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經理除工資外也都有每月二十塊錢的職務津貼。薛廷臣表示了同意。
就這樣，薛廷臣又擔任了物資公司的黨支部書記。
薛廷臣每月領到二十塊錢的職務津貼，但這二十塊錢卻或多或少給他帶來了一點壓力和負擔。從此以後，他每天都的要到物資公司去轉上一趟、兩趟的，總是不那麽自由了。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每天都能在機關和大家說說話，有時還能遇見一兩個熟人聊聊天。他倒覺得每天生活的還很充實，心情也比悶在家裏愉快的多。有事可做，時間也就過得很快，過去難熬的日子，現在不覺一天就過去了。
這一時期興起了職稱熱，領導幹部沒有職稱不能上崗。張萬江是初中學歷，轉業以後一直在供銷社搞經濟工作，根據參加工作的年限一套，寫了一篇文章，就申請了個經濟師的職稱。趙玉秀是青海財經學校畢業的中專生，她是專門學會計的，後來又在青海物資學校進修過兩年，不用寫論文，按標準一套就批了個經濟師；另外，童寶瑞、任文定、康潤元幾個，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因為搞了多年的物資工作，也都套上了個助理經濟師的職稱。韓國祥是高小文化，是平反以後安排到物資公司工作的，他當時搞統計，也申請個了個統計員，屬於初級職稱。所有有職稱的，在退休的時候可以提高百分之五的退休金。
張萬江和趙玉秀被免職以後，仍在物資公司上班，張萬江名義上是搞業務，由於情緒不高心情不暢快，他並沒有認真負責的去搞工作，上了班隻是跟上大家混日子，新提拔的兩個經理也不依靠他。張萬江已五十多歲了，想調出去也沒有單位願意接收，在物資公司混不了幾年也該退休了。張萬江當時的工資是五百多塊錢，直到退休才拿七百多塊錢的工資。趙玉秀才三十多歲，她不願意在物資公司當會計，便活動到大通縣房改基金辦公室當了會計。她在物資公司的工資也是五百多塊錢，房改基金辦公室是事業單位，到那裏根據事業單位的工資標準一套，工資一下提高了一倍多，拿一千多塊錢的工資。由於她有經濟師的職稱，到那裏仍繼續當會計，後來經過申請，又批了個高級經濟師，工資一下又翻了一番，每月拿兩千多塊錢。
薛廷臣自己從一九四九年四月在運城鹽幹校參加工作以來，在經濟部門幹了一輩子的經濟工作，其中在黨校幹過兩年多的後勤主任，還是和經濟打交道，由於在商業、供銷部門搞了一輩子的商業工作。有些在一塊耍慣了的同事開玩笑時都把他叫奸商。由於沒有學歷，沒有專業知識，是個“萬金油”幹部，辛辛苦苦的幹了一輩子的經濟工作，最後連個初級職稱都沒鬧上。人們常說趕的早不如趕的巧，薛廷臣就覺得自已是因為趕的早了點，就沒有趕上評職稱的這個機遇。
從一九九四年六月到一九九七年四月，薛廷臣在物資公司當了兩年多的黨支部書記。
黨支部書記沒有什麽硬任務，每月組織黨員學習一兩次，或開一兩次支部生活會，也發展和培養了兩個積極分子入黨。甘玉琴、汪新翠就是他第二次任黨支部書記期間發展的新黨員。甘玉琴以後調到交通局的客運站去了；汪新翠後來當了物資公司的經理。
這一時期，整個社會上興起了吃喝風。有時有關單位請物資公司的人吃飯，有的時候物資公司也要請上級業務部門或其它有關單位的人吃飯。因為薛廷臣是公司的黨支部書記，每次吃飯都少不了把他也叫上，跟上白吃一頓。
每一次白吃完後，薛廷臣的心裏都會有一點不太踏實的感覺。他原來當經理的時候，根本沒有這種現象，因而，總是覺得有些不太習慣，思想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他心裏總是覺得，這樣長期下去不是個辦法。
就在這個時侯，西寧晚報上連續刊登了“全國每年公款吃掉四百個億”的連載報導。薛廷臣就覺得這樣長期下去不行，自己就這麽長期跟著白吃下去，說不定以後還會給自己帶來什麽麻煩的。又聯想到“四清”運動的時候，對他多吃多占的問題進行批判鬥爭時的那種味道，每一回想起來，總有那麽一點心有餘悸的感覺。又聯想到母親在風陵渡對他說的那句“不要想著去占便宜”的話。一想到這些，他就有一種 “現在好吃，將來難吐”的感覺。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薛廷臣心裏打了倒坦，他覺得，自己已經退休幾年了，如果再有點什麽麻煩的話，那可就實在是劃不來了，還是趁早離的遠點為好，咱不占這個便宜。正好，在這個時候縣經委派三建公司的政治幹事張啟錄到物資公司擔任黨支部的副書記，他覺得機會來了，便向組織提出辭職請求。
其實，按後來的社會發展情況和社會風氣，薛廷臣的那些擔心完全都是多餘的。但因為他經過“四清”運動對他多吃多占的問題的批判鬥爭，使他一想起來就有些害怕。真可謂“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同學聚會 [本章字數：1305 最新更新時間：2014-01-01 07:22:08.0]
059 同學聚會
當年從山西運城鹽幹校分到青海的三十七個學員，從一九四九年十月進青海，到一九九九年十月，算是整整五十年了。這個時候，在青海的同學僅僅隻剩下十六個人了。這十六個人是：荊直中、牛毅、關英、祁海山、趙聯城、薛家樹、姚廉信、薛廷臣、衛智德、孫思剛，何鬥南、崔誌浩、王乃玉、衛中才、荊誌正、胡永豐。
就這樣，薛廷臣又擔任了物資公司的黨支部書記。
薛廷臣每月領到二十塊錢的職務津貼，但這二十塊錢卻或多或少給他帶來了一點壓力和負擔。從此以後，他每天都的要到物資公司去轉上一趟、兩趟的，總是不那麽自由了。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每天都能在機關和大家說說話，有時還能遇見一兩個熟人聊聊天。他倒覺得每天生活的還很充實，心情也比悶在家裏愉快的多。有事可做，時間也就過得很快，過去難熬的日子，現在不覺一天就過去了。
這一時期興起了職稱熱，領導幹部沒有職稱不能上崗。張萬江是初中學歷，轉業以後一直在供銷社搞經濟工作，根據參加工作的年限一套，寫了一篇文章，就申請了個經濟師的職稱。趙玉秀是青海財經學校畢業的中專生，她是專門學會計的，後來又在青海物資學校進修過兩年，不用寫論文，按標準一套就批了個經濟師；另外，童寶瑞、任文定、康潤元幾個，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因為搞了多年的物資工作，也都套上了個助理經濟師的職稱。韓國祥是高小文化，是平反以後安排到物資公司工作的，他當時搞統計，也申請個了個統計員，屬於初級職稱。所有有職稱的，在退休的時候可以提高百分之五的退休金。
張萬江和趙玉秀被免職以後，仍在物資公司上班，張萬江名義上是搞業務，由於情緒不高心情不暢快，他並沒有認真負責的去搞工作，上了班隻是跟上大家混日子，新提拔的兩個經理也不依靠他。張萬江已五十多歲了，想調出去也沒有單位願意接收，在物資公司混不了幾年也該退休了。張萬江當時的工資是五百多塊錢，直到退休才拿七百多塊錢的工資。趙玉秀才三十多歲，她不願意在物資公司當會計，便活動到大通縣房改基金辦公室當了會計。她在物資公司的工資也是五百多塊錢，房改基金辦公室是事業單位，到那裏根據事業單位的工資標準一套，工資一下提高了一倍多，拿一千多塊錢的工資。由於她有經濟師的職稱，到那裏仍繼續當會計，後來經過申請，又批了個高級經濟師，工資一下又翻了一番，每月拿兩千多塊錢。
薛廷臣自己從一九四九年四月在運城鹽幹校參加工作以來，在經濟部門幹了一輩子的經濟工作，其中在黨校幹過兩年多的後勤主任，還是和經濟打交道，由於在商業、供銷部門搞了一輩子的商業工作。有些在一塊耍慣了的同事開玩笑時都把他叫奸商。由於沒有學歷，沒有專業知識，是個“萬金油”幹部，辛辛苦苦的幹了一輩子的經濟工作，最後連個初級職稱都沒鬧上。人們常說趕的早不如趕的巧，薛廷臣就覺得自已是因為趕的早了點，就沒有趕上評職稱的這個機遇。
從一九九四年六月到一九九七年四月，薛廷臣在物資公司當了兩年多的黨支部書記。
黨支部書記沒有什麽硬任務，每月組織黨員學習一兩次，或開一兩次支部生活會，也發展和培養了兩個積極分子入黨。甘玉琴、汪新翠就是他第二次任黨支部書記期間發展的新黨員。甘玉琴以後調到交通局的客運站去了；汪新翠後來當了物資公司的經理。
這一時期，整個社會上興起了吃喝風。有時有關單位請物資公司的人吃飯，有的時候物資公司也要請上級業務部門或其它有關單位的人吃飯。因為薛廷臣是公司的黨支部書記，每次吃飯都少不了把他也叫上，跟上白吃一頓。
每一次白吃完後，薛廷臣的心裏都會有一點不太踏實的感覺。他原來當經理的時候，根本沒有這種現象，因而，總是覺得有些不太習慣，思想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他心裏總是覺得，這樣長期下去不是個辦法。
就在這個時侯，西寧晚報上連續刊登了“全國每年公款吃掉四百個億”的連載報導。薛廷臣就覺得這樣長期下去不行，自己就這麽長期跟著白吃下去，說不定以後還會給自己帶來什麽麻煩的。又聯想到“四清”運動的時候，對他多吃多占的問題進行批判鬥爭時的那種味道，每一回想起來，總有那麽一點心有餘悸的感覺。又聯想到母親在風陵渡對他說的那句“不要想著去占便宜”的話。一想到這些，他就有一種 “現在好吃，將來難吐”的感覺。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薛廷臣心裏打了倒坦，他覺得，自己已經退休幾年了，如果再有點什麽麻煩的話，那可就實在是劃不來了，還是趁早離的遠點為好，咱不占這個便宜。正好，在這個時候縣經委派三建公司的政治幹事張啟錄到物資公司擔任黨支部的副書記，他覺得機會來了，便向組織提出辭職請求。
其實，按後來的社會發展情況和社會風氣，薛廷臣的那些擔心完全都是多餘的。但因為他經過“四清”運動對他多吃多占的問題的批判鬥爭，使他一想起來就有些害怕。真可謂“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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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 同學聚會
當年從山西運城鹽幹校分到青海的三十七個學員，從一九四九年十月進青海，到一九九九年十月，算是整整五十年了。這個時候，在青海的同學僅僅隻剩下十六個人了。這十六個人是：荊直中、牛毅、關英、祁海山、趙聯城、薛家樹、姚廉信、薛廷臣、衛智德、孫思剛，何鬥南、崔誌浩、王乃玉、衛中才、荊誌正、胡永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