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11月9日，星期四下午，他們又進行了會談。共產黨擬出了他們的書麵提議，措詞之絕妙，使赫爾利一點也看不出他們的強硬企圖。赫爾利興高彩烈地說，共產黨的建議確實挺好.但就是邁的步子還不算大。他想改天再作評論。
赫爾利全然不懂。他不是知識分子出身，隻是一個美國民間的那種漫畫式的人物。但那天晚間在迪克西使團的窯洞裏，他竟以美國最優秀的傳統改寫了共產黨的建議——而對共產黨說來，當他們在10日的上午見到赫爾利的修改稿時，一定會被那修改過的提議弄得眼花繚亂。
在赫爾利的修改稿中，第一款便是團結：“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都一致同意作為三種平等的力量，共同抗日。這幾乎是一些辭不達意的話——僅在概念上就令人吃驚——意思是說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蔣的獨裁政府)將被更新組織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聯合政府”。在這個政府裏，所有的黨派一律平等。在這個聯合政府之下，還將有一個“聯合的全國車事委員會”，負責全國的軍隊共同對日作戰；“從國外所得之供應將予以公平分配”，意思是美同將同時武裝兩黨的軍隊。總之，經過赫爾利英國式的潤色加工後，全文的基調完全是美國憲法和政治信仰的概念化翻版，既熱情洋溢又讓人翻譯不出來。這個新的全國聯合政府，赫爾利寫道，將使人民獲得“公正，信仰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請求政府改正冤案的權利，人身受到保護的權利和居住的權利。”赫爾利在使美國承擔起建立一個新中國的義務，在使一個東方國家接受美國的人權法案。
當然，赫爾利的這個協議最終成了一片廢紙。國民黨認為被出賣，決不可接受。協議不得執行，使共產黨認為受了美國的欺騙。
第四十集《天亮前後》
“...接踵於經濟的崩潰，跟著來的便是道德社會的解體。這種環境正好是共產主義滋生蔓延的溫床。也為中共的擴張與壯大留下了寬廣的空間。但承擔此一惡果的，卻是苦撐八年，力卻強敵的國民政府。”
可見國民黨缺乏自省，隻知怨天尤人。八年抗戰，對中國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然而中國不死，必然蘊涵著生機。中國象鳳凰一樣，要在浴火中重生。舊中國的政治、經濟體製必然滅亡，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在戰爭中發展健全起來的新的政治、經濟體製。這個新的政治、經濟體製便是中國新的生機，破殼而出的新生命力，將促使中國向世界強國邁進。
經濟的崩潰、道德社會的解體即是舊的政治、經濟體製不能適應中國應對災難的需要，行將滅亡的徵兆。國民黨不知調整，不能有效的應對災難，不去變革以建立新的政治、經濟體製，而是固守於舊的、行將滅亡的政治、經濟體製。敗亡則是必然的事。
國民黨隻是到了台灣後，在幾乎滅頂之災時，才知變革，才得以生機再續。國民黨的災難還未消失，還將麵臨生存危機，是就此滅亡，還是浴火重生，脫胎換骨，重回中國國家級大黨的地位，就要看國民黨諸君在危機麵前是如何應對的了。其實在政治這個世界裏，也應了達爾文的那句話：適者生存。
“在國際上，蘇聯不斷扯國民政府的腿，本不足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慫恿中共在國內戰場擴大對國軍的攻擊，也屬有形的叛亂。但更狠毒的則是滲透西方世界，進而左右美國政府高層的對華政策方向。像馬歇爾、史汀生、羅斯福都深受第三國際：‘國民黨並不積極抗日，他們爭取外援的目的在於對付中共。’的宣傳影響。因此在租借法案之下的援華物資，我們無法充分利用。兩億美元的黃金採購案，被耍了烏龍。以至抑製通貨膨脹的最後希望落空。延安充分掌握了美國政府中這一股左傾的隱形力量，並利用史迪威與國民政府之間的矛盾，更嗾使他把存在印度的美援物資，去裝備中共部隊...”
這些話好像不是經過腦子裏說出來的。國民黨是否積極抗日，那些派在國軍各部隊、戰區的美軍觀察員看不到嗎？美國政府高層決策判斷的依據是來自蘇聯？還是來自他自己軍隊的觀察員？莫不成這些美軍觀察員統統被中共蒙住了雙眼？
至於說到“慫恿中共在國內戰場擴大對國軍的攻擊，也屬有形的叛亂。”，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平江慘案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27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嘉義鎮的通訊處，並將新四軍高級參謀塗正坤等當場槍殺。晚上，又將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通訊處秘書吳淵、新四軍司令部少校秘書曾金等6人活埋於平江縣的黃金洞。通訊處財物被洗劫一空。
這件事發生在皖南事變的半年前，新四軍的一個通訊處，且在大後方深處，有多少人馬？能進攻27集團軍的部隊？究竟是新四軍通訊處攻擊國軍？還是國軍攻擊通訊處？
究竟是誰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對於《一寸》，隻能有一句話來評判，那就是：滿口胡言！
“盟軍終於民國33年，奪回了淪失已久的製空權。這對日軍來言，是極為不利的一項逆轉。根據統計，從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盟軍利用中國大陸各機場，以長程重轟炸機轟炸日本本土的飛機高達一萬七千五百餘架次，投擲各式炸彈共7萬噸。日本方麵作過統計，單就東京一地而言，挨炸的彈藥噸數，約為當年日機轟炸重慶的23倍。”
赫爾利全然不懂。他不是知識分子出身，隻是一個美國民間的那種漫畫式的人物。但那天晚間在迪克西使團的窯洞裏，他竟以美國最優秀的傳統改寫了共產黨的建議——而對共產黨說來，當他們在10日的上午見到赫爾利的修改稿時，一定會被那修改過的提議弄得眼花繚亂。
在赫爾利的修改稿中，第一款便是團結：“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都一致同意作為三種平等的力量，共同抗日。這幾乎是一些辭不達意的話——僅在概念上就令人吃驚——意思是說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蔣的獨裁政府)將被更新組織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聯合政府”。在這個政府裏，所有的黨派一律平等。在這個聯合政府之下，還將有一個“聯合的全國車事委員會”，負責全國的軍隊共同對日作戰；“從國外所得之供應將予以公平分配”，意思是美同將同時武裝兩黨的軍隊。總之，經過赫爾利英國式的潤色加工後，全文的基調完全是美國憲法和政治信仰的概念化翻版，既熱情洋溢又讓人翻譯不出來。這個新的全國聯合政府，赫爾利寫道，將使人民獲得“公正，信仰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請求政府改正冤案的權利，人身受到保護的權利和居住的權利。”赫爾利在使美國承擔起建立一個新中國的義務，在使一個東方國家接受美國的人權法案。
當然，赫爾利的這個協議最終成了一片廢紙。國民黨認為被出賣，決不可接受。協議不得執行，使共產黨認為受了美國的欺騙。
第四十集《天亮前後》
“...接踵於經濟的崩潰，跟著來的便是道德社會的解體。這種環境正好是共產主義滋生蔓延的溫床。也為中共的擴張與壯大留下了寬廣的空間。但承擔此一惡果的，卻是苦撐八年，力卻強敵的國民政府。”
可見國民黨缺乏自省，隻知怨天尤人。八年抗戰，對中國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然而中國不死，必然蘊涵著生機。中國象鳳凰一樣，要在浴火中重生。舊中國的政治、經濟體製必然滅亡，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在戰爭中發展健全起來的新的政治、經濟體製。這個新的政治、經濟體製便是中國新的生機，破殼而出的新生命力，將促使中國向世界強國邁進。
經濟的崩潰、道德社會的解體即是舊的政治、經濟體製不能適應中國應對災難的需要，行將滅亡的徵兆。國民黨不知調整，不能有效的應對災難，不去變革以建立新的政治、經濟體製，而是固守於舊的、行將滅亡的政治、經濟體製。敗亡則是必然的事。
國民黨隻是到了台灣後，在幾乎滅頂之災時，才知變革，才得以生機再續。國民黨的災難還未消失，還將麵臨生存危機，是就此滅亡，還是浴火重生，脫胎換骨，重回中國國家級大黨的地位，就要看國民黨諸君在危機麵前是如何應對的了。其實在政治這個世界裏，也應了達爾文的那句話：適者生存。
“在國際上，蘇聯不斷扯國民政府的腿，本不足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慫恿中共在國內戰場擴大對國軍的攻擊，也屬有形的叛亂。但更狠毒的則是滲透西方世界，進而左右美國政府高層的對華政策方向。像馬歇爾、史汀生、羅斯福都深受第三國際：‘國民黨並不積極抗日，他們爭取外援的目的在於對付中共。’的宣傳影響。因此在租借法案之下的援華物資，我們無法充分利用。兩億美元的黃金採購案，被耍了烏龍。以至抑製通貨膨脹的最後希望落空。延安充分掌握了美國政府中這一股左傾的隱形力量，並利用史迪威與國民政府之間的矛盾，更嗾使他把存在印度的美援物資，去裝備中共部隊...”
這些話好像不是經過腦子裏說出來的。國民黨是否積極抗日，那些派在國軍各部隊、戰區的美軍觀察員看不到嗎？美國政府高層決策判斷的依據是來自蘇聯？還是來自他自己軍隊的觀察員？莫不成這些美軍觀察員統統被中共蒙住了雙眼？
至於說到“慫恿中共在國內戰場擴大對國軍的攻擊，也屬有形的叛亂。”，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平江慘案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27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嘉義鎮的通訊處，並將新四軍高級參謀塗正坤等當場槍殺。晚上，又將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通訊處秘書吳淵、新四軍司令部少校秘書曾金等6人活埋於平江縣的黃金洞。通訊處財物被洗劫一空。
這件事發生在皖南事變的半年前，新四軍的一個通訊處，且在大後方深處，有多少人馬？能進攻27集團軍的部隊？究竟是新四軍通訊處攻擊國軍？還是國軍攻擊通訊處？
究竟是誰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對於《一寸》，隻能有一句話來評判，那就是：滿口胡言！
“盟軍終於民國33年，奪回了淪失已久的製空權。這對日軍來言，是極為不利的一項逆轉。根據統計，從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盟軍利用中國大陸各機場，以長程重轟炸機轟炸日本本土的飛機高達一萬七千五百餘架次，投擲各式炸彈共7萬噸。日本方麵作過統計，單就東京一地而言，挨炸的彈藥噸數，約為當年日機轟炸重慶的2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