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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政黨在製憲會議中所得的席位數幾乎相等，共產黨以微弱優勢成了數量上最強大的政黨；然而盡管在公民投票中有百分之九十六的投票者拒絕恢復第三共和國體製，卻有三分之二的投票者同意奧裏奧爾方案，贊成給製憲會議套上某種變相的“緊身衣”，反對授予它以無限權力。因此，意味深長的事實是：法國人民就在同一天裏，一麵通過公民投票表達了他們對戴高樂的信任，一麵又通過選舉製憲會議代表而使共產黨成為法國最強大的政黨。而且，不論是戴高樂也好，共產黨人也好，他們之所以處於這樣的地位，隻是因為，他們不僅在領導反抗侵略者的戰鬥方麵，而且在各自以十分獨特、十分不相同的方式給予法國政治以新的推動和新的活力方麵，起了他們的作用。


    戴高樂的個人勝利有多大，這在籌組政府時很快就顯示出來了。首先，他向新選出的製憲會議正式提出辭呈，並立即經全場一致通過再度當選為臨時總統。接著，對共產黨所提出的由於他們贏得議席較多，因而有權優先選擇重要內閣職位的要求，他斷然予以拒絕。氣氛變得緊張起來，共產黨人表示不再願意效忠戴高樂了，要求由他們的領袖莫裏斯·多列士出任總統。戴高樂於是又一次提請辭職，但處於舉足輕重地位的人民共和黨則表示拒絕參加任何不是由戴高樂領導的內閣。然後，突然之間，所有參與爭吵的各方似乎都意識到了爭吵所包含的危險而冷靜了下來，迅即達成了一項把內閣職位“公平分配”給三個政黨的妥協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居然勉強同意了戴高樂玩的這樣一個花招：把國防部分為“軍事裝備”和“武裝部隊”兩個部門，隻以“軍事裝備”部門讓給共產黨，而戴高樂則除了掌握總統-總理的職能外還保有國防部長的頭銜。


    然而，盡管戴高樂贏得了所有這一切表麵上的勝利，一個新的局麵卻已經開始了，在這新局麵下他很快發現自己麵臨著兩種抉擇，要麽放棄他那奧林匹斯山般高於一切的崇高地位而下降到黨派政治的角逐場中來，要麽就完全退出政治。在短得出人意料的一段時期內，他就選擇了後一條道路。他在財政和軍事政策問題上同製憲會議日益滋長的爭吵，他對製憲會議所提新憲法草案建議的激進傾向所公開表示的不滿，終於在1946年1月22日導致了他的“堅決”辭職和“戰略性”的退出政治。社會黨人費利克斯·古安繼他任臨時總統；再次成立了一個三黨聯合政府，但戴高樂派人物都被摒除出了內閣。


    戴高樂原先一直希望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黨能攜起手來，從而在法國政界中出現一個中間派的溫和力量。由於大選的結果，社會黨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同人民共和黨聯合，他們就將擁有一個壓倒其他政黨的明顯多數，但如果同共產黨聯合，則掌握的多數將會更大。共產黨人當然切望能防止前一種聯合而促成後一種聯合。所有這一些勾心鬥角、各自謀求有利地位的活動都發生在醞釀新憲法的那段時期內，因而歸根到底不可避免地使新憲法蒙受其害。雖然憲法不是由製憲會議全體而是由四十二人組成的一個專門委員會來起草的，但委員會的席位是按照各黨的實力分配的，即共產黨十二席，人民共和黨十二席、社會黨十一席和其他黨派七席。因此在這裏，社會黨人還是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其地位並沒有象乍看起來那麽值得眼紅。兩個馬克思主義政黨都同意：立法機構應該是一院製；總理應該由立法議會選出；共和國總統應該被剝奪一切實權。另一方麵，社會黨人卻同人民共和黨人合力擊敗了共產黨人想使將來的立法議會擁有無上權力的那種企圖。引起與共產黨衝突的第二個原因是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黨想要在憲法中寫入一條“政黨條文”，連同一些其他的辦法，旨在給法國的政黨加上某種程度的約束，特別是，防止那些反民主的黨派利用民主自由來破壞這個新的共和國。


    同時，共產黨人對社會黨人施加強大壓力，促使他們重新認清他們同共產黨之間的基本相同點，並通過一種精明巧妙的宣傳運動使社會黨人很敏感，惟恐被人說成是“反動派”。而與此同時，人民共和黨卻在對待社會黨的態度上變得更苛求，更加不肯容忍後者在某些場合下所採取的支持共產黨的行動了。所以到最後，社會黨還是接受了共產黨的要求，同它一起訂出了一個共同的製憲方針(1946年1月16日)，而戴高樂想要組成一個團結一致足以起到舉足輕重作用的中間派集團的希望也就再一次落空了。而且，如果在左右兩派間真的出現公開破裂和僵局的話，則法國麵臨的前景，不是一部完全左派的憲法就是根本沒有任何憲法。


    要是國家果真這樣分裂的話，吃虧最大的當是社會黨，因為，除非它能夠把裂縫彌合起來，它勢必會由於加入到這一邊或那一邊而降低它的地位。這一點，樊尚·奧裏奧爾很清楚，所以他以極大的耐心千方百計地力求達成妥協。共產黨人也並不是真的希望憲法搞不成；至少，他們希望自己所主張的那種草案能為全國所接受，他們對此十分重視，認為這是用“合法”手段來奪取政權的一個很了不起的墊腳石。而另一方麵，人民共和黨卻很有可能在領導一場反對某種不得人心的憲法草案的鬥爭中撈到明顯的好處，因此它是不怕逼人家攤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