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南雲的更嚴厲的指責是說他沒有搞好空中偵察。源田認為，“空中搜索計劃不周密應該說是中途島之戰失敗的最初原因。” [ 註：源田的陳述。 ] 如果這一天上午早些派出飛機進行更仔細的搜索，或許會發現美國人的特混艦隊，從而能使第一航空艦隊實施首次的、也許是決定性的打擊。的確，當南雲一知道有兩架偵察機的起飛受到耽誤，就該立即命令派其它的飛機替代，而不應該坐視掉隊者遲遲不起飛。 [ 註：見本書第二十章。 ] 然而必須指出，即使南雲的偵察機搜索了整個天空，也沒有哪一架比“築摩號”上的五號機有更好的機會。很顯然，這架偵察機正好從美艦隊的正上方飛過，但卻沒有發現它們。 [ 註：《中途島海戰》，第236頁。 ]
南雲進攻中途島時對飛機的使用是值得商榷的。他同時使用了4艘航空母艦上的飛機。這樣做，飛機起飛是快了些，但卻同時使4艘航空母艦全都處於易受攻擊的狀態。他僥倖地未遭攻擊，但淵田和奧宮認為，要是南雲隻用2艘航空母艦攻擊中途島，他就有另外2艘應付臨時出現的緊急情況，而不用同時在4艘航空母艦上都降落飛機。 [ 註：宇垣日記，1942年6月10日。 ]
“難道在敵人進攻之前，第二攻擊波飛機就不能起飛嗎？”宇垣在日記中問道。的確，人們奇怪，為什麽不沿用襲擊珍珠港時採用過的方法。那時，第二攻擊波飛機是到時間就起飛，根本沒有等待第一攻擊波飛機領隊的呼喚。這可能是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作戰時取得的經驗──當時淵田率領的空中打擊力量對完成任務綽綽有餘──影響了在中途島的作戰方式。毫無疑問，戴維遜將軍對珍珠港的教訓仍然記憶猶新，他說，“由於各種設施均遭到破壞，我們對飛機的維修和加油的速度很慢，因此敵人本應發動第二次攻擊來摧毀我們停在地麵上的飛機。” [ 註：戴維遜的報告，1942年6月13日。 ]
黑島認為南雲錯在對戰鬥機的使用上。他認為，在這場戰鬥中，給航空母艦提供盡可能強大的空中保護傘比為攻擊中途島的轟炸機護航更重要。戰鬥機必須保護轟炸機，這是源田的信條。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句話是十分正確的。但是黑島認為在中途島戰役中，南雲和源田在具體運用這條原則時不夠靈活，沒有隨機應變。他說，“這種對戰鬥機重要性的過高估計首先來自襲擊珍珠港的成功，來自日本的攻擊部隊在威克島戰鬥初期遇到的困難，也來自對達爾文港的襲擊和對錫蘭的攻擊的戰績。戰鬥機在這些戰鬥中的成就導致日本人在中途島戰役中，把它們的能力估計過高。” [ 註：對黑島的採訪，1964年12月13日。 ]
讀者已經看到第一航空艦隊的零式戰鬥機的飛行員們是怎樣飛到精疲力竭的。要是在航空母艦上載有更多的戰鬥機，他們就有可能定期地進行短暫的休息。誰知道呢？也許這樣就會有足夠的截擊機來對付美國的俯衝轟炸機和魚雷機了。
宇垣批評了那種把航空母艦“集中在一個編隊裏”的做法，認為這“等於是把許多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這種編隊方法自戰爭爆發直到這次戰役之前，一直是成功的。山口海軍少將一直反對分散兵力。這一點通常足以使宇垣默不作聲。但是中途島戰役暴露了這種編隊的缺點。 [ 註：宇垣日記，1942年6月10日。 ] 的確，當時日本人的航空母艦太密集了。一艘被發現就等於所有4艘都被發現了。
評論者們的觀點出奇地一致，都認為，南雲一知道美特混艦隊裏有一艘航空母艦，就該立即派飛機攻擊美艦隊，而無須考慮飛機上掛的是魚雷還是炸彈，也無須考慮有沒有截擊機掩護。這種做法也許風險很大，但是事實證明，南雲這樣謹慎風險更大。淵田和奧宮確信，當時山口催促立即發動進攻是正確的。 [ 註：《中途島海戰》，第237頁。 ] 在“霧島號”上開會的持批評態度的飛行員也這樣認為。他們說，倘使當時立即發動進攻，“即使我們的航空母艦受俯衝轟炸機的攻擊，我們的損失也會比實際遭受的要輕得多”。 [ 註：“悲劇之戰”。 ] 換句話說，即使美國人擊中了航空母艦，日本人的飛機也已經升空，而不會在甲板上遭受襲擊。
源田說得更進一步，根據他事後的看法，一接到“利根號”上的偵察機發現美國艦隊的第一次報告，轟炸機的重新裝彈作業就應該立即停下來。當時他曾批準等待回收友永帶隊的攻擊中途島後返回的飛機，而不是冒險命令他們在水上迫降。“對我說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訓。”他反省說，“中途島海戰結束以來，我一直避免由於過分重視飛行員的生命而遲滯了作戰。” [ 註：源田的陳述。 ] 這裏，源田記住了認真負責的軍官很難學到的這個教訓：戰局的發展也許會要求犧牲少數來保全多數。在這種時候，對少數人的仁愛之情可能最終反倒成了對大多數人的殘酷無情。
南雲的第二個錯誤很可能在從瀨戶內海出發之前就犯下了。偷襲珍珠港前，司令長官南雲疑慮重重，不斷敦促像源田這樣一些參謀、像淵田這樣一些飛行隊長去千方百計地驗證每一個想法，檢驗每一種戰術，訓練每一個人員使其技術達到近乎完美的程度。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於他們認為自己將與強敵較量。而在出海攻擊中途島之前，人們在南雲身上找不到那種踏實穩重、講究實際的作風，更不用說找到消極悲觀的情緒了。這時，南雲和他的下屬與他們的飛行員和航空母艦上的水兵一樣趾高氣揚，似乎有些放任自流。千早總結說：
南雲進攻中途島時對飛機的使用是值得商榷的。他同時使用了4艘航空母艦上的飛機。這樣做，飛機起飛是快了些，但卻同時使4艘航空母艦全都處於易受攻擊的狀態。他僥倖地未遭攻擊，但淵田和奧宮認為，要是南雲隻用2艘航空母艦攻擊中途島，他就有另外2艘應付臨時出現的緊急情況，而不用同時在4艘航空母艦上都降落飛機。 [ 註：宇垣日記，1942年6月10日。 ]
“難道在敵人進攻之前，第二攻擊波飛機就不能起飛嗎？”宇垣在日記中問道。的確，人們奇怪，為什麽不沿用襲擊珍珠港時採用過的方法。那時，第二攻擊波飛機是到時間就起飛，根本沒有等待第一攻擊波飛機領隊的呼喚。這可能是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作戰時取得的經驗──當時淵田率領的空中打擊力量對完成任務綽綽有餘──影響了在中途島的作戰方式。毫無疑問，戴維遜將軍對珍珠港的教訓仍然記憶猶新，他說，“由於各種設施均遭到破壞，我們對飛機的維修和加油的速度很慢，因此敵人本應發動第二次攻擊來摧毀我們停在地麵上的飛機。” [ 註：戴維遜的報告，1942年6月13日。 ]
黑島認為南雲錯在對戰鬥機的使用上。他認為，在這場戰鬥中，給航空母艦提供盡可能強大的空中保護傘比為攻擊中途島的轟炸機護航更重要。戰鬥機必須保護轟炸機，這是源田的信條。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句話是十分正確的。但是黑島認為在中途島戰役中，南雲和源田在具體運用這條原則時不夠靈活，沒有隨機應變。他說，“這種對戰鬥機重要性的過高估計首先來自襲擊珍珠港的成功，來自日本的攻擊部隊在威克島戰鬥初期遇到的困難，也來自對達爾文港的襲擊和對錫蘭的攻擊的戰績。戰鬥機在這些戰鬥中的成就導致日本人在中途島戰役中，把它們的能力估計過高。” [ 註：對黑島的採訪，1964年12月13日。 ]
讀者已經看到第一航空艦隊的零式戰鬥機的飛行員們是怎樣飛到精疲力竭的。要是在航空母艦上載有更多的戰鬥機，他們就有可能定期地進行短暫的休息。誰知道呢？也許這樣就會有足夠的截擊機來對付美國的俯衝轟炸機和魚雷機了。
宇垣批評了那種把航空母艦“集中在一個編隊裏”的做法，認為這“等於是把許多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這種編隊方法自戰爭爆發直到這次戰役之前，一直是成功的。山口海軍少將一直反對分散兵力。這一點通常足以使宇垣默不作聲。但是中途島戰役暴露了這種編隊的缺點。 [ 註：宇垣日記，1942年6月10日。 ] 的確，當時日本人的航空母艦太密集了。一艘被發現就等於所有4艘都被發現了。
評論者們的觀點出奇地一致，都認為，南雲一知道美特混艦隊裏有一艘航空母艦，就該立即派飛機攻擊美艦隊，而無須考慮飛機上掛的是魚雷還是炸彈，也無須考慮有沒有截擊機掩護。這種做法也許風險很大，但是事實證明，南雲這樣謹慎風險更大。淵田和奧宮確信，當時山口催促立即發動進攻是正確的。 [ 註：《中途島海戰》，第237頁。 ] 在“霧島號”上開會的持批評態度的飛行員也這樣認為。他們說，倘使當時立即發動進攻，“即使我們的航空母艦受俯衝轟炸機的攻擊，我們的損失也會比實際遭受的要輕得多”。 [ 註：“悲劇之戰”。 ] 換句話說，即使美國人擊中了航空母艦，日本人的飛機也已經升空，而不會在甲板上遭受襲擊。
源田說得更進一步，根據他事後的看法，一接到“利根號”上的偵察機發現美國艦隊的第一次報告，轟炸機的重新裝彈作業就應該立即停下來。當時他曾批準等待回收友永帶隊的攻擊中途島後返回的飛機，而不是冒險命令他們在水上迫降。“對我說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訓。”他反省說，“中途島海戰結束以來，我一直避免由於過分重視飛行員的生命而遲滯了作戰。” [ 註：源田的陳述。 ] 這裏，源田記住了認真負責的軍官很難學到的這個教訓：戰局的發展也許會要求犧牲少數來保全多數。在這種時候，對少數人的仁愛之情可能最終反倒成了對大多數人的殘酷無情。
南雲的第二個錯誤很可能在從瀨戶內海出發之前就犯下了。偷襲珍珠港前，司令長官南雲疑慮重重，不斷敦促像源田這樣一些參謀、像淵田這樣一些飛行隊長去千方百計地驗證每一個想法，檢驗每一種戰術，訓練每一個人員使其技術達到近乎完美的程度。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於他們認為自己將與強敵較量。而在出海攻擊中途島之前，人們在南雲身上找不到那種踏實穩重、講究實際的作風，更不用說找到消極悲觀的情緒了。這時，南雲和他的下屬與他們的飛行員和航空母艦上的水兵一樣趾高氣揚，似乎有些放任自流。千早總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