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洪、楊之流的超級墮落，誰還能再用“小節無害”為其辯護？
比之於“革命尚未成功，同誌已經犧牲”的巨大創痛，洪秀全與楊秀清們的享樂，是一種背叛。洪秀全與楊秀清是太平天國的領袖人物，“領袖的背叛”，被他們發展到了極致。背叛了追隨者，背叛了他們的革命；當他們徹底背叛了原初鼓吹的“革命”時，他們個人的“革命”隨即宣布成功。還有比這再大的諷刺嗎？還有比這再大的真實嗎？套用《紅樓夢》“好了歌”形式，我們可以對洪秀全們的革命作如下詠嘆：“世人都說‘天國’好，隻有‘享受’忘不了。千人萬人搭天梯，誰見一人上淩霄？”
或許真的知道上不了“天國”，洪秀全們才抓緊安排自己塵世的享受。
領袖人物的享受，是由崇拜領袖的庸眾侍候的。所以在洪秀全一歌兩訓這批神學教材的薰陶下，太平軍戰士意誌裏多了一份“神性”使命。相比之下，“太平軍”比“八旗兵”、“綠營兵”更具戰鬥狂熱。
“神性”也罷，“狂熱”也罷，都屬於意識形態，看不見，抓不著，洪秀全們不全放心。因而，除意識形態的灌輸外，太平天國領袖的治軍之道還強調“置之死地”這一招。至於能否“後生”，那要看兵士們的福分造化。
毀家相從，斷絕後路，這是第一招。初期尤甚。那時的“團營”成員，都是先放火燒了自家房舍，賣了田產，赤身赤心投向“拜上帝會”的。無恆產，無恆業，哪裏還會有恆心？有的，隻是奴才心、流氓心、僥倖心。
留滿發，變“長毛”，以示區別，這是第二招。獨特的體貌特徵，讓“太平軍”戰士與清朝的百姓勢如冰火，即使士兵開了小差，也逃無可逃。
嚴軍紀，濫誅殺，以苛治兵，這是第三招。太平軍軍紀極嚴，“如十人出戰，八人皆死，其二人亦繼進不敢退，退者立斬”。 兵士如奴隸，人人自危，隻有服從與賣命。再如排單行行軍，有出行者即殺。
關鍵時刻，施以小惠，這是第四招。極端放縱的例子是允許屠城，允許強掠，允許逼良為妻。全州屠城，見於前文；武昌陷，太平軍亦屠城三日，殺軍民逾十萬人。 天國中期，“天京”被圍，楊秀清為了激勵鬥誌，便強令“天京”15至50歲的女性嫁給太平軍戰士為妻，有不從者即殺。單是為抗拒這種變相姦淫而自殺的“天京”婦女即在萬人以上。起事初，洪秀全曾表白：“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妻。”結果是縱殺縱淫，這“革命”如何讚美？
總之，太平天國的領袖仿效田單驅火牛入陣的戰法，仿效項羽破釜沉舟的戰術，將太平軍戰士視若會說話的戰具，任意使用；因而，太平軍戰士真的為他們創造了勢如破竹的戰爭神話，神話隻哄騙幼稚者。本節，僅就太平軍戰士的前期犧牲作些提示，而在後期，“神話”破滅，“權威”消失，太平軍土崩瓦解。西進，北伐，全部送死，守衛天京，一律喪命，這又與洪天王的“太平”許諾背道而馳。
太平軍“造反”，清軍“鎮壓”，各自立場不同，所以對戰爭的定性亦不相同。“正義度”的評判如果以“人民利益”和“國家興亡”為基本參照，相信還有商討的餘地。歷史事變既不能保證每一個“造反者”都將“造反”兌換成個人及家族幸福，又不能保證每一個“鎮壓者”都靠“鎮壓”實現權力及權力體係的永久安定。這正像矛與盾，不能兩立，不能兩全。太平天國與大清王朝，經過“造反”與“鎮壓”的一輪較量，滅者自滅，衰者自衰，何止是兩敗俱傷呢！這呼應了那個延續兩千多年的改朝換代的誘惑，這也表現了中華民族在處理內部矛盾、構建社會平等上的簡單化與非理性。一場內亂，絞殺了強梁，成全了英傑，而普遍的“尚武精神”則被割草機碾壓一遍。如果進入時光遂道，重回六朝故都當一名天國戰士或天京臣民，腥風血雨，感同身受，我相信任何人也不會重蹈迷誤。
二、“書生”立功，“民兵”救國
這是一個悖論性的題目。疆場立功，本是武將的事，濟難救國，本是英豪的事。在此，我們推崇“書生”與“民兵”，且提高到為國立功的極限，確乎是有其名而又有其實的。
“太平天國”史的研究者中，不少人為洪秀全們遺憾。他們設想太平軍占領南京後全力北伐，便極有可能一掃淮北，再渡黃河，直搗幽燕，將滿族統治者趕出長城，而宣告清朝亡而“天國”興。可惜的是，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沒有發揚不斷革命的精神，到了金陵這六朝香粉之地便撲倒身子開始享受，坐失戰機，導致失敗。
“半力北伐”與“全力北伐”結果當然不一樣。
但不論如何，太平天國皆無勝局可言。
這一判斷，已經落在歷史事實的後麵，因而從理論的預見性上看，它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在歷史的事變之後，特別指出這一點，其實是基於民心向背的分析。長話短說，即太平天國的北伐，是缺乏人民支持與人民響應的。有一個階段性的比較：太平軍出廣西，入湖南，隊伍驟增，“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眾，足有二萬之數”；“後移師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萬眾”。·輥·輵·訛 粗粗匡算，一入湖南，太平軍便擴編十倍！由湖南入湖北，兵力又強，武昌東下時，太平軍揚言已有五十萬眾。這大抵是太平天國的軍民隊伍總數。而北伐之戰，部隊越打越少。這對太平天國的全國性勝利，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民心障礙”。這話題，暫放下，許容後補。
比之於“革命尚未成功，同誌已經犧牲”的巨大創痛，洪秀全與楊秀清們的享樂，是一種背叛。洪秀全與楊秀清是太平天國的領袖人物，“領袖的背叛”，被他們發展到了極致。背叛了追隨者，背叛了他們的革命；當他們徹底背叛了原初鼓吹的“革命”時，他們個人的“革命”隨即宣布成功。還有比這再大的諷刺嗎？還有比這再大的真實嗎？套用《紅樓夢》“好了歌”形式，我們可以對洪秀全們的革命作如下詠嘆：“世人都說‘天國’好，隻有‘享受’忘不了。千人萬人搭天梯，誰見一人上淩霄？”
或許真的知道上不了“天國”，洪秀全們才抓緊安排自己塵世的享受。
領袖人物的享受，是由崇拜領袖的庸眾侍候的。所以在洪秀全一歌兩訓這批神學教材的薰陶下，太平軍戰士意誌裏多了一份“神性”使命。相比之下，“太平軍”比“八旗兵”、“綠營兵”更具戰鬥狂熱。
“神性”也罷，“狂熱”也罷，都屬於意識形態，看不見，抓不著，洪秀全們不全放心。因而，除意識形態的灌輸外，太平天國領袖的治軍之道還強調“置之死地”這一招。至於能否“後生”，那要看兵士們的福分造化。
毀家相從，斷絕後路，這是第一招。初期尤甚。那時的“團營”成員，都是先放火燒了自家房舍，賣了田產，赤身赤心投向“拜上帝會”的。無恆產，無恆業，哪裏還會有恆心？有的，隻是奴才心、流氓心、僥倖心。
留滿發，變“長毛”，以示區別，這是第二招。獨特的體貌特徵，讓“太平軍”戰士與清朝的百姓勢如冰火，即使士兵開了小差，也逃無可逃。
嚴軍紀，濫誅殺，以苛治兵，這是第三招。太平軍軍紀極嚴，“如十人出戰，八人皆死，其二人亦繼進不敢退，退者立斬”。 兵士如奴隸，人人自危，隻有服從與賣命。再如排單行行軍，有出行者即殺。
關鍵時刻，施以小惠，這是第四招。極端放縱的例子是允許屠城，允許強掠，允許逼良為妻。全州屠城，見於前文；武昌陷，太平軍亦屠城三日，殺軍民逾十萬人。 天國中期，“天京”被圍，楊秀清為了激勵鬥誌，便強令“天京”15至50歲的女性嫁給太平軍戰士為妻，有不從者即殺。單是為抗拒這種變相姦淫而自殺的“天京”婦女即在萬人以上。起事初，洪秀全曾表白：“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妻。”結果是縱殺縱淫，這“革命”如何讚美？
總之，太平天國的領袖仿效田單驅火牛入陣的戰法，仿效項羽破釜沉舟的戰術，將太平軍戰士視若會說話的戰具，任意使用；因而，太平軍戰士真的為他們創造了勢如破竹的戰爭神話，神話隻哄騙幼稚者。本節，僅就太平軍戰士的前期犧牲作些提示，而在後期，“神話”破滅，“權威”消失，太平軍土崩瓦解。西進，北伐，全部送死，守衛天京，一律喪命，這又與洪天王的“太平”許諾背道而馳。
太平軍“造反”，清軍“鎮壓”，各自立場不同，所以對戰爭的定性亦不相同。“正義度”的評判如果以“人民利益”和“國家興亡”為基本參照，相信還有商討的餘地。歷史事變既不能保證每一個“造反者”都將“造反”兌換成個人及家族幸福，又不能保證每一個“鎮壓者”都靠“鎮壓”實現權力及權力體係的永久安定。這正像矛與盾，不能兩立，不能兩全。太平天國與大清王朝，經過“造反”與“鎮壓”的一輪較量，滅者自滅，衰者自衰，何止是兩敗俱傷呢！這呼應了那個延續兩千多年的改朝換代的誘惑，這也表現了中華民族在處理內部矛盾、構建社會平等上的簡單化與非理性。一場內亂，絞殺了強梁，成全了英傑，而普遍的“尚武精神”則被割草機碾壓一遍。如果進入時光遂道，重回六朝故都當一名天國戰士或天京臣民，腥風血雨，感同身受，我相信任何人也不會重蹈迷誤。
二、“書生”立功，“民兵”救國
這是一個悖論性的題目。疆場立功，本是武將的事，濟難救國，本是英豪的事。在此，我們推崇“書生”與“民兵”，且提高到為國立功的極限，確乎是有其名而又有其實的。
“太平天國”史的研究者中，不少人為洪秀全們遺憾。他們設想太平軍占領南京後全力北伐，便極有可能一掃淮北，再渡黃河，直搗幽燕，將滿族統治者趕出長城，而宣告清朝亡而“天國”興。可惜的是，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沒有發揚不斷革命的精神，到了金陵這六朝香粉之地便撲倒身子開始享受，坐失戰機，導致失敗。
“半力北伐”與“全力北伐”結果當然不一樣。
但不論如何，太平天國皆無勝局可言。
這一判斷，已經落在歷史事實的後麵，因而從理論的預見性上看，它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在歷史的事變之後，特別指出這一點，其實是基於民心向背的分析。長話短說，即太平天國的北伐，是缺乏人民支持與人民響應的。有一個階段性的比較：太平軍出廣西，入湖南，隊伍驟增，“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眾，足有二萬之數”；“後移師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萬眾”。·輥·輵·訛 粗粗匡算，一入湖南，太平軍便擴編十倍！由湖南入湖北，兵力又強，武昌東下時，太平軍揚言已有五十萬眾。這大抵是太平天國的軍民隊伍總數。而北伐之戰，部隊越打越少。這對太平天國的全國性勝利，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民心障礙”。這話題，暫放下，許容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