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次大會批鬥和小會的追問，工作組看到這個問題實在弄不出什麽結果，郝玉珠便又給他提出了第二個問題：“你還倒賣過自行車，這個問題為什麽不交代？”
郝玉珠一提自行車，薛廷臣幡然醒悟，還真有兩輛自行車沒有說清楚。他如實地交代說：“有兩輛自行車的事，但這兩輛自行車卻不是我的經濟問題，所以，我在思想上就根本沒想過自行車的事。”接著，他便把自行車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第一輛自行車，是我哥從老家匯來了二百塊錢，要我給他買一輛加重飛鴿自行車。我買好以後，寫信叫我相哥來取，我隻是給我哥買了一輛自行車，這根本就不能算成我的經濟問題。”
薛廷臣這樣的交代，“四清”工作組幾個人和參加小會的兩個積極分子都不答應。郝玉珠問道：“那輛自行車你賣了多少錢？”
“自行車根本就沒有賣，是我哥的腳有點跛，他買車是自己騎的。”薛廷臣回答道。
“當時市場上一輛新加重飛鴿自行車能賣多少錢？“郝玉珠又問道。
“六百塊錢左右。”薛廷臣回答道。
“這麽說你就從中掙了四百多塊錢？”
“自行車根本就沒賣，我回家的時候還騎過，我從那裏去掙四百多塊錢？”
“當時自行車好買嗎？”
“不好買，錢匯來後等了幾個月我才買到的。”
“這就對了，這就像文件上所說的那樣：資產階級有的在台前，有的在幕後。你哥哥有你這個在供銷社當主任的弟弟，他才能用一百八十塊錢買一輛新加重飛鴿自行車。你為什麽不給別人買？”
經郝玉珠這麽一問，倒把薛廷臣問的沒話可說了。就是這種莫須有的推論，竟讓他一時不知所措，他不得不承認：“這是自己利用當供銷社主任的有利條件，給了自己家裏人的一點方便，這當然是不對的，也是不應該的。對於這個問題，我應該從思想上來檢查、認識和檢討。”
說到這裏，薛廷臣想了一下又說道：“雖說我的作法是錯誤的，但這絕對不能算成我的經濟問題。”
薛廷臣說的雖然有道理，但“四清”工作組的幾個人和參加小型批鬥會的幾個積極分子卻不這樣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各有各的說法、各有各的理由，雙方的理由都說得過去，一時爭執不休。
薛廷臣自己說這根本不能算成是經濟問題，但他隻能說是個人的申辯，工作組是代表組織的，硬要算成他的經濟問題，他也沒有絲毫辦法。薛廷臣也覺得，在買自行車問題上，是自己利用了職權，自己有錯誤和責任，所以，也不敢再和工作組繼續爭論下去了，隻能聽從他們的，他們說咋辦就咋辦。處在任人宰割的位置上，他能有什麽辦法？
第一輛自行車就這樣定案了，薛廷臣接著交代第二輛自行車：
“一九六零年六月，我從城關供銷社調到商業局的時候，在給馬吉交完手續以後，以商量的口氣向馬主任提出了一個要求：‘我沒有自行車，能不能把我騎的那輛永久自行車作價賣給我？’馬吉主任覺得沒有什麽，就答應了，並和會計穆均華商量了以後，作價九十塊錢給了我。臨走的時候，我就把錢交到財務上了。”
“那輛自行車你賣了多少錢？” 郝玉珠聽了薛廷臣的交代後問道。
“那輛自行車根本就沒有賣，我已經騎了六、七年了，現在我還騎著。當時作價也是基本合適的。我也沒占公家的便宜。這輛自行車也不應該算成我的經濟問題，所以我就沒有考慮過作為我的四不清的經濟問題來交待。”薛廷臣理直氣壯地回答道。
“這輛自行車如果當時拿到市場上去賣能賣多少錢？”郝玉珠問道。
“舊自行車沒有標準，能賣多少錢，我也沒賣過，說不上來。”薛廷臣回答說。
這怎麽能過關？“四清”工作組的其他同誌和幾個積極份子都堅決不答應，甄雲北說：“就按五成新，也能賣三百塊錢。”郝玉珠說：“你這是占了公家幾百塊錢的便宜！”
為這輛自行車，雙方又是各據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說法。當然，雙方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由去說的，各自的理由都是能說得過去。但不管怎麽說，薛廷臣肯定是說不過工作組的，他也無法再和工作組繼續爭論下去了，因為他說的話工作組根本就不聽。無奈，他隻好說道：“我說不過你們，你們說咋辦就咋辦！”
他能怎麽樣呢？隻能順其自然，任其發展，聽天由命吧！
按工作組的算法，這個時候，薛廷臣貪汙和投機倒把的經濟問題，已經超過了一千多塊錢了。
運動一開始，郝玉珠聽了一些積極分子的活，就懷疑薛廷臣是一隻大“老虎”。“四清”期間都把有貪汙、盜竊、投機倒把，有經濟問題的人比作“老虎”。因此，他一開始就準備要把薛廷臣的經濟問題整成一個千字號大案，隻有做到這一點，工作組才有政績。
經濟問題如果上了一千塊錢，便是性質嚴重、情節惡劣。如果態度再不好，就可以按貪汙分子論處。要是以貪汙分子論處，就可能受到刑事處分。所以，農副公司的那幾個積極分子，特別是甄雲北和章守嚴這兩個平時工作不積極，吊兒郎當，受過薛廷臣批評的人終於得勢了，怎肯輕易放過？把薛廷臣的問題弄得越大越好！所以，自從運動一開始，他們就千方百計想著辦法，要把薛廷臣徹底整垮。隻有把他徹底整垮了，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才高興。所以，他們怎會輕易放過？
郝玉珠一提自行車，薛廷臣幡然醒悟，還真有兩輛自行車沒有說清楚。他如實地交代說：“有兩輛自行車的事，但這兩輛自行車卻不是我的經濟問題，所以，我在思想上就根本沒想過自行車的事。”接著，他便把自行車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第一輛自行車，是我哥從老家匯來了二百塊錢，要我給他買一輛加重飛鴿自行車。我買好以後，寫信叫我相哥來取，我隻是給我哥買了一輛自行車，這根本就不能算成我的經濟問題。”
薛廷臣這樣的交代，“四清”工作組幾個人和參加小會的兩個積極分子都不答應。郝玉珠問道：“那輛自行車你賣了多少錢？”
“自行車根本就沒有賣，是我哥的腳有點跛，他買車是自己騎的。”薛廷臣回答道。
“當時市場上一輛新加重飛鴿自行車能賣多少錢？“郝玉珠又問道。
“六百塊錢左右。”薛廷臣回答道。
“這麽說你就從中掙了四百多塊錢？”
“自行車根本就沒賣，我回家的時候還騎過，我從那裏去掙四百多塊錢？”
“當時自行車好買嗎？”
“不好買，錢匯來後等了幾個月我才買到的。”
“這就對了，這就像文件上所說的那樣：資產階級有的在台前，有的在幕後。你哥哥有你這個在供銷社當主任的弟弟，他才能用一百八十塊錢買一輛新加重飛鴿自行車。你為什麽不給別人買？”
經郝玉珠這麽一問，倒把薛廷臣問的沒話可說了。就是這種莫須有的推論，竟讓他一時不知所措，他不得不承認：“這是自己利用當供銷社主任的有利條件，給了自己家裏人的一點方便，這當然是不對的，也是不應該的。對於這個問題，我應該從思想上來檢查、認識和檢討。”
說到這裏，薛廷臣想了一下又說道：“雖說我的作法是錯誤的，但這絕對不能算成我的經濟問題。”
薛廷臣說的雖然有道理，但“四清”工作組的幾個人和參加小型批鬥會的幾個積極分子卻不這樣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各有各的說法、各有各的理由，雙方的理由都說得過去，一時爭執不休。
薛廷臣自己說這根本不能算成是經濟問題，但他隻能說是個人的申辯，工作組是代表組織的，硬要算成他的經濟問題，他也沒有絲毫辦法。薛廷臣也覺得，在買自行車問題上，是自己利用了職權，自己有錯誤和責任，所以，也不敢再和工作組繼續爭論下去了，隻能聽從他們的，他們說咋辦就咋辦。處在任人宰割的位置上，他能有什麽辦法？
第一輛自行車就這樣定案了，薛廷臣接著交代第二輛自行車：
“一九六零年六月，我從城關供銷社調到商業局的時候，在給馬吉交完手續以後，以商量的口氣向馬主任提出了一個要求：‘我沒有自行車，能不能把我騎的那輛永久自行車作價賣給我？’馬吉主任覺得沒有什麽，就答應了，並和會計穆均華商量了以後，作價九十塊錢給了我。臨走的時候，我就把錢交到財務上了。”
“那輛自行車你賣了多少錢？” 郝玉珠聽了薛廷臣的交代後問道。
“那輛自行車根本就沒有賣，我已經騎了六、七年了，現在我還騎著。當時作價也是基本合適的。我也沒占公家的便宜。這輛自行車也不應該算成我的經濟問題，所以我就沒有考慮過作為我的四不清的經濟問題來交待。”薛廷臣理直氣壯地回答道。
“這輛自行車如果當時拿到市場上去賣能賣多少錢？”郝玉珠問道。
“舊自行車沒有標準，能賣多少錢，我也沒賣過，說不上來。”薛廷臣回答說。
這怎麽能過關？“四清”工作組的其他同誌和幾個積極份子都堅決不答應，甄雲北說：“就按五成新，也能賣三百塊錢。”郝玉珠說：“你這是占了公家幾百塊錢的便宜！”
為這輛自行車，雙方又是各據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說法。當然，雙方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由去說的，各自的理由都是能說得過去。但不管怎麽說，薛廷臣肯定是說不過工作組的，他也無法再和工作組繼續爭論下去了，因為他說的話工作組根本就不聽。無奈，他隻好說道：“我說不過你們，你們說咋辦就咋辦！”
他能怎麽樣呢？隻能順其自然，任其發展，聽天由命吧！
按工作組的算法，這個時候，薛廷臣貪汙和投機倒把的經濟問題，已經超過了一千多塊錢了。
運動一開始，郝玉珠聽了一些積極分子的活，就懷疑薛廷臣是一隻大“老虎”。“四清”期間都把有貪汙、盜竊、投機倒把，有經濟問題的人比作“老虎”。因此，他一開始就準備要把薛廷臣的經濟問題整成一個千字號大案，隻有做到這一點，工作組才有政績。
經濟問題如果上了一千塊錢，便是性質嚴重、情節惡劣。如果態度再不好，就可以按貪汙分子論處。要是以貪汙分子論處，就可能受到刑事處分。所以，農副公司的那幾個積極分子，特別是甄雲北和章守嚴這兩個平時工作不積極，吊兒郎當，受過薛廷臣批評的人終於得勢了，怎肯輕易放過？把薛廷臣的問題弄得越大越好！所以，自從運動一開始，他們就千方百計想著辦法，要把薛廷臣徹底整垮。隻有把他徹底整垮了，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才高興。所以，他們怎會輕易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