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美國陸軍或海軍的密碼學專家人數稀少，他們服役於軍隊中，又不完全屬於它們。沒有一個人確切知道自己屬於哪個部門，南邊的情報部門和北邊的通訊部門都管不了。 [ 註：對羅奇福特的採訪，1964年9月1日。 ] 幹好這項工作需要特種的智力──大大超出常人的、近乎數學天才的智商，和無窮的容納棘手的細節的能力。他應該對這項工作有真正的熱情，並保持學者的超然態度。他不能有凡夫俗於那樣的雄心。因為在他肩上綴上星的可能性如同被選為美國總統那樣渺茫。得獎受勛也很少有他的份。
密碼專家們終日在不見陽光的絕對安全的密室裏，對著一大堆字母和數字冥思苦想，不停地編來排去。去他們家拜訪的客人經常見主人在休息時間不是在琢磨象棋就是在研究密碼，就像是郵遞員，在假日裏還進行長距離散步。他們從不涉獵專業以外的東西。所以，這些目標、情趣相似、世上罕見的獻身密碼事業的人在多年的工作中彼此都很熟悉。各個軍種都建立了一個精幹的專家小組，組裏每一個人都默默無聞，但極其出色地工作著。
為戰鬥情報局羅奇福特工作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專家組。他們在距珍珠港1010號碼頭不遠的舊行政大樓的地下室內辦公。組長是海軍少校托馬斯·h·戴爾，羅奇福特稱他是“海軍最好的密碼專家，隻要吃幾片藥，他就可以不睡覺地連著幹上三、四天”。戴爾手下有像譯電員約瑟夫·芬尼根海軍少校這樣的人。羅奇福特稱讚芬尼根“簡直是個奇才！明明是張白紙，可他卻能把它譯出來，就像一個真正的魔術師可以憑空把東西變出來一樣”。在這個實力很強的地下小組裏還有從夏威夷大學借調來的數學教授賈斯帕·霍姆斯。他負責測定日本艦隊的位置，並將他們標出。 [ 註：對羅奇福特的採訪，1964年8月25日。 ]
有關日本海軍的大量數據都出自於這個小組，再由太平洋艦隊情報主任埃德溫·萊頓海軍上校上呈尼米茲將軍。羅奇福特發出每日情報通告和對形勢的估計，每次送一份給萊頓，一份給華盛頓的海軍總部。戰鬥情報局主要的日常工作是破譯日艦隊的電台呼叫信號，羅奇福特盡量想在通報中包括這些呼號。
在過去的十八年中，美國海軍培養了一支由海軍軍士長和士兵組成的高水平的無線電報務隊伍。他們是當時及為錯綜複雜的情報戰的中堅力量。隻要了解下述情況就可以想像出這種工作的複雜程度：每個有關的海軍指揮部都有10—20個網絡，各個網路都有自己的呼叫信號群。例如，某一個網路負責對日本海軍軍令部與聯合艦隊的聯絡。山本與其下屬的各司令部之間，每個司令部與其下屬的部隊之間，直至每艘驅逐艦、每個最邊遠的岸上電台都分別有網路負責。
將如此紛繁眾多的呼叫信號理出頭緒並譯釋出來需要有長期的經驗、豐富的知識和靈敏的感覺。羅奇福特的這支隊伍完全具備這些素質。到1942年春，他們的技術更加精湛，甚至僅從發報習慣──速度是快、是慢、還是中等，指法是重、是輕、還是不輕不重──就能辨認出是日方哪個報務員在發報。例如，他們知道， “赤城號’報務員指法很重，就像是坐在電鍵上蹦躂一樣，聽到這樣的信號，他們誰也不會弄錯。
到1942年3月1日，羅奇福特已經掌握了大多數日本艦隻的位置，誤差不超過三、四百海裏。他通過每日情報通告使萊頓了解最新情況。如果有特別情況，他就親自與萊頓聯繫，就像向布洛克海軍少將報告一樣。萊頓有時在羅奇福特的估計上加碼。如果羅奇福特說有4艘日本航空母艦，萊頓就報告說有6艘。 [ 註：對羅奇福特的採訪，1964年8月25日。 ] 這使羅奇福特很生氣。
但是萊頓這樣做是從過去的慘痛教訓中學來的。他知道作戰軍官們普遍認為情報人員總是無事驚慌，誇大敵情。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一天的中午，一位同桌進餐者的話常在萊頓耳邊迴響：“啊，萊頓來了。今天星期六，又有什麽緊急情況了吧！” [ 註：對埃德溫·t·萊頓海軍上將的採訪，1964年7月22日。 ] 因此，羅奇福特估計有4艘日航空母艦在活動，萊頓就說有6艘。當這些軍官們減去情報人員虛報誇大的1/3後，就正好與原來的數字相同了。
萊頓當然知道太平洋艦隊接到羅奇福特提供的情報後會怎樣行動，但羅奇福特對此一無所知。他也不想知道這些，免得影響他的看法，妨礙他客觀地分析部下截獲的日軍活動的情報。 [ 註：對羅奇福特的採訪，1964年8月26日。 ]
戰鬥情報局正在專攻日本海軍使用的jn25密碼體係。該體係包括三種數碼。第一種有約45000個五位數，分別代表不同的詞或詞組，第二種的數目甚至比第一種的還要大，是任意編成的，發報者可以隨意選用加入電文中，使敵方難以破譯，還有一組特別數碼，用以告訴己方收報人員在電文的什麽地方施加了偽裝，以便收方譯讀。當然，還不斷有新編製出的數碼本供報務員們使用。 [ 註：參見《尼米茲》，第64頁；對羅奇福特的採訪，1964年9月1日。 ]
因此，如果有人很隨意地談起破譯日本海軍這套密碼時，也不應該將破譯過程想像成如同把一份俄語電文譯成英語那樣容易：先把西裏爾字母換成羅馬字，然後譯成英文就行了。這種破譯工作很像最初辨認羅塞達碑文 [ 譯者註：指1799年在尼羅河口的羅塞達城郊發現的埃及古碑，上麵刻著埃及象形文、俗體文和希臘文3種文字。該碑的發現為譯解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鑰匙。 ] 那樣──這裏有點材料可資比較，那裏有點可供推想假設，雖然偶爾有點突破，但仍有許多語句無法譯解。
密碼專家們終日在不見陽光的絕對安全的密室裏，對著一大堆字母和數字冥思苦想，不停地編來排去。去他們家拜訪的客人經常見主人在休息時間不是在琢磨象棋就是在研究密碼，就像是郵遞員，在假日裏還進行長距離散步。他們從不涉獵專業以外的東西。所以，這些目標、情趣相似、世上罕見的獻身密碼事業的人在多年的工作中彼此都很熟悉。各個軍種都建立了一個精幹的專家小組，組裏每一個人都默默無聞，但極其出色地工作著。
為戰鬥情報局羅奇福特工作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專家組。他們在距珍珠港1010號碼頭不遠的舊行政大樓的地下室內辦公。組長是海軍少校托馬斯·h·戴爾，羅奇福特稱他是“海軍最好的密碼專家，隻要吃幾片藥，他就可以不睡覺地連著幹上三、四天”。戴爾手下有像譯電員約瑟夫·芬尼根海軍少校這樣的人。羅奇福特稱讚芬尼根“簡直是個奇才！明明是張白紙，可他卻能把它譯出來，就像一個真正的魔術師可以憑空把東西變出來一樣”。在這個實力很強的地下小組裏還有從夏威夷大學借調來的數學教授賈斯帕·霍姆斯。他負責測定日本艦隊的位置，並將他們標出。 [ 註：對羅奇福特的採訪，1964年8月25日。 ]
有關日本海軍的大量數據都出自於這個小組，再由太平洋艦隊情報主任埃德溫·萊頓海軍上校上呈尼米茲將軍。羅奇福特發出每日情報通告和對形勢的估計，每次送一份給萊頓，一份給華盛頓的海軍總部。戰鬥情報局主要的日常工作是破譯日艦隊的電台呼叫信號，羅奇福特盡量想在通報中包括這些呼號。
在過去的十八年中，美國海軍培養了一支由海軍軍士長和士兵組成的高水平的無線電報務隊伍。他們是當時及為錯綜複雜的情報戰的中堅力量。隻要了解下述情況就可以想像出這種工作的複雜程度：每個有關的海軍指揮部都有10—20個網絡，各個網路都有自己的呼叫信號群。例如，某一個網路負責對日本海軍軍令部與聯合艦隊的聯絡。山本與其下屬的各司令部之間，每個司令部與其下屬的部隊之間，直至每艘驅逐艦、每個最邊遠的岸上電台都分別有網路負責。
將如此紛繁眾多的呼叫信號理出頭緒並譯釋出來需要有長期的經驗、豐富的知識和靈敏的感覺。羅奇福特的這支隊伍完全具備這些素質。到1942年春，他們的技術更加精湛，甚至僅從發報習慣──速度是快、是慢、還是中等，指法是重、是輕、還是不輕不重──就能辨認出是日方哪個報務員在發報。例如，他們知道， “赤城號’報務員指法很重，就像是坐在電鍵上蹦躂一樣，聽到這樣的信號，他們誰也不會弄錯。
到1942年3月1日，羅奇福特已經掌握了大多數日本艦隻的位置，誤差不超過三、四百海裏。他通過每日情報通告使萊頓了解最新情況。如果有特別情況，他就親自與萊頓聯繫，就像向布洛克海軍少將報告一樣。萊頓有時在羅奇福特的估計上加碼。如果羅奇福特說有4艘日本航空母艦，萊頓就報告說有6艘。 [ 註：對羅奇福特的採訪，1964年8月25日。 ] 這使羅奇福特很生氣。
但是萊頓這樣做是從過去的慘痛教訓中學來的。他知道作戰軍官們普遍認為情報人員總是無事驚慌，誇大敵情。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一天的中午，一位同桌進餐者的話常在萊頓耳邊迴響：“啊，萊頓來了。今天星期六，又有什麽緊急情況了吧！” [ 註：對埃德溫·t·萊頓海軍上將的採訪，1964年7月22日。 ] 因此，羅奇福特估計有4艘日航空母艦在活動，萊頓就說有6艘。當這些軍官們減去情報人員虛報誇大的1/3後，就正好與原來的數字相同了。
萊頓當然知道太平洋艦隊接到羅奇福特提供的情報後會怎樣行動，但羅奇福特對此一無所知。他也不想知道這些，免得影響他的看法，妨礙他客觀地分析部下截獲的日軍活動的情報。 [ 註：對羅奇福特的採訪，1964年8月26日。 ]
戰鬥情報局正在專攻日本海軍使用的jn25密碼體係。該體係包括三種數碼。第一種有約45000個五位數，分別代表不同的詞或詞組，第二種的數目甚至比第一種的還要大，是任意編成的，發報者可以隨意選用加入電文中，使敵方難以破譯，還有一組特別數碼，用以告訴己方收報人員在電文的什麽地方施加了偽裝，以便收方譯讀。當然，還不斷有新編製出的數碼本供報務員們使用。 [ 註：參見《尼米茲》，第64頁；對羅奇福特的採訪，1964年9月1日。 ]
因此，如果有人很隨意地談起破譯日本海軍這套密碼時，也不應該將破譯過程想像成如同把一份俄語電文譯成英語那樣容易：先把西裏爾字母換成羅馬字，然後譯成英文就行了。這種破譯工作很像最初辨認羅塞達碑文 [ 譯者註：指1799年在尼羅河口的羅塞達城郊發現的埃及古碑，上麵刻著埃及象形文、俗體文和希臘文3種文字。該碑的發現為譯解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鑰匙。 ] 那樣──這裏有點材料可資比較，那裏有點可供推想假設，雖然偶爾有點突破，但仍有許多語句無法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