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後，筆者在採訪中提及張際春，當年的老戰士、老記者、老作家熱淚潸然而下，第一句話幾乎都說：“這樣的好首長……我們想他呀！”
作家曾克在她回憶張際春的文章中寫道：“我的記憶深處懷念著一個人，一位領導和長者。時間越長，懷念越深。”
文章的題目是《政委媽媽》
就是這位媽媽似的政委，有一天把曾克從前線接回野戰軍政治部，說：“來了很多教授、學者，咱們要熱情接待他們。你是代表之一，好好完成任務。”
警衛員把曾克送到一個群眾家。走進那個小四合院的西屋裏，警衛員對客人說：“曾老先生，張副政委把你們的女兒接回來了。”
這時，曾克才明白過來，認出了兩個瘦弱、疲憊的老人是她離別八年的父母。他們是開封解放後第二批被接到解放區來的，和他們一同來的還有許多著名教授、學者。
資深記者李普曾作為重慶《新華日報》特派員、延安《解放日報》特派記者，在劉鄧大軍工作了將近兩年。這兩年裏他寫了許多極有分量、震動了南京和蔣介石的文章。
李普回憶說：
“那些稿件之所以有些分量，不過是多少反映了劉鄧的一些現實罷了。而這些，是應當歸功於張際春同誌的。是他巧妙地給我創造了經常接近劉鄧的機會。他老人家是有意這樣做的，可我當時卻一點也沒有察覺出來。”
“每天吃過晚飯，張副政委便對我說：‘李普，我們到劉鄧首長那裏去。’到了司令部，劉鄧也剛剛吃罷晚飯，我們就一塊隨他們到村外去散步；有時候天不好，就在劉鄧住處談天。天天聽這三位大首長、老前輩談天，實在是我的幸運。作為一個後生小子，固然獲益匪淺；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所得就更有用了。他們古今中外無所不談，他們並不因為有我這樣的小青年在場而有多少忌諱。”
“我長期在蔣管區當記者，初到解放區，不知天高地厚，又加上年輕，才20多歲，想什麽，就說什麽，不僅隨便插嘴提問，還時常冒冒失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那時劉帥50多歲，鄧政委、張副政委40多歲，竟把我這小後生看作一起談天的人，平等對待。他們談天的話題，當前形勢總是主要內容。他們的觀點，凡是我能領會和消化的，便成了我采寫那些稿件的根本。我之所以能夠被稱為軍事記者，主要秘密就在這裏。”
“回想起來，張副政委帶我去散步，正是有意要我做這件事。當時，他的這種意圖完全沒有表露出來過，甚至連暗示也沒有。當他叫我‘到劉鄧那裏去’的時候，沒有任何潛台詞，至多不過是表示‘去看望劉鄧’罷了……”
直接在張際春領導下工作的野戰軍宣傳部部長陳斐琴總忘不了張際春的一句話：“我們隻會創造歷史，不會記載歷史，而人們是從記載的歷史中了解歷史的。”
這句話被陳斐琴奉為格言而伴隨後半生。幾十年間。他撰寫了大量的、極有史學價值的軍旅文章。離休後，他又不顧年事已高，背著幹糧走訪當年的魯西南戰場、中原戰場，拄著一柄竹棍重上大別山……
當筆者採訪陳斐琴的時候，他已患腦血栓行走不便，語言發生了障礙。他不再會見一般客人，但一聽說我們是寫劉鄧大軍的，立即讓人攙扶著坐起，艱難地說：“跟隨……劉鄧多年了……每一仗……我都經歷過……本來可以……詳細……給你們餅，現在……”
他生氣、著急地張大了嘴，臉上的表情很痛苦。
我們熱淚盈眶，握住他溫熱卻失去控製的手說：“陳老，等您病好，我們再來。”
他不讓我們走，就這樣艱難地選擇可以發聲的詞句，談了兩個多小時。
陳斐琴給我們的不僅是對當年的回顧。回顧僅是歷史的本身，而他給予我們的是超越歷史的一種浩瀚，一種經天緯地的博大和忠貞。這更增添了我們對那段歷史的深層思考。
當年，在劉鄧大軍裏有一個陣容強大的“前線記者團”；晉冀魯豫文聯主席陳荒煤又給前線送來一批優秀作家，如李南力、胡征、柯崗、曾克、葛洛等；還有一些優秀的美術家，如艾炎、關夫生、鄒雅、範雲等。
正是有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這些重視文化建設、重視知識分子的領導，有一批優秀文藝工作者做火種，劉鄧大軍這塊軍旅之壤上才會繁花似錦，全軍上下一致，保持著精神上的溝通和共振、情緒上的活躍和高漲。
李卓然老人說：“打六營集我和張副政委到前線去，看到戰鬥命令下達了，戰士們有的揣起報紙，有的把報紙放在地下一躍而起，似乎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報紙上的英雄人物……”
魯西南 金鄉——六營集 1947年7月14日
戰場上的形勢時爾族旗蔽日，輪轂交錯，時爾靜若深潭，穩若泰山；有時山勢崩頹，如江河倒懸，有時風平浪靜，如細流涓涓。
定陶一丟，王敬久急命各師迅速構築攻防工事，並連連電催各師派出一個團搜索偵察。
兩天過去了，卻沒有發現敵情，魯西南似乎一下子平靜了。王敬久越發坐立不安。
作家曾克在她回憶張際春的文章中寫道：“我的記憶深處懷念著一個人，一位領導和長者。時間越長，懷念越深。”
文章的題目是《政委媽媽》
就是這位媽媽似的政委，有一天把曾克從前線接回野戰軍政治部，說：“來了很多教授、學者，咱們要熱情接待他們。你是代表之一，好好完成任務。”
警衛員把曾克送到一個群眾家。走進那個小四合院的西屋裏，警衛員對客人說：“曾老先生，張副政委把你們的女兒接回來了。”
這時，曾克才明白過來，認出了兩個瘦弱、疲憊的老人是她離別八年的父母。他們是開封解放後第二批被接到解放區來的，和他們一同來的還有許多著名教授、學者。
資深記者李普曾作為重慶《新華日報》特派員、延安《解放日報》特派記者，在劉鄧大軍工作了將近兩年。這兩年裏他寫了許多極有分量、震動了南京和蔣介石的文章。
李普回憶說：
“那些稿件之所以有些分量，不過是多少反映了劉鄧的一些現實罷了。而這些，是應當歸功於張際春同誌的。是他巧妙地給我創造了經常接近劉鄧的機會。他老人家是有意這樣做的，可我當時卻一點也沒有察覺出來。”
“每天吃過晚飯，張副政委便對我說：‘李普，我們到劉鄧首長那裏去。’到了司令部，劉鄧也剛剛吃罷晚飯，我們就一塊隨他們到村外去散步；有時候天不好，就在劉鄧住處談天。天天聽這三位大首長、老前輩談天，實在是我的幸運。作為一個後生小子，固然獲益匪淺；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所得就更有用了。他們古今中外無所不談，他們並不因為有我這樣的小青年在場而有多少忌諱。”
“我長期在蔣管區當記者，初到解放區，不知天高地厚，又加上年輕，才20多歲，想什麽，就說什麽，不僅隨便插嘴提問，還時常冒冒失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那時劉帥50多歲，鄧政委、張副政委40多歲，竟把我這小後生看作一起談天的人，平等對待。他們談天的話題，當前形勢總是主要內容。他們的觀點，凡是我能領會和消化的，便成了我采寫那些稿件的根本。我之所以能夠被稱為軍事記者，主要秘密就在這裏。”
“回想起來，張副政委帶我去散步，正是有意要我做這件事。當時，他的這種意圖完全沒有表露出來過，甚至連暗示也沒有。當他叫我‘到劉鄧那裏去’的時候，沒有任何潛台詞，至多不過是表示‘去看望劉鄧’罷了……”
直接在張際春領導下工作的野戰軍宣傳部部長陳斐琴總忘不了張際春的一句話：“我們隻會創造歷史，不會記載歷史，而人們是從記載的歷史中了解歷史的。”
這句話被陳斐琴奉為格言而伴隨後半生。幾十年間。他撰寫了大量的、極有史學價值的軍旅文章。離休後，他又不顧年事已高，背著幹糧走訪當年的魯西南戰場、中原戰場，拄著一柄竹棍重上大別山……
當筆者採訪陳斐琴的時候，他已患腦血栓行走不便，語言發生了障礙。他不再會見一般客人，但一聽說我們是寫劉鄧大軍的，立即讓人攙扶著坐起，艱難地說：“跟隨……劉鄧多年了……每一仗……我都經歷過……本來可以……詳細……給你們餅，現在……”
他生氣、著急地張大了嘴，臉上的表情很痛苦。
我們熱淚盈眶，握住他溫熱卻失去控製的手說：“陳老，等您病好，我們再來。”
他不讓我們走，就這樣艱難地選擇可以發聲的詞句，談了兩個多小時。
陳斐琴給我們的不僅是對當年的回顧。回顧僅是歷史的本身，而他給予我們的是超越歷史的一種浩瀚，一種經天緯地的博大和忠貞。這更增添了我們對那段歷史的深層思考。
當年，在劉鄧大軍裏有一個陣容強大的“前線記者團”；晉冀魯豫文聯主席陳荒煤又給前線送來一批優秀作家，如李南力、胡征、柯崗、曾克、葛洛等；還有一些優秀的美術家，如艾炎、關夫生、鄒雅、範雲等。
正是有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這些重視文化建設、重視知識分子的領導，有一批優秀文藝工作者做火種，劉鄧大軍這塊軍旅之壤上才會繁花似錦，全軍上下一致，保持著精神上的溝通和共振、情緒上的活躍和高漲。
李卓然老人說：“打六營集我和張副政委到前線去，看到戰鬥命令下達了，戰士們有的揣起報紙，有的把報紙放在地下一躍而起，似乎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報紙上的英雄人物……”
魯西南 金鄉——六營集 1947年7月14日
戰場上的形勢時爾族旗蔽日，輪轂交錯，時爾靜若深潭，穩若泰山；有時山勢崩頹，如江河倒懸，有時風平浪靜，如細流涓涓。
定陶一丟，王敬久急命各師迅速構築攻防工事，並連連電催各師派出一個團搜索偵察。
兩天過去了，卻沒有發現敵情，魯西南似乎一下子平靜了。王敬久越發坐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