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朱紅燈將義和拳做大做強，超出了一村一壇，大到橫行七八縣（長清、平原、禹城、恩縣、茌平、博平、齊河、高唐），領有八百六十村，設有八百壇，聚眾數萬人的時候，平原知縣蔣楷已經奈他不得，隻好上報山東巡撫。毓賢雖有親信義和團之心，也隻能派出省一級的兵、府一級的官前去彈壓。森羅殿戰鬥，既印證毓賢“信拳”為假，又印證了朱紅燈“反清”是真。
至於朱紅燈輩在隊伍壯大過程中不分青紅皂白，焚燒所有教堂，殘害一切教民，這顯示了群眾運動的凝聚之力首先是將它的領袖人物雕塑成踐越人道、踐越法理的權力怪傑。
對於中國的義和團運動而言，朱紅燈是個裏程碑式的人物。說他締造了義和團，略顯勉強；說他“改造”了、“提高”了義和團，則言不為過。
是他，給義和團豎了一麵“團”的旗幟。
是他，給義和團一個“扶清滅洋”的口號。
是他，讓義和團跳出壇社，在一個廣闊的空間範圍內流動壯大。
也是他開創的燒殺搶劫的生存模式，最終讓義和團運動完全失去控製，失去理性，走向敗亡。
朱紅燈為義和團運動流淌下第一滴血。作為報復，義和團讓官方及教方的洋人與非洋人流淌了第二滴血。而第三滴血，則是從中華民族的血脈中流淌出來的——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相當於清政府六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全國四億五千萬人民每人承擔一兩白銀）的賠款，本息相加，累計賠付白銀九億八千萬兩；拆除大沽口炮台、及從大沽到北京的所有炮台，中國人的首都從此將變成一座不設防的城市；在英、德各國擴大在華特權的同時，俄國人出兵，侵占我國東北大片領土，僅在海蘭泡一地便屠殺中國居民五千多人，在江東六十四屯屠殺中國居民二千多人……
流血是一個“罪”與“罰”相互累加的過程。因為有“侵略”與“反侵略”的時代背景，百年以來，中國的精英歷史學者一直用諱言義和團的非人道燒殺，編織一幅“群眾運動救國”的幻圖。在下說朱紅燈，無意於對整個義和團重建新時期的評價體係，隻想抽取一段線索並提醒世人：這不是純淨的纖絲，它僅是一截血汙的草繩。
朱紅燈死，山東義和團垮。不是少了一位首領，而是來了一位克星。在毓賢離任的那一天（1899年12月26日），袁世凱抵達濟南，就任山東巡撫職。礙於清廷“以曉諭解散為主，毋輕用兵” 之諭，上任伊始，袁氏亦曾對山東各地拳眾出示曉諭，疏導勸誘，但不久，他便以權力者的清醒，認識到義和團氣不可縱、勢不可長。在上有彈劾、下有騷擾的兩難之中，袁世凱於上任不滿一月的時候，即上折抗辯，極言義和團不可縱容：“該匪雖託名仇教……侈口於洋人可滅，藉以行其聳動號召之私，而不知其伎倆毫無……就使其能糾合百十萬人，鞭撻五洲，盡驅彼等，而該匪等勢成燎原，不可嚮邇，國家又將何以製其後？”袁氏對義和團決意取締，得力於一位高人的指點，此人即時任山東布政使的張人駿。
開始，袁世凱對義和團剿撫難定，一日，晤張人駿，詢以大計，張答曰：“公試揣此類妖妄之徒，古來有能成大事者乎？如料其能成，自宜善遇之；若策其必敗，則亟須早決大計，毋為所牽率而獲重咎也。”·輥·輵·訛 袁聞言，大悟，遂一改毓賢撫拳媚團之政，而專力於拒拳保僑（教）。這是徐一士的記述，想來不謬。徐一士認為：袁世凱“有術無學，重利害而輕是非，張氏以利害之說動之，宜其折服”。 是非為虛，利害為實，袁世凱秉一省大政，故一人之利害，實一省之利害，趨利避害，亦屬大局；後生局外諸公，萬不可以輕言否定。袁世凱在山東殺了一批義和團成員，有的為教案中殺人兇手，如肥城教案之孟洸汶、吳方城；有的為朱紅燈義和團後期重要首領，如王立言、王玉振、朱士和、陳光訓等。殺了少數人，救了多數人，山東義和團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三月遂告絕跡。教民得安，百姓得安，官吏也得安。拿袁世凱與山西巡撫毓賢比，與直隸總督裕祿比，袁氏便因與義和團劃清了界限，得免陷毓賢流放、殺頭及裕祿自殺後又褫職的懲罰。
這樣比，太個人化、太功利了，但看看北京、天津二地因優容義和團造成的人的犧牲與物的毀棄（聯軍毀棄之前），後人自可想見失控的“群眾運動”對於國家民族的損害幾乎是毀滅性的——正因為起事者原本一無所有，所以他們要以創造“一無所有”的局麵為最大滿足。
袁世凱的驅趕政策，讓義和團在山東的活動畫上句號。光緒二十六年春，義和團活動中心由山東轉入直隸。看一看柴小梵的《梵天廬叢錄·庚辛記事》，我們可知義和團由東省入直，其實是“打回老家去”。
拳匪起於山東，而大禍之發，乃在直隸，東省得安閑無事，則巡撫袁慰亭剿匪之功不可沒也。東省義和團，創始於嘉慶時，蔓延至於直隸，數十年來，人俱視之為邪教。及毓賢任東巡，頗尊信之，於是直隸古城、清河、威縣、曲周等處之匪漸漸南下，流入東昌之冠縣，自冠縣及於東昌各屬，再由東昌、曹州、濟寧、兗州、沂州，濟南等處潛萌滋長，至己亥秋間，其勢大熾，然仍出沒黃河以西，而以直隸為老巢……
至於朱紅燈輩在隊伍壯大過程中不分青紅皂白，焚燒所有教堂，殘害一切教民，這顯示了群眾運動的凝聚之力首先是將它的領袖人物雕塑成踐越人道、踐越法理的權力怪傑。
對於中國的義和團運動而言，朱紅燈是個裏程碑式的人物。說他締造了義和團，略顯勉強；說他“改造”了、“提高”了義和團，則言不為過。
是他，給義和團豎了一麵“團”的旗幟。
是他，給義和團一個“扶清滅洋”的口號。
是他，讓義和團跳出壇社，在一個廣闊的空間範圍內流動壯大。
也是他開創的燒殺搶劫的生存模式，最終讓義和團運動完全失去控製，失去理性，走向敗亡。
朱紅燈為義和團運動流淌下第一滴血。作為報復，義和團讓官方及教方的洋人與非洋人流淌了第二滴血。而第三滴血，則是從中華民族的血脈中流淌出來的——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相當於清政府六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全國四億五千萬人民每人承擔一兩白銀）的賠款，本息相加，累計賠付白銀九億八千萬兩；拆除大沽口炮台、及從大沽到北京的所有炮台，中國人的首都從此將變成一座不設防的城市；在英、德各國擴大在華特權的同時，俄國人出兵，侵占我國東北大片領土，僅在海蘭泡一地便屠殺中國居民五千多人，在江東六十四屯屠殺中國居民二千多人……
流血是一個“罪”與“罰”相互累加的過程。因為有“侵略”與“反侵略”的時代背景，百年以來，中國的精英歷史學者一直用諱言義和團的非人道燒殺，編織一幅“群眾運動救國”的幻圖。在下說朱紅燈，無意於對整個義和團重建新時期的評價體係，隻想抽取一段線索並提醒世人：這不是純淨的纖絲，它僅是一截血汙的草繩。
朱紅燈死，山東義和團垮。不是少了一位首領，而是來了一位克星。在毓賢離任的那一天（1899年12月26日），袁世凱抵達濟南，就任山東巡撫職。礙於清廷“以曉諭解散為主，毋輕用兵” 之諭，上任伊始，袁氏亦曾對山東各地拳眾出示曉諭，疏導勸誘，但不久，他便以權力者的清醒，認識到義和團氣不可縱、勢不可長。在上有彈劾、下有騷擾的兩難之中，袁世凱於上任不滿一月的時候，即上折抗辯，極言義和團不可縱容：“該匪雖託名仇教……侈口於洋人可滅，藉以行其聳動號召之私，而不知其伎倆毫無……就使其能糾合百十萬人，鞭撻五洲，盡驅彼等，而該匪等勢成燎原，不可嚮邇，國家又將何以製其後？”袁氏對義和團決意取締，得力於一位高人的指點，此人即時任山東布政使的張人駿。
開始，袁世凱對義和團剿撫難定，一日，晤張人駿，詢以大計，張答曰：“公試揣此類妖妄之徒，古來有能成大事者乎？如料其能成，自宜善遇之；若策其必敗，則亟須早決大計，毋為所牽率而獲重咎也。”·輥·輵·訛 袁聞言，大悟，遂一改毓賢撫拳媚團之政，而專力於拒拳保僑（教）。這是徐一士的記述，想來不謬。徐一士認為：袁世凱“有術無學，重利害而輕是非，張氏以利害之說動之，宜其折服”。 是非為虛，利害為實，袁世凱秉一省大政，故一人之利害，實一省之利害，趨利避害，亦屬大局；後生局外諸公，萬不可以輕言否定。袁世凱在山東殺了一批義和團成員，有的為教案中殺人兇手，如肥城教案之孟洸汶、吳方城；有的為朱紅燈義和團後期重要首領，如王立言、王玉振、朱士和、陳光訓等。殺了少數人，救了多數人，山東義和團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三月遂告絕跡。教民得安，百姓得安，官吏也得安。拿袁世凱與山西巡撫毓賢比，與直隸總督裕祿比，袁氏便因與義和團劃清了界限，得免陷毓賢流放、殺頭及裕祿自殺後又褫職的懲罰。
這樣比，太個人化、太功利了，但看看北京、天津二地因優容義和團造成的人的犧牲與物的毀棄（聯軍毀棄之前），後人自可想見失控的“群眾運動”對於國家民族的損害幾乎是毀滅性的——正因為起事者原本一無所有，所以他們要以創造“一無所有”的局麵為最大滿足。
袁世凱的驅趕政策，讓義和團在山東的活動畫上句號。光緒二十六年春，義和團活動中心由山東轉入直隸。看一看柴小梵的《梵天廬叢錄·庚辛記事》，我們可知義和團由東省入直，其實是“打回老家去”。
拳匪起於山東，而大禍之發，乃在直隸，東省得安閑無事，則巡撫袁慰亭剿匪之功不可沒也。東省義和團，創始於嘉慶時，蔓延至於直隸，數十年來，人俱視之為邪教。及毓賢任東巡，頗尊信之，於是直隸古城、清河、威縣、曲周等處之匪漸漸南下，流入東昌之冠縣，自冠縣及於東昌各屬，再由東昌、曹州、濟寧、兗州、沂州，濟南等處潛萌滋長，至己亥秋間，其勢大熾，然仍出沒黃河以西，而以直隸為老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