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1941年出版的《東南經濟》4月號中說：“從後方到前方，從東南到西北，瀰漫了‘暴發戶爭購田地’的氣氛。後方的農村固然不必舉例，凡關心報章的俯拾即是；就是前方的洞庭湖西岸的南縣、華容，買田都很起勁，甚至連經手交易收取傭金的人也有成為財主的，由此可以證明地權變動的激增。”
對國民黨統治區土地的加速集中，中國農民銀行的官員也曾披露說：自抗戰以來，“原有不良之土地製度完全暴露其惡性現象，……如糧食囤積，土地兼併，農民困苦，地價上漲，…加上戰時遊資流入農村，兼併之風更盛，……賣地者，為受戰時經濟影響不能繼續經營之半自耕農、小自耕農、及坐吃山空的小地主，購地者為因糧價上漲大發國難財者、土劣、富商大賈與滿載而歸的軍人、政客及其他特權階級等，由是土地逐漸趨於集中。”
1944年廣東省地政局局長高信在中國地政學會座談會上承認；東江一帶5畝以下自耕農.在抗戰以來因生活高漲，無法維持，紛紛將土地抵押或出賣，去年(1943年)更拋棄土地逃荒，……現在廣東占地萬畝的地主卻不在少數。又據廣西桂林農村的典型調查，1936至1946十年之間，有80％左右的其僱農出賣了土地，這些土地有63％賣給了新興地主和官僚，再據國民黨農產促進委員會1944年對川、桂等11省114個縣的調查，佃農半佃農的比重由1936年的57.7％，上升到1944年的62％。
還可以從中國農民銀行四川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1941年5月的調查報告和同年糧食部的施政報告得到說明。前一報告說：“萬縣一帶穀租比例，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四區多為主七佃三，大概以主八佃二較為普遍”。
糧食部的施政報告說：“農民終日辛苦所得，大部分要供給地主，這是最不公平的，就四川來說，成都附近一帶，因為都江堰水利，田土甚為肥沃，農民所納田租，最高的競達收穫量73％。其他各地大概要以60％歸地主。最近七八個月以來，因為糧價飛漲的結果，四川地主所得，比以前增加了10餘倍至20倍。……至農民方麵，所得甚微，甚至有不夠生活的，其影響生產，實非淺鮮。”
農業生產陷入日益萎縮的境地。
關於資金問題。首先，中貧農的農業再生產資金大半被重租重稅所消耗。例如1945年4月13日的《雲南日報》社論指出昆明附近各縣的農民繳了租稅後的情況說：“近年來秋收後能夠有餘糧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過年後還能有存糧供—家3個月食用的，每村更不過數戶而已。在此期間，還有種種與時俱至的負擔源源而來，迫使農民將存糧出售。於是穀雨—至，連播種都成問題.更逞論日常供食用的米麥……農民自播種起至收穫前，因缺乏資本——主要是種種食糧和肥料——被迫忍痛將未來的收成以較現在為尤低的價格預賣給人”。沉重的租稅，加上生產成本的提高和高利貸的剝削，使農民更大量地喪失其農業再生產的資金，成為農業生產縮減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1945年8月19日中央社報導：‘除了部分兵役官員的敲詐和勒索以外，在每千名被征新兵中受虐待致死的竟達840人。”。結果，所有農村壯丁，以及—部分超過或不及役齡的農民全被弄的不能安居樂業。不僅應服兵役的，就是許多應當免去兵役的農民，也經常因為害怕沒有保障而逃避抓兵。他們或去城市，或入山林，暫時逃生。兵役和抓丁的結果，造成農民勞力的枯竭。據1941年中山大學農業係在廣東連縣19個村的調查，所有離村的男子，有38.7％是出外當兵的。那19個村男子連老漢在內共1256人，離村的就達501人。僅一年中，離村成年男子即占總數39.9％。
抗日根據地的農業經濟政策
第一，開墾荒地，擴大耕地向積。由丁日寇的破壞和天災的侵襲，使解放區存在著很多荒地。如據晉西北1940年調查，耕地麵積僅是戰前的84%。；又如1939年大水災，晉察冀邊區被毀良田不下17萬壩。而陝甘寧邊區在1937年以前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及水旱災荒，耕地麵積縮小廠8431006畝，僅及全邊區可耕地4000萬畝的1／5強。因此，開墾荒地就成為解放區增加農業生產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措施。
為了提高農民群眾開荒生產的積極性，各解放區民主政府頒布了鼓勵開荒的優待政策。如陝曾寧邊區《優待移難民墾荒條例》規定：“經移民、難民自力開墾或僱人開墾之公地，其土地所有權歸移民或難民，並由縣政府發給登記證.此項開墾之公地3年免收公糧，經開墾之私荒，依照地權條例，3年免納地租。3年後依照租佃條例辦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
又如晉綏邊區政府的《開荒條例》規定：“開墾生荒3年內免徵公糧，5年內免交地租；開熟荒免徵公糧1年.免交地租3年；開河灘地免徵公糧5年，5年至20年免交地租。例如1942年3月和9月先後公布的《淮北蘇皖邊區墾殖暫行條例》和《鹽阜區墾荒條例》，規定貧苦農民開墾公荒3年(淮北)或5年(鹽阜)免除賦稅。開私荒承墾人，3年不交地租有永佃權。各解放區開荒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在陝甘寧邊區，1937至1942年6年開荒約300萬畝，增產粗糧50萬石。1943年不包括機關部隊和秋開荒的開荒數為763276.8畝，1944年不包括機關部隊開荒數達1054720畝。”晉察冀邊區在抗戰8年中，共開生荒393819.9畝，墾熟荒848937.56畝，修灘352446.4畝，加修梯田、改良鹼地和平毀敵占溝牆.共在200萬畝以上。”
對國民黨統治區土地的加速集中，中國農民銀行的官員也曾披露說：自抗戰以來，“原有不良之土地製度完全暴露其惡性現象，……如糧食囤積，土地兼併，農民困苦，地價上漲，…加上戰時遊資流入農村，兼併之風更盛，……賣地者，為受戰時經濟影響不能繼續經營之半自耕農、小自耕農、及坐吃山空的小地主，購地者為因糧價上漲大發國難財者、土劣、富商大賈與滿載而歸的軍人、政客及其他特權階級等，由是土地逐漸趨於集中。”
1944年廣東省地政局局長高信在中國地政學會座談會上承認；東江一帶5畝以下自耕農.在抗戰以來因生活高漲，無法維持，紛紛將土地抵押或出賣，去年(1943年)更拋棄土地逃荒，……現在廣東占地萬畝的地主卻不在少數。又據廣西桂林農村的典型調查，1936至1946十年之間，有80％左右的其僱農出賣了土地，這些土地有63％賣給了新興地主和官僚，再據國民黨農產促進委員會1944年對川、桂等11省114個縣的調查，佃農半佃農的比重由1936年的57.7％，上升到1944年的62％。
還可以從中國農民銀行四川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1941年5月的調查報告和同年糧食部的施政報告得到說明。前一報告說：“萬縣一帶穀租比例，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四區多為主七佃三，大概以主八佃二較為普遍”。
糧食部的施政報告說：“農民終日辛苦所得，大部分要供給地主，這是最不公平的，就四川來說，成都附近一帶，因為都江堰水利，田土甚為肥沃，農民所納田租，最高的競達收穫量73％。其他各地大概要以60％歸地主。最近七八個月以來，因為糧價飛漲的結果，四川地主所得，比以前增加了10餘倍至20倍。……至農民方麵，所得甚微，甚至有不夠生活的，其影響生產，實非淺鮮。”
農業生產陷入日益萎縮的境地。
關於資金問題。首先，中貧農的農業再生產資金大半被重租重稅所消耗。例如1945年4月13日的《雲南日報》社論指出昆明附近各縣的農民繳了租稅後的情況說：“近年來秋收後能夠有餘糧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過年後還能有存糧供—家3個月食用的，每村更不過數戶而已。在此期間，還有種種與時俱至的負擔源源而來，迫使農民將存糧出售。於是穀雨—至，連播種都成問題.更逞論日常供食用的米麥……農民自播種起至收穫前，因缺乏資本——主要是種種食糧和肥料——被迫忍痛將未來的收成以較現在為尤低的價格預賣給人”。沉重的租稅，加上生產成本的提高和高利貸的剝削，使農民更大量地喪失其農業再生產的資金，成為農業生產縮減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1945年8月19日中央社報導：‘除了部分兵役官員的敲詐和勒索以外，在每千名被征新兵中受虐待致死的竟達840人。”。結果，所有農村壯丁，以及—部分超過或不及役齡的農民全被弄的不能安居樂業。不僅應服兵役的，就是許多應當免去兵役的農民，也經常因為害怕沒有保障而逃避抓兵。他們或去城市，或入山林，暫時逃生。兵役和抓丁的結果，造成農民勞力的枯竭。據1941年中山大學農業係在廣東連縣19個村的調查，所有離村的男子，有38.7％是出外當兵的。那19個村男子連老漢在內共1256人，離村的就達501人。僅一年中，離村成年男子即占總數39.9％。
抗日根據地的農業經濟政策
第一，開墾荒地，擴大耕地向積。由丁日寇的破壞和天災的侵襲，使解放區存在著很多荒地。如據晉西北1940年調查，耕地麵積僅是戰前的84%。；又如1939年大水災，晉察冀邊區被毀良田不下17萬壩。而陝甘寧邊區在1937年以前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及水旱災荒，耕地麵積縮小廠8431006畝，僅及全邊區可耕地4000萬畝的1／5強。因此，開墾荒地就成為解放區增加農業生產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措施。
為了提高農民群眾開荒生產的積極性，各解放區民主政府頒布了鼓勵開荒的優待政策。如陝曾寧邊區《優待移難民墾荒條例》規定：“經移民、難民自力開墾或僱人開墾之公地，其土地所有權歸移民或難民，並由縣政府發給登記證.此項開墾之公地3年免收公糧，經開墾之私荒，依照地權條例，3年免納地租。3年後依照租佃條例辦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
又如晉綏邊區政府的《開荒條例》規定：“開墾生荒3年內免徵公糧，5年內免交地租；開熟荒免徵公糧1年.免交地租3年；開河灘地免徵公糧5年，5年至20年免交地租。例如1942年3月和9月先後公布的《淮北蘇皖邊區墾殖暫行條例》和《鹽阜區墾荒條例》，規定貧苦農民開墾公荒3年(淮北)或5年(鹽阜)免除賦稅。開私荒承墾人，3年不交地租有永佃權。各解放區開荒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在陝甘寧邊區，1937至1942年6年開荒約300萬畝，增產粗糧50萬石。1943年不包括機關部隊和秋開荒的開荒數為763276.8畝，1944年不包括機關部隊開荒數達1054720畝。”晉察冀邊區在抗戰8年中，共開生荒393819.9畝，墾熟荒848937.56畝，修灘352446.4畝，加修梯田、改良鹼地和平毀敵占溝牆.共在200萬畝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