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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拉普蘭集團軍的消滅，大大減輕了芬蘭人的負擔。11月23日，芬蘭軍隊從南方推進到了挪威邊界。與此同時，他們正在陸續復員中，到了12月1日，芬蘭人已把他們的軍隊削減到規定的大約三萬九千人的平時編製。用這樣小的一支軍隊來對付殘餘的作了充分防禦準備的德軍，是不可能取得迅速進展的。因此，在1945年的頭三個月中，芬軍進展比較緩慢，戰績不顯著。3月1日，芬蘭政府才遲遲對德宣戰，從而使9月15日以來就進行著的戰鬥合法化。4月11日，對殘餘德軍發動了一次春季攻勢，到4月底，芬蘭境內就不再有德國軍隊了。


    (三)巴錫基維政府和芬蘭政治的向左轉


    停戰一經實現，在芬蘭，特別是在社會民主黨內部，立即出現了一股強烈反對那些同戰時政府有關係的政界人物的力量。這個黨的領導人唐納是戰時內閣的閣員，素以仇視蘇聯聞名。正是由於人們對唐納和其他戰時領導人表示不滿，才導致1944年11月17日在巴錫基維領導下成立一個新政府，並使芬蘭的政策有了一個新的方向。巴錫基維政府不包括戰時政府的任何領導人，但他卻邀請了一些極左的政治活動家，甚至還邀請了新近重建的共產黨的一名黨員參加他的內閣。巴錫基維所宣布的施政方針更是同過去一刀兩斷，說他將設法同蘇聯達成“盡可能好的諒解”，並將致力於“誠心誠意地履行停戰協定的各項條款”。


    社會民主黨內部有人起來反對唐納的領導，這還導致了其他一些事態發展。很多持反對意見的人退黨，參加了新成立的、同共產黨結盟的“人民民主聯盟”。然而，最重要的國內問題還是即將於1945年3月舉行的選舉和芬蘭今後的領導權問題。當雅爾達宣言宣稱盟國打算在必要時幹預前軸心國附庸國的內政時，芬蘭人對自己所處地位的擔心加深了。1月間，左翼方麵要求巴錫基維把戰時領導人逮捕起來交付審訊。巴錫基維就這一問題的法律依據徵詢了前總統斯托耳伯格的意見後宣稱，芬蘭沒有哪一條法律規定過可以把犯了政策錯誤的公選的領導人交付審訊，不過他要求戰時領導人以蘇芬關係為重，今後不要謀求擔任公職。於是同戰時政府有牽連的一些議員候選人退出了競選，從而為左翼打開了上台的道路。不僅如此，就在選舉前夕的3月17日和18日，巴錫基維再次提醒芬蘭人民認識這次選舉對芬蘭的重要性，要求他們給予議會一個“新麵貌”。巴錫基維的這兩次講話，就同前些時候由政府成員、前工會領導人埃羅·武奧裏所作的那篇強調雅爾達宣言對芬蘭獨立的含義的講話一樣，都給公眾留下了深刻印象。選舉舉行了，俄國人沒有插手幹涉。選舉結果是，人民民主聯盟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人民對極左翼各黨派的支持，在巴錫基維4月間組成的新政府中得到了反映。人民民主聯盟的成員得到了內閣中某些最重要的部長職位，其中包括教育部和國防部，內政部長的位置則給了共產黨人伊爾耶·萊諾。但在4月間，三個主要政黨宣布，它們打算相互合作，以設法解決芬蘭麵臨的許多問題。


    1945年4月新內閣的成立，使巴錫基維能夠推行其奠定對蘇友好基礎的政策。在新成立的擁有極多會員的蘇芬協會之類的組織的幫助下，開展了一個對芬蘭人民進行“再教育”的運動。軍事性的和“法西斯類型的”組織，連同一些具有“沙文主義”傾向的文化團體，都被取締。凡是用1939年以前的觀點來看待芬蘭歷史的戲劇和書籍，都遭到禁止。新任教育部長是人民民主聯盟的成員，他負責保證使芬蘭歷史教科書裏反俄的部分統統刪除或改寫。同時，開展了一個運動以清洗文職人員和軍隊裏的“法西斯”分子。


    (四)1944-1946年間芬蘭的經濟問題


    芬蘭除有許多其他問題外，還由於停戰協定所規定的領土改變而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失調。芬蘭不得不作出調整，以便自己適應於卡累利阿地區工業和資源的喪失，適應於它那殘破了的運輸係統，而與此同時，它還必須收容安置那些割讓給了蘇聯的領土上的居民。此外，按照停戰協定，它還有義務在六年內向蘇聯償付價值三億美元的賠款，而且它必須發展工業來生產所需的商品。因此，在停戰後的最初幾年裏，芬蘭在經濟上完全處於蘇聯的擺布之下。但是，雖然這個任務乍看起來幾乎是無法完成的，芬蘭人民卻表現出非凡的韌性，他們以巨大的決心挑起這副重擔，履行他們對蘇聯的義務。


    1944年10月，停戰協定簽署後幾星期之內，就任命了一個專門代表團同蘇聯當局討論賠款問題。在赫爾辛基談判了幾個星期之後，簽訂了一項協議，規定芬蘭交出總值達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機器和船隻，其餘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賠款則以木材和同木材工業有關的其他產品支付。支付的辦法是每年交付價值五千萬美元的貨物。雙方商定以1938年的物價水平作為支付的計價標準，每類貨物的具體結算價格則在這一標準的基礎上稍為增高一些。這意味著大大增加了賠款的總數。


    大戰前很興旺的芬蘭木材工業，沒有多大困難就恢復了。停戰後不久，瑞典就對鄰國進行援助，給予信貸，讓它購買原料，以建立其金屬加工工業。瑞典還向芬蘭提供了許多過去從德國進口的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