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廷臣的這些想法以後就被證實了。《大通縣大事記》中記載：“四清”運動雖然在政治上、經濟上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由於指導思想上對階級鬥爭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打擊了大批幹部的工作積極性，製造了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更多、更大、更加嚴重的寃假、錯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貫徹落實各項政策時，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累及家人 [本章字數：3972 最新更新時間：2013-12-12 09:06:26.0]
035 累及家人
被撤銷經理職務以後，商業局安排薛廷臣在農副公司當採購員。一向絕對服從組織安排的薛廷臣卻很不願意接受這份工作，因為採購員經常要到外地出差，是一個比較花錢的工作，他一貧如洗，沒有錢去墊付旅差費用。對此他很為難，不服從分配吧，覺得不太合適，剛被撤了下來，就給組織上出難題、找麻煩。服從分配吧，這現實的生活問題，又該怎麽解決呢？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思想鬥爭之後，他還是決定接受了這份工作，他覺得，不管怎麽樣，還是應該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但這樣以來，可就苦了他的那幾個孩子，更苦了妻子張秀英。
自從被處分以後，薛廷臣的工資少了許多，每月七十多塊錢根本無法維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大通縣最低的生活標準每人每月也需要二十塊錢，而他們家現在每人每月隻平均11塊7角錢。為了一家人的生計，張秀英不得不把幾個孩子丟在家裏，由大的看著小的，自己到706的南山建築工地去當小工。
張秀英在建築工地所幹的活是合泥搬磚，這是男壯勞力幹的重體力活，張秀英從小是在湟源縣城裏長大的，從來就沒有幹過體力活。一個幾個孩子的母親，一整天的搬磚合泥，幹著壯年男人才能幹的重活，一天幹下來就覺得身體吃不消，但如果怕苦怕累不幹了，每天的一塊二毛錢就沒地方掙了。這一塊兩毛錢對她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點錢，男人的工資是維持不到月底的，他們全家人就得餓肚子，孩子們就要受恓惶。為了一家人的生計，為了讓孩子們少受恓惶，她咬著牙堅持下去了。
薛廷臣的家住在農副公司的後院，離706的南山很遠。家裏沒有自行車，她隻能靠兩條腿走路。這樣，張秀英不但每天要幹著壯年男人才能幹的繁重的體力活，還要從家裏到工地往返四趟，來回走幾十裏路。因為家裏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們！還有繁雜的家務活等待著她去做！她每天天不亮就得起來把孩子們安頓好，然後馬上趕到工地。中午歇工之後，她必須趕快回去給幾個孩子做飯。孩子們吃完飯後，她就得趕緊洗鍋刷碗，趕路上班。706的廠子很正規，製度非常嚴格，如果遲到超過五分鍾，就得扣工資。因此，她每天都在緊張、忙碌、勞累中度過。更何況當小工的沒有星期天，張秀英根本就得不到休息。
因為沒有錢給幾個孩子添置新衣服，孩子的衣服、鞋襪張秀英必須親手去做。因為家裏一貧如洗，沒有錢買布，隻能是大的穿了讓小的再穿，縫了又縫、補了再補。“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再三年。”社會上流行的這句話，也是對薛廷臣家庭情況的真實寫照。
縫補衣服是很費工的，因為白天要合泥搬磚幹重活，去掙那一塊二毛錢，還得來回走幾十裏路回家做飯洗刷，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做，隻能利用晚上，去加班給幾個孩子縫補衣服、做鞋襪。經常是在燈下一邊縫衣服一邊打盹。能累到什麽程度，隻有張秀英自己知道。常人是無法想像的，就連薛廷臣都無法想像妻子是怎麽挺過來的。
薛廷臣經常在外地採購，很少能回家，把這個艱難的家和幾個孩子，全部丟給了張秀英一個人。孩子們的撫養教育、長大成人，重擔全部壓在了張秀英一個人的肩上。他每次回家，看到妻子黑瘦的身板和疲乏的麵容，就心酸難過，他自責自己，但卻無能為力！
張秀英所處的環境，不僅僅是生活條件的艱辛和困難，讓她最難承受的是那些幸災樂禍者的白眼和歧視！她的心靈上的痛苦和刺激有多大常人是不可能想像出來的。如果說沒有堅強的意誌和堅定的信念與勇氣，沒有好的思想品質，沒有偉大母愛的支撐，她是很難挺過來的。
張秀英的人格的確很偉大。在薛廷臣最困難的時候，她不但沒有嫌棄，沒有離開，反而任勞任怨的拚命幹活，替男人撐起了這個艱難的家。這對身處逆境的薛廷臣來講，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安慰！對她的敬佩和感激，薛廷臣的確是發自內心的！後來，他在寫自己的回憶錄時寫過這樣一段話：“張秀英的艱難困苦，張秀英的功勞隻有我的心裏最清楚，這是我終生都不會忘記的。她的付出，她的辛勤勞動，她超出常人的意誌和毅力，永遠是我的榜樣，也是我們薛家後輩兒孫們永遠的榜樣！我詳細地記述她的事情，就是要讓後輩們牢牢記住這個勤勞、樸實、勇敢、堅強的母親！”
同樣的環境，同樣的遭遇，但結果卻大不相同。
大通縣委副書記鐵興邦和薛廷臣正好是一個相反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鐵興邦受到了革命造反派的批判鬥爭之後，回到家裏，不但得不到老婆的安慰和照顧，還得承受老婆的歧視、指責和辱罵。鐵興邦內外交困，思想壓力很大。由於一時想不開，心理承受不了，他便鑽了牛角，跳到寶庫河裏到馬克思那裏“訴苦”，去“告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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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 累及家人
被撤銷經理職務以後，商業局安排薛廷臣在農副公司當採購員。一向絕對服從組織安排的薛廷臣卻很不願意接受這份工作，因為採購員經常要到外地出差，是一個比較花錢的工作，他一貧如洗，沒有錢去墊付旅差費用。對此他很為難，不服從分配吧，覺得不太合適，剛被撤了下來，就給組織上出難題、找麻煩。服從分配吧，這現實的生活問題，又該怎麽解決呢？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思想鬥爭之後，他還是決定接受了這份工作，他覺得，不管怎麽樣，還是應該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但這樣以來，可就苦了他的那幾個孩子，更苦了妻子張秀英。
自從被處分以後，薛廷臣的工資少了許多，每月七十多塊錢根本無法維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大通縣最低的生活標準每人每月也需要二十塊錢，而他們家現在每人每月隻平均11塊7角錢。為了一家人的生計，張秀英不得不把幾個孩子丟在家裏，由大的看著小的，自己到706的南山建築工地去當小工。
張秀英在建築工地所幹的活是合泥搬磚，這是男壯勞力幹的重體力活，張秀英從小是在湟源縣城裏長大的，從來就沒有幹過體力活。一個幾個孩子的母親，一整天的搬磚合泥，幹著壯年男人才能幹的重活，一天幹下來就覺得身體吃不消，但如果怕苦怕累不幹了，每天的一塊二毛錢就沒地方掙了。這一塊兩毛錢對她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點錢，男人的工資是維持不到月底的，他們全家人就得餓肚子，孩子們就要受恓惶。為了一家人的生計，為了讓孩子們少受恓惶，她咬著牙堅持下去了。
薛廷臣的家住在農副公司的後院，離706的南山很遠。家裏沒有自行車，她隻能靠兩條腿走路。這樣，張秀英不但每天要幹著壯年男人才能幹的繁重的體力活，還要從家裏到工地往返四趟，來回走幾十裏路。因為家裏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們！還有繁雜的家務活等待著她去做！她每天天不亮就得起來把孩子們安頓好，然後馬上趕到工地。中午歇工之後，她必須趕快回去給幾個孩子做飯。孩子們吃完飯後，她就得趕緊洗鍋刷碗，趕路上班。706的廠子很正規，製度非常嚴格，如果遲到超過五分鍾，就得扣工資。因此，她每天都在緊張、忙碌、勞累中度過。更何況當小工的沒有星期天，張秀英根本就得不到休息。
因為沒有錢給幾個孩子添置新衣服，孩子的衣服、鞋襪張秀英必須親手去做。因為家裏一貧如洗，沒有錢買布，隻能是大的穿了讓小的再穿，縫了又縫、補了再補。“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再三年。”社會上流行的這句話，也是對薛廷臣家庭情況的真實寫照。
縫補衣服是很費工的，因為白天要合泥搬磚幹重活，去掙那一塊二毛錢，還得來回走幾十裏路回家做飯洗刷，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做，隻能利用晚上，去加班給幾個孩子縫補衣服、做鞋襪。經常是在燈下一邊縫衣服一邊打盹。能累到什麽程度，隻有張秀英自己知道。常人是無法想像的，就連薛廷臣都無法想像妻子是怎麽挺過來的。
薛廷臣經常在外地採購，很少能回家，把這個艱難的家和幾個孩子，全部丟給了張秀英一個人。孩子們的撫養教育、長大成人，重擔全部壓在了張秀英一個人的肩上。他每次回家，看到妻子黑瘦的身板和疲乏的麵容，就心酸難過，他自責自己，但卻無能為力！
張秀英所處的環境，不僅僅是生活條件的艱辛和困難，讓她最難承受的是那些幸災樂禍者的白眼和歧視！她的心靈上的痛苦和刺激有多大常人是不可能想像出來的。如果說沒有堅強的意誌和堅定的信念與勇氣，沒有好的思想品質，沒有偉大母愛的支撐，她是很難挺過來的。
張秀英的人格的確很偉大。在薛廷臣最困難的時候，她不但沒有嫌棄，沒有離開，反而任勞任怨的拚命幹活，替男人撐起了這個艱難的家。這對身處逆境的薛廷臣來講，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安慰！對她的敬佩和感激，薛廷臣的確是發自內心的！後來，他在寫自己的回憶錄時寫過這樣一段話：“張秀英的艱難困苦，張秀英的功勞隻有我的心裏最清楚，這是我終生都不會忘記的。她的付出，她的辛勤勞動，她超出常人的意誌和毅力，永遠是我的榜樣，也是我們薛家後輩兒孫們永遠的榜樣！我詳細地記述她的事情，就是要讓後輩們牢牢記住這個勤勞、樸實、勇敢、堅強的母親！”
同樣的環境，同樣的遭遇，但結果卻大不相同。
大通縣委副書記鐵興邦和薛廷臣正好是一個相反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鐵興邦受到了革命造反派的批判鬥爭之後，回到家裏，不但得不到老婆的安慰和照顧，還得承受老婆的歧視、指責和辱罵。鐵興邦內外交困，思想壓力很大。由於一時想不開，心理承受不了，他便鑽了牛角，跳到寶庫河裏到馬克思那裏“訴苦”，去“告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