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會上，連純見逼著要薛廷臣交待他是怎麽來到青海的。薛廷臣大聲說道：“這個問題我早已經交待過了……”還沒有等他說完，有好幾個人都一齊舉起手來要求發言，同時，有幾個人揮臂高呼起口號來：
“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薛廷臣！”
“薛廷臣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 ！
“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
口號呼了一陣子之後，汪國貞緊接著作了一陣非常尖銳、深刻的批判。根據會場的安排和氣氛，薛廷臣感覺到這幫人在會前是經過認真組織、嚴格訓練並分了工的，呼口號和發言都是事先套好的。從那個嚴肅認真的氣氛來看，完全就是用對付階級敵人的那一套辦法來收拾他的。他不由自主地想到：“難道我真的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從那嚴肅、認真的氣氛和可怕的形勢來看，薛廷臣覺得可能是有點什麽新的情況出現。他雖然說心裏並不害怕，但多少還是有點不安和恐慌的感覺。因為這個年代發生一些讓人想像不到的事情也太司空見慣了。比如，有的人隨便在紙上胡亂寫了些字，本來是根本無意識的行為，但丟頭去尾的聯繫以下，就成了一句反動標語了，其結果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這樣的事例在大通縣出現過不止一次。薛廷臣雖然有時也愛隨便胡寫亂畫，可他覺得並沒有什麽問題。但麵對這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局麵，他心裏總是不踏實，不知道這些究竟是為什麽？於是，薛廷臣又認真的回憶並檢點了自己一番，他雖然敢肯定自己確實沒有什麽可懷疑的地方，但思想上的顧慮總是去不掉的。當然，這種顧慮和“四清”運動剛開始時的哪種顧慮則是完全不同的。“四清”時，他是明明知道自己有錯誤，本身就做著激烈的思想鬥爭，所以，他自己就一直背著沉重的思想包袱。現在則不一樣，他對眼前發生的一切根本就弄不明白，強加在自己頭上的都是莫須有的所謂“事實”，因此，前後兩種顧慮和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這個非常時期，專政組作了明確的規定：薛廷臣不能隨便與外人接觸，家裏來了人要向“專政”小組報告、有事外出要請假。他的人身自由已經被限製了！就在這個時候，薛廷臣的外甥鄭均保來看舅舅了。薛廷臣不得不硬著頭皮向“專政”小組成員權作廉請假說：“我外甥看我來了。”
根據專政組的規定，有重要事隻要給“專政”小組的成員說一聲就行了，這倒是給了薛廷臣一個好機會。當他給權作廉說了以後，權作廉竟然果斷地說道：“以後再來了人或你有什麽要緊事要出去你就盡管走。要是有人問，你就說已經給我說了。” 身處逆境的薛廷臣對權作廉非常感激，他覺得權作廉能給他說這樣的話的確是很不容易的，實在是難能可貴！他非常感動，把權作廉的這句話比作是“雪裏送炭”。
薛廷臣非常感激權作廉給自己的方便，但他沒有道謝，隻是默默地點了一下頭。權作廉說的這些話，看起來很平常、很隨便，但薛廷臣聽了卻有很深的體會和感受：這是信任，這是關切，這種明目張膽的照顧在那種情況下幾乎很難遇到。
權作廉這個人本來就正直，他對連純見的所作所為很看不慣，覺得費這麽大的精力去整一個老幹部根本沒有必要，即便薛廷臣是“四清”下台幹部，也沒有必要這樣整人，總認為他們對薛廷臣實行的“專政”完全是公報私仇。連純見讓他當“群眾專政”小組的成員，他也是身在運動中沒有辦法，隻是出於無奈的應付著。
薛廷臣在商業局辦公室當主任的時候，權作廉就是農副公司的炊事員，雖地位不同，但經常來往，他對薛廷臣還是了解的，知道他不可能是壞人，所以他就大著膽子放開話給薛廷臣以方便。
薛廷臣很明白，自己在“四清”運動中犯過錯誤，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公司就把他列為鬥爭的對象進行批鬥。他清楚的知道，在這樣的形勢下，自己無論如何也是鬧不過他們的。身陷泥潭之中，就是你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沒有任何辦法的。既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不管再受委屈，他都是一直在自我安慰，自己給自己寬心。抱著這種心態，薛廷臣在每一次的批判會上，對於任何人的發言，他總是抱著不管是對還是錯，都要耐心的聽下去。不表態，也不反駁！但對連純見就不同了，因為自從連純見踏進農副公司門的第一天，薛廷臣就瞧不起他。因為他本身對業務一點也不懂，但他不但不虛心學習，反而經常出些壞主意，更甚者，對於提出不同意見的人打擊報復，胡亂整人。由於從心底裏恨透了這個人。所以，隻要是連純見發言，薛廷臣就控製不住自己的情緒和感情，總是硬碰硬的和他頂起來。
一次，在批鬥會將要結束的時候，連純見作了一個總結髮言：“薛廷臣這個傢夥，‘四清’運動中幹了那麽多壞事，現在還不老實……”還沒等到他說完，薛廷臣就噎住了他，大聲吼道：“薛廷臣在‘四清’運動中就是殺過人，都已經做了結論，早已經處理過了，你現在還要把薛廷臣怎麽樣？你有本事再來給薛廷臣降兩級工資！” 連純見和薛廷臣當時的工資級別一樣，都是行政二十一級。薛廷臣這麽一吼，還真的把連純見弄得下不了台，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了。
“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薛廷臣！”
“薛廷臣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 ！
“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
口號呼了一陣子之後，汪國貞緊接著作了一陣非常尖銳、深刻的批判。根據會場的安排和氣氛，薛廷臣感覺到這幫人在會前是經過認真組織、嚴格訓練並分了工的，呼口號和發言都是事先套好的。從那個嚴肅認真的氣氛來看，完全就是用對付階級敵人的那一套辦法來收拾他的。他不由自主地想到：“難道我真的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從那嚴肅、認真的氣氛和可怕的形勢來看，薛廷臣覺得可能是有點什麽新的情況出現。他雖然說心裏並不害怕，但多少還是有點不安和恐慌的感覺。因為這個年代發生一些讓人想像不到的事情也太司空見慣了。比如，有的人隨便在紙上胡亂寫了些字，本來是根本無意識的行為，但丟頭去尾的聯繫以下，就成了一句反動標語了，其結果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這樣的事例在大通縣出現過不止一次。薛廷臣雖然有時也愛隨便胡寫亂畫，可他覺得並沒有什麽問題。但麵對這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局麵，他心裏總是不踏實，不知道這些究竟是為什麽？於是，薛廷臣又認真的回憶並檢點了自己一番，他雖然敢肯定自己確實沒有什麽可懷疑的地方，但思想上的顧慮總是去不掉的。當然，這種顧慮和“四清”運動剛開始時的哪種顧慮則是完全不同的。“四清”時，他是明明知道自己有錯誤，本身就做著激烈的思想鬥爭，所以，他自己就一直背著沉重的思想包袱。現在則不一樣，他對眼前發生的一切根本就弄不明白，強加在自己頭上的都是莫須有的所謂“事實”，因此，前後兩種顧慮和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這個非常時期，專政組作了明確的規定：薛廷臣不能隨便與外人接觸，家裏來了人要向“專政”小組報告、有事外出要請假。他的人身自由已經被限製了！就在這個時候，薛廷臣的外甥鄭均保來看舅舅了。薛廷臣不得不硬著頭皮向“專政”小組成員權作廉請假說：“我外甥看我來了。”
根據專政組的規定，有重要事隻要給“專政”小組的成員說一聲就行了，這倒是給了薛廷臣一個好機會。當他給權作廉說了以後，權作廉竟然果斷地說道：“以後再來了人或你有什麽要緊事要出去你就盡管走。要是有人問，你就說已經給我說了。” 身處逆境的薛廷臣對權作廉非常感激，他覺得權作廉能給他說這樣的話的確是很不容易的，實在是難能可貴！他非常感動，把權作廉的這句話比作是“雪裏送炭”。
薛廷臣非常感激權作廉給自己的方便，但他沒有道謝，隻是默默地點了一下頭。權作廉說的這些話，看起來很平常、很隨便，但薛廷臣聽了卻有很深的體會和感受：這是信任，這是關切，這種明目張膽的照顧在那種情況下幾乎很難遇到。
權作廉這個人本來就正直，他對連純見的所作所為很看不慣，覺得費這麽大的精力去整一個老幹部根本沒有必要，即便薛廷臣是“四清”下台幹部，也沒有必要這樣整人，總認為他們對薛廷臣實行的“專政”完全是公報私仇。連純見讓他當“群眾專政”小組的成員，他也是身在運動中沒有辦法，隻是出於無奈的應付著。
薛廷臣在商業局辦公室當主任的時候，權作廉就是農副公司的炊事員，雖地位不同，但經常來往，他對薛廷臣還是了解的，知道他不可能是壞人，所以他就大著膽子放開話給薛廷臣以方便。
薛廷臣很明白，自己在“四清”運動中犯過錯誤，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公司就把他列為鬥爭的對象進行批鬥。他清楚的知道，在這樣的形勢下，自己無論如何也是鬧不過他們的。身陷泥潭之中，就是你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沒有任何辦法的。既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不管再受委屈，他都是一直在自我安慰，自己給自己寬心。抱著這種心態，薛廷臣在每一次的批判會上，對於任何人的發言，他總是抱著不管是對還是錯，都要耐心的聽下去。不表態，也不反駁！但對連純見就不同了，因為自從連純見踏進農副公司門的第一天，薛廷臣就瞧不起他。因為他本身對業務一點也不懂，但他不但不虛心學習，反而經常出些壞主意，更甚者，對於提出不同意見的人打擊報復，胡亂整人。由於從心底裏恨透了這個人。所以，隻要是連純見發言，薛廷臣就控製不住自己的情緒和感情，總是硬碰硬的和他頂起來。
一次，在批鬥會將要結束的時候，連純見作了一個總結髮言：“薛廷臣這個傢夥，‘四清’運動中幹了那麽多壞事，現在還不老實……”還沒等到他說完，薛廷臣就噎住了他，大聲吼道：“薛廷臣在‘四清’運動中就是殺過人，都已經做了結論，早已經處理過了，你現在還要把薛廷臣怎麽樣？你有本事再來給薛廷臣降兩級工資！” 連純見和薛廷臣當時的工資級別一樣，都是行政二十一級。薛廷臣這麽一吼，還真的把連純見弄得下不了台，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