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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六)德黑蘭會議上的波蘇邊界問題
關於蘇聯政府和波蘭流亡政府之間在國籍問題上的照會來往，上文中已有所敘述，從這些照會中已看得很清楚，俄國人無意讓他們在1939年占領的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地區重又成為波蘭的領土。早在1941年12月艾登訪問莫斯科時，俄國人實際上已經提出了把寇鬆線作為俄國和波蘭邊界的要求；1942年英俄雙方關於後來在同年5月26日簽訂的英蘇條約進行談判時，隻是因為邱吉爾堅決不願意在這個階段作出任何影響波蘭領土的讓步，並且由於科德爾·赫爾和羅斯福發表強有力的聲明，支持了這一立場，才使俄國人放棄了這一要求，即：在這項條約中應承認蘇聯根據莫洛托夫-裏賓特洛甫協定所獲得的領土是蘇聯的一部分。1943 年末在德黑蘭會議上，史達林說，如果俄國得到哥尼斯堡這個不凍港，他將同意邱吉爾的建議，以寇鬆線作為波蘭的東部邊界，同時讓波蘭從德國那裏取得一些土地，以補償它東部領土的損失。當時暫行商定，東普魯士(如已闡明的那樣)和西裏西亞的奧佩倫地區應屬波蘭，它的西部邊界應該是奧得河。至於從奧得河向南的界線的走向問題則沒有作出決定。羅斯福沒有積極參與這些討論。據悉他是贊成讓波蘭保有利沃夫和德羅霍貝奇和斯坦尼斯拉夫的油田的。這三處地方都在寇鬆線以東；但是也許還可以把寇鬆線解釋為劃在利沃夫和德羅霍貝奇以東，如果它在加裏西亞地區被認為是按照1919年協約國最高委員會所屬波蘭事務委員會所建議的“乙”線而不是“甲”線的話。當提到與波蘭政府的關係問題時，莫洛托夫重又提出了他對波蘭流亡政府、對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國家軍的指責；史達林則提到，需要有一位波蘭的巴錫基維，才能搞好關係。
第二節 紅軍在波蘭
(一)1944年1月紅軍進入波蘭
1943年末，當形勢已很明顯，紅軍即將越過1939年以前的波蘭東部邊界時，波蘭人不得不考慮地下的國家軍應該和俄國軍事行動保持什麽樣的關係。他們過去一直殷切希望英美部隊能首先進入波蘭，並在他們的支持下由國家軍發動武裝起義。當俄國人將首先進入波蘭已屬無可懷疑時，波蘭人隻好勉強地開始按照新的情況調整他們的行動計劃，可是他們調整的速度跟不上形勢的發展。
1944年1月4日，波蘭流亡政府接到報告說，紅軍已經越過“兩次大戰之間的波蘭”邊界進入沃林。第二天他們發表了一個照會，強調波蘭歷史上從沒有出過吉斯林，強調地下組織所進行的活動以及波蘭武裝部隊在盟國各地前線為共同事業所作的努力；鑑於這一切，波蘭人在解放後理應得到公正的待遇。照會說，這種公正待遇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波蘭有權建立獨立自主的行政當局；並說波蘭政府是“要對民族的命運負責的”，因而擁有“不可摧毀的”獨立權利。他們因此期望蘇聯政府尊重這些權利，因為，他們說，波蘭人是不會承認別人強加的解決辦法的。盡管他們希望與俄國人達成協議，以便使波蘭人的地下活動能與紅軍配合，他們還是在1943年10月27日指示地下組織，要國家軍加強對德國人的抵抗，避免與紅軍發生衝突，並在波蘇關係一旦得以恢復的條件下同蘇聯指揮官合作。
但是，波蘭照會所提到的指示，隻是索斯恩科夫斯基針對幾種可能出現的情況於10月27日發出的命令的一部分。如果情勢不宜發動西方援助下的總起義，國家軍將在波蘭德軍後方加緊進行破壞活動和牽製性的攻擊。這一行動的代號為“布爾紮”。如果米科拉伊奇克總理為恢復外交關係所作的努力能夠成功，“布爾紮”將在與俄國人合作下進行。但如果兩國仍然處於斷交狀態，“布爾紮”將獨力進行，行政當局和武裝部隊將繼續處於地下。
索斯恩科夫斯基是為答覆博爾的請求而發出這些指示的，博爾曾要求澄清對前進中的俄國人應採取怎樣的態度。博爾說，盡管如此，他當時並沒有執行他的總司令的指示，而且他在這方麵是得到揚科夫斯基的支持的。博爾在1943年11月20日發出命令，執行關於“布爾紮”行動的建議，但他命令當地的指揮官公開自己的身分，並主動向紅軍當局聯繫。他命令他們避免與蘇維埃遊擊隊和紅軍發生衝突，隻有在自衛的情況下才訴諸戰鬥，但應拒絕任何想把國家軍部隊編入紅軍的企圖。博爾為他決定拒絕執行指示辯護說，既要對德國人作戰又要繼續處於地下，這是不可能的。他指出，這樣做法隻會證實蘇聯人對國家軍所抱的懷疑，而且內務人民委員部對國家軍的領導人物是完全知道的。他對蘇聯“並不抱有任何幻想”。他知道他的士兵與“人民軍”部隊發生的摩擦意味著什麽，他也知道俄國人正在採取步驟建立一個同他對立的波蘭政府和軍隊，並要求人們接受寇鬆線。因此，當他命令他屬下的指揮官暴露身分時，他必定知道俄國人會有什麽反應(雖然他明確地說還沒有看到有關俄國人態度的任何跡象)；但是他決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方國家身上，認為它們是有能力保護國家軍和地下政權的行政機構的，而倫敦的索斯恩科夫斯基卻沒有這種信心。
這時在波蘭的政治活動並不限於國家軍。波蘭工人黨(即波蘭共產黨)於12月間在華沙成立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一事，在波蘭地下組織的成員中引起了極大震動。因此波蘭流亡政府接著就在1月9日決定擴大其“政治代表性”，把原來的四名主要政黨代表擴大為“民族團結會議”的十五到十八名成員。1944年1月30日，蘇聯控製的科希丘什科電台宣布，組成全國人民代表會議的不僅有波蘭工人黨的成員，也有波蘭農民黨和波蘭社會黨的成員，這一宣布引起了堅決的否認，倫敦的波蘭人於是把全國人民代表會議說成是一個“虛構的機構”。
關於蘇聯政府和波蘭流亡政府之間在國籍問題上的照會來往，上文中已有所敘述，從這些照會中已看得很清楚，俄國人無意讓他們在1939年占領的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地區重又成為波蘭的領土。早在1941年12月艾登訪問莫斯科時，俄國人實際上已經提出了把寇鬆線作為俄國和波蘭邊界的要求；1942年英俄雙方關於後來在同年5月26日簽訂的英蘇條約進行談判時，隻是因為邱吉爾堅決不願意在這個階段作出任何影響波蘭領土的讓步，並且由於科德爾·赫爾和羅斯福發表強有力的聲明，支持了這一立場，才使俄國人放棄了這一要求，即：在這項條約中應承認蘇聯根據莫洛托夫-裏賓特洛甫協定所獲得的領土是蘇聯的一部分。1943 年末在德黑蘭會議上，史達林說，如果俄國得到哥尼斯堡這個不凍港，他將同意邱吉爾的建議，以寇鬆線作為波蘭的東部邊界，同時讓波蘭從德國那裏取得一些土地，以補償它東部領土的損失。當時暫行商定，東普魯士(如已闡明的那樣)和西裏西亞的奧佩倫地區應屬波蘭，它的西部邊界應該是奧得河。至於從奧得河向南的界線的走向問題則沒有作出決定。羅斯福沒有積極參與這些討論。據悉他是贊成讓波蘭保有利沃夫和德羅霍貝奇和斯坦尼斯拉夫的油田的。這三處地方都在寇鬆線以東；但是也許還可以把寇鬆線解釋為劃在利沃夫和德羅霍貝奇以東，如果它在加裏西亞地區被認為是按照1919年協約國最高委員會所屬波蘭事務委員會所建議的“乙”線而不是“甲”線的話。當提到與波蘭政府的關係問題時，莫洛托夫重又提出了他對波蘭流亡政府、對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國家軍的指責；史達林則提到，需要有一位波蘭的巴錫基維，才能搞好關係。
第二節 紅軍在波蘭
(一)1944年1月紅軍進入波蘭
1943年末，當形勢已很明顯，紅軍即將越過1939年以前的波蘭東部邊界時，波蘭人不得不考慮地下的國家軍應該和俄國軍事行動保持什麽樣的關係。他們過去一直殷切希望英美部隊能首先進入波蘭，並在他們的支持下由國家軍發動武裝起義。當俄國人將首先進入波蘭已屬無可懷疑時，波蘭人隻好勉強地開始按照新的情況調整他們的行動計劃，可是他們調整的速度跟不上形勢的發展。
1944年1月4日，波蘭流亡政府接到報告說，紅軍已經越過“兩次大戰之間的波蘭”邊界進入沃林。第二天他們發表了一個照會，強調波蘭歷史上從沒有出過吉斯林，強調地下組織所進行的活動以及波蘭武裝部隊在盟國各地前線為共同事業所作的努力；鑑於這一切，波蘭人在解放後理應得到公正的待遇。照會說，這種公正待遇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波蘭有權建立獨立自主的行政當局；並說波蘭政府是“要對民族的命運負責的”，因而擁有“不可摧毀的”獨立權利。他們因此期望蘇聯政府尊重這些權利，因為，他們說，波蘭人是不會承認別人強加的解決辦法的。盡管他們希望與俄國人達成協議，以便使波蘭人的地下活動能與紅軍配合，他們還是在1943年10月27日指示地下組織，要國家軍加強對德國人的抵抗，避免與紅軍發生衝突，並在波蘇關係一旦得以恢復的條件下同蘇聯指揮官合作。
但是，波蘭照會所提到的指示，隻是索斯恩科夫斯基針對幾種可能出現的情況於10月27日發出的命令的一部分。如果情勢不宜發動西方援助下的總起義，國家軍將在波蘭德軍後方加緊進行破壞活動和牽製性的攻擊。這一行動的代號為“布爾紮”。如果米科拉伊奇克總理為恢復外交關係所作的努力能夠成功，“布爾紮”將在與俄國人合作下進行。但如果兩國仍然處於斷交狀態，“布爾紮”將獨力進行，行政當局和武裝部隊將繼續處於地下。
索斯恩科夫斯基是為答覆博爾的請求而發出這些指示的，博爾曾要求澄清對前進中的俄國人應採取怎樣的態度。博爾說，盡管如此，他當時並沒有執行他的總司令的指示，而且他在這方麵是得到揚科夫斯基的支持的。博爾在1943年11月20日發出命令，執行關於“布爾紮”行動的建議，但他命令當地的指揮官公開自己的身分，並主動向紅軍當局聯繫。他命令他們避免與蘇維埃遊擊隊和紅軍發生衝突，隻有在自衛的情況下才訴諸戰鬥，但應拒絕任何想把國家軍部隊編入紅軍的企圖。博爾為他決定拒絕執行指示辯護說，既要對德國人作戰又要繼續處於地下，這是不可能的。他指出，這樣做法隻會證實蘇聯人對國家軍所抱的懷疑，而且內務人民委員部對國家軍的領導人物是完全知道的。他對蘇聯“並不抱有任何幻想”。他知道他的士兵與“人民軍”部隊發生的摩擦意味著什麽，他也知道俄國人正在採取步驟建立一個同他對立的波蘭政府和軍隊，並要求人們接受寇鬆線。因此，當他命令他屬下的指揮官暴露身分時，他必定知道俄國人會有什麽反應(雖然他明確地說還沒有看到有關俄國人態度的任何跡象)；但是他決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方國家身上，認為它們是有能力保護國家軍和地下政權的行政機構的，而倫敦的索斯恩科夫斯基卻沒有這種信心。
這時在波蘭的政治活動並不限於國家軍。波蘭工人黨(即波蘭共產黨)於12月間在華沙成立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一事，在波蘭地下組織的成員中引起了極大震動。因此波蘭流亡政府接著就在1月9日決定擴大其“政治代表性”，把原來的四名主要政黨代表擴大為“民族團結會議”的十五到十八名成員。1944年1月30日，蘇聯控製的科希丘什科電台宣布，組成全國人民代表會議的不僅有波蘭工人黨的成員，也有波蘭農民黨和波蘭社會黨的成員，這一宣布引起了堅決的否認，倫敦的波蘭人於是把全國人民代表會議說成是一個“虛構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