納。方爭持間，忽有人持輔國公載瀾令箭至，令開門。守者不敢違，由是風聲所播，相繼而來者，日以千計。”·輩·輰·訛 董福祥的“宣稱”與載瀾的“令箭”，都不是個人行為，而是“政府行為”。“開門揖盜”是一句老話，這一回，九重天闕“開門”而揖“義民”，結局如何，誰也猜它不出。但載漪、剛毅等人還是十分樂觀的。
“義和團既遍京師，朝貴崇奉者十之八九”。這些義和團發燒友，因為義和團的進京而煥發了“滅洋”活力。或上表，或進言，火上澆油，聳人聽聞，掀起了一股極端愚昧又極端虛妄的排外濁流。
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徐桐，在光緒二十五年的“立嗣”活動中撿了個便宜，當上了後補皇帝“大阿哥”溥儁的師傅，“照料弘德殿”。老年風光，讓他對慈禧太後忠心不二。太後既然相信了拳民，徐桐豈有不相信之理！聞拳民入京，“桐大喜，謂中國自此強矣”。見了義和團的大師兄，徐桐待如上賓，並提筆書寫一聯，拱手相贈。聯曰：“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隻此精誠未泯；為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於今怨憤能消。” 這聯語，是那個時代對義和團最高的評價。可惜，這麽“忠孝節廉”的義和團，最終還是闖入他家洗劫一空。
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獻策，乞載漪代奏，“其大旨言，攻東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銜璧輿梓何異？載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
“禦史陳嘉言雲：得關壯繆帛書，言夷當自滅。”
“禦史徐道焜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
“編修蕭菪爵言：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