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窮困，因為把全部心思用在工作上，薛廷臣根本沒有盡到一個當爸爸的責任。沒有給孩子們快樂和幸福，他給孩子，給全家帶來的隻是災難和不幸。
陪 鬥 [本章字數：4415 最新更新時間：2013-12-13 07:19:37.0]
36 陪 鬥
全麵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還沒有結束，史無前例的、長達十年之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接著開始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於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麵批判，並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進行批判，決定停止他們的領導職務。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小組），此後，“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時，薛廷臣是農副公司的採購員，經常不在家，很少參加學習和活動。有時候出差回來了，機關組織學習的時候就叫他去參加。學習會上經常要求大家在會上發言，因為薛廷臣特殊的身份和遭遇，他在會上基本上不多說話，他不敢多說，也不想多說，偶爾說上兩句也是隨聲附和，應付過去罷了。
剛開始的時候，是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結合學習報紙上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和文件。有一次，在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會上，薛廷臣覺得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好事，對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有好處，於是他就做了一次發言，他發言說：“學習毛主席著作，是當前的形勢，我們都要跟上這個形勢，認真的學好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提高思想認識和理論水平，搞好工作、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學習文件期間，薛廷臣覺得文化大革命除了學習和提高，其他和他都沒有多大關係，便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敷衍應付。但他沒有想到，隨著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逐漸深入，他居然被慢慢地被帶入了“角色”。機關那些積極分子開始把他作為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對像，特別是在單位批鬥走資派形成高潮的時候，單位便不讓他外出搞採購了。時任農副公司經理的連純見派韋守英把薛廷臣從武漢替換回來，讓他回公司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薛廷臣從武漢回來之後，連純見沒有給他分配具體工作，隻是讓他和幾個臨時工推著架子車在街上賣瓜果，規定他每星期三、星期六的上午半天和每天晚上的八點到十點（除星期六外），必須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十六條》中這樣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之後，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核心任務之一。大通縣商業係統批判的走資派是局長顧慶池和副局長張廣業。每次批鬥他們的時候，都必須要有人陪鬥，陪鬥的都是各單位的“牛鬼蛇神”。農副公司陪鬥的人當然的就是“四清”下台幹部薛廷臣，地主家庭出身的李道坤，湊不夠人數就將幾個不好安名目的 “牛鬼蛇神”也拉去陪鬥。其他各公司也都有各不相同的陪鬥對象，商業係統陪鬥的對象一共有十幾個。
1966年8月18日, 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之後，特別是中央**9月上旬發出通知，鼓勵各地大中學校的革命師生免費赴京大串連，全國各地掀起了紅衛兵大串連的迅猛熱潮。“中央**”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也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全國性的大串聯活動迅速發展起來。大通地區也成立了各種各樣的“紅衛兵”組織。除了“毛澤東思想捍衛隊” （以下簡稱“捍衛隊”） ，是個比較大的組織外，還有以毛主席於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全國五十萬紅衛兵而命名的“八·一八”戰鬥隊(以下簡稱“八·一八”)，還有叫“八·八”的紅衛兵組織等等。全縣各係統、各單位以及與本單位業務有關的“紅衛兵”組織也應運而生，如醫院的“紅醫兵”、小學的“紅小兵”等。在大通縣範圍內的所有 “紅衛兵”組織，不管是什麽單位，什麽形式，要不是傾向“捍衛隊”，要麽就傾向“八·一八”。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三條路線。不論什麽樣的“紅衛兵”組織，基本上都屬於這兩大組織的觀點。這兩個組織所持的觀點是不一樣，一個是“保皇派”，一個是“造反派”。“捍衛隊”基本上是屬於保守的“保皇派”組織。“八·一八”是屬於“造反派”的。雖然他們所持觀點不同，但都說自己是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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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陪 鬥
全麵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還沒有結束，史無前例的、長達十年之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接著開始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於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麵批判，並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進行批判，決定停止他們的領導職務。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小組），此後，“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時，薛廷臣是農副公司的採購員，經常不在家，很少參加學習和活動。有時候出差回來了，機關組織學習的時候就叫他去參加。學習會上經常要求大家在會上發言，因為薛廷臣特殊的身份和遭遇，他在會上基本上不多說話，他不敢多說，也不想多說，偶爾說上兩句也是隨聲附和，應付過去罷了。
剛開始的時候，是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結合學習報紙上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和文件。有一次，在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會上，薛廷臣覺得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好事，對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有好處，於是他就做了一次發言，他發言說：“學習毛主席著作，是當前的形勢，我們都要跟上這個形勢，認真的學好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提高思想認識和理論水平，搞好工作、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學習文件期間，薛廷臣覺得文化大革命除了學習和提高，其他和他都沒有多大關係，便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敷衍應付。但他沒有想到，隨著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逐漸深入，他居然被慢慢地被帶入了“角色”。機關那些積極分子開始把他作為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對像，特別是在單位批鬥走資派形成高潮的時候，單位便不讓他外出搞採購了。時任農副公司經理的連純見派韋守英把薛廷臣從武漢替換回來，讓他回公司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薛廷臣從武漢回來之後，連純見沒有給他分配具體工作，隻是讓他和幾個臨時工推著架子車在街上賣瓜果，規定他每星期三、星期六的上午半天和每天晚上的八點到十點（除星期六外），必須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十六條》中這樣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之後，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核心任務之一。大通縣商業係統批判的走資派是局長顧慶池和副局長張廣業。每次批鬥他們的時候，都必須要有人陪鬥，陪鬥的都是各單位的“牛鬼蛇神”。農副公司陪鬥的人當然的就是“四清”下台幹部薛廷臣，地主家庭出身的李道坤，湊不夠人數就將幾個不好安名目的 “牛鬼蛇神”也拉去陪鬥。其他各公司也都有各不相同的陪鬥對象，商業係統陪鬥的對象一共有十幾個。
1966年8月18日, 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之後，特別是中央**9月上旬發出通知，鼓勵各地大中學校的革命師生免費赴京大串連，全國各地掀起了紅衛兵大串連的迅猛熱潮。“中央**”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也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全國性的大串聯活動迅速發展起來。大通地區也成立了各種各樣的“紅衛兵”組織。除了“毛澤東思想捍衛隊” （以下簡稱“捍衛隊”） ，是個比較大的組織外，還有以毛主席於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全國五十萬紅衛兵而命名的“八·一八”戰鬥隊(以下簡稱“八·一八”)，還有叫“八·八”的紅衛兵組織等等。全縣各係統、各單位以及與本單位業務有關的“紅衛兵”組織也應運而生，如醫院的“紅醫兵”、小學的“紅小兵”等。在大通縣範圍內的所有 “紅衛兵”組織，不管是什麽單位，什麽形式，要不是傾向“捍衛隊”，要麽就傾向“八·一八”。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三條路線。不論什麽樣的“紅衛兵”組織，基本上都屬於這兩大組織的觀點。這兩個組織所持的觀點是不一樣，一個是“保皇派”，一個是“造反派”。“捍衛隊”基本上是屬於保守的“保皇派”組織。“八·一八”是屬於“造反派”的。雖然他們所持觀點不同，但都說自己是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