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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戰後最初一個階段，在重組後的歐洲各國，前抵抗運動人員命運如何，取決於這樣兩個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是本國的民族傳統；二是重組後該國處於兩大勢力範圍分界線的哪一邊，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國家重組時的去向，部分地決定於它的地理位置，部分地決定於軍事方麵的事態演變，部分地還決定於三大國之間的默契。除南斯拉夫外，當地人民並不曾有多大的發言權；至於南斯拉夫，決定該國在重組時的去向的，也並不是該國大多數人民按憲法程序自由表達的意願，而是南斯拉夫國內一個武裝抵抗組織以武力戰勝了另一個武裝抵抗組織。
在重組後處於兩大勢力範圍新分界線西方一側的那許多西歐國家中，前抵抗運動人物想要在戰後政權中扮演主角的雄心都沒有能夠實現，他們的這一失敗，其實也象他們當初的雄心一樣，都是很自然的。一旦在憲政條件下從事政治活動，理想主義者以及不滿現狀者就無法保持他們在反對短命的外國征服者的戰鬥中所贏得的地位，這是不足為怪的。戰時在抵抗運動中嶄露頭角的理想主義者中間，象皮杜爾那樣具有政治才幹、能夠在戰後世界的第一流政治家中長期占有一席之地的，真是寥寥無幾。至於共產黨人，他們在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後，曾對抵抗運動作出過引人注目的貢獻，但並未贏得群眾的充分支持，因此到歷史演變的下一個階段，便無法以合乎憲法的手段取得政權；凡是立憲政府真正得到了重建的國家，而不是象分界線俄國一側除芬蘭外的其他各國那樣備受勢大難敵的占領國的幹涉踐踏的，情況都是如此。所以，在經過了重組的各國，凡文化傳統徹底屬西方式的，包括芬蘭，當然還有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法國和義大利，當地的共產黨無不遭到了這樣的失敗；而在西方傳統也很徹底的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半西方式的國家如波蘭和匈牙利，或在半西方化了的東正教國家如羅馬尼亞，看來共產黨人的遭遇本來也未必會好些，要不是俄國人插了手，把當地居於少數地位的共產黨硬拉上台的話。
另一方麵，在保加利亞，當地共產黨人即使沒有蘇聯的有力支持，也是有可能在德國那股征服的浪潮退落以後取得政權的，雖然這樣的可能性也許不是很大。在南斯拉夫，他們事實上是不靠別人幫助而奪得了政權；而在阿爾巴尼亞，如果說當地共產黨人得到了什麽外國援助的話，看來也是由南斯拉夫人而不是由俄國人給的。至於希臘共產黨人，他們在戰後最初一個階段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因為在那個階段史達林遵守他同邱吉爾的約定，俄國不向他們提供援助；但雖然如此，要不是希臘全國人民解放軍在沒有外力幫助下發動的突然軍事襲擊遭到英國武力的抗擊而被挫敗的話，希臘幾乎肯定也會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然而，希臘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即使該國共產黨人能夠在沒有俄國援助的情況下奪得政權，這也並不足以證明多數希臘人所希望建立的就是一個共產黨政權；因為，共產黨搞的政變遭到外國強有力的反擊而被挫敗之後，希臘接著舉行了一次盡可能自由的大選(希臘是一個東正教國家，在那裏，西方的那種“民主”當時還隻是一種引進不久、沒有完全適應於本地環境的外來事物，在這種政治氣氛下，那次投票已算是盡可能自由的了)，選出了一個由反共分子占多數的議會。希臘共產黨人發動沒有外援的奪權行動失敗之後，卻出現了反共的結局，這一事態發展使人們聯想到，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的那次成功了的沒有外援的奪權行動或許也未必反映著南斯拉夫大多數人民的願望。
綜觀經過重組的各國在戰後最初幾年的不同遭遇，有一點是明顯的，即在決定一個國家的政治命運時，本國文化政治遺產的性質所起的作用，大於其現今所屬的那個勢力範圍的外國盟主的性質所起的作用。希臘和芬蘭兩國遭遇之間的對照特別鮮明。在邱吉爾和史達林的那次交易中，希臘原是劃在西方國家一邊的；而且上麵也已提到，史達林在這之後的最初一個階段的確不錯，沒有在希臘插手。可是，盡管英國運用了政治家手腕，作了真誠而機智的不懈努力來促使素來不和的希臘各派按照西方的那種“民主”方式相互合作，結果還是免不了發生一場武裝衝突的悲劇，衝突的一方是希臘的一派，另一方是一個素有親希臘感情的西方大國，該大國最關心的是要讓希臘人民有機會爭取到一個真正能代表多數選民的希臘自己的政府。希臘依然保留著本來的政治傳統，其西方化還隻是表麵的，正是這方麵的缺陷，終於使希臘陷入了內戰，雖然它比較幸運，在二次大戰結束時站在戰勝國的一邊，成為其保護人的那個西方大國本身又是具有議會立憲製的那種“民主”的政治傳統和理想的。而在另一方麵，芬蘭原是二次大戰中的一個戰敗國，曾不得不以俄國人所開的條件向蘇聯投降，可是，多虧它過去同瑞典合在一起的那段歷史給它留下了西方的憲政傳統，所以它終於得以保住了自由，把十足西方式的議會製度維持了下來，雖然它現在完全處於蘇聯勢力的支配之下，俄國熊的兩隻前爪緊緊地把它圈在中間。
在西歐，對比一下挪威、丹麥、荷蘭為一方和比利時、法國、義大利為另一方的戰後不同遭遇，也能明顯看出在經過重組的國家，本國的歷史遺產對於決定國家的戰後命運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後三個拉丁國家同前三個條頓國家一樣，那裏的共產黨人既沒有長時期參加戰後內閣，也沒有試圖用不合憲法的手段奪取政權。在這三個國家中，也如在西歐的其他國家中一樣，共產黨人不放一槍就退居在野地位。但是，他們在這歷來熟悉的在野地位上，較之早先他們願意參加聯合政府時所扮演的那種既當官而又不能左右政府的不痛快角色，更顯得可怕；何況在這幾個拉丁國家中，這一階段的政治社會總形勢肯定是有利於共產黨人現在這種靜待時機的策略的。在這些國家，幾個條件促成了共產黨人大為走運，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人不起作用，產業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尖銳對立，資產階級不願作出必要的最起碼的讓步來使無產階級相信有可能不經紅色革命而實現社會正義。在比利時、法國和義大利，資產階級一麵膽戰心驚，深恐性命不保，一麵卻繼續死抱著錢包不放。一些溫和的改革派，要是在英國或荷蘭的話就會加入工黨來謀求實現其目標，但是在法國和義大利，他們往往都參加了共產黨，因為他們覺得這是唯一的態度認真的左翼政黨。拉丁國家戰後國內政治中這一不幸的、從長遠來看很令人擔心的發展趨勢，是同這些國家議會製的歷來實施情況相一致的，因為在那裏議會製實施得始終未能令人滿意——隻有比利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段太平日子裏也許是例外，那時活躍在該國政界的隻有自由黨和天主教黨兩個政黨。反之，條頓國家戰後在政治上日子比較好過，看來就是由於這些國家過去議會製實行得比較成功。條頓族的荷蘭和隻有一半是條頓族的比利時之間在政治上的迥然不同，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如果根據某些人的理論，認為唯有經濟才是人類生活的真正實質所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都隻是經濟現實的反映(持這種論點的並不隻限於馬克思主義者)，那末這個現象就無法解釋了。
在重組後處於兩大勢力範圍新分界線西方一側的那許多西歐國家中，前抵抗運動人物想要在戰後政權中扮演主角的雄心都沒有能夠實現，他們的這一失敗，其實也象他們當初的雄心一樣，都是很自然的。一旦在憲政條件下從事政治活動，理想主義者以及不滿現狀者就無法保持他們在反對短命的外國征服者的戰鬥中所贏得的地位，這是不足為怪的。戰時在抵抗運動中嶄露頭角的理想主義者中間，象皮杜爾那樣具有政治才幹、能夠在戰後世界的第一流政治家中長期占有一席之地的，真是寥寥無幾。至於共產黨人，他們在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後，曾對抵抗運動作出過引人注目的貢獻，但並未贏得群眾的充分支持，因此到歷史演變的下一個階段，便無法以合乎憲法的手段取得政權；凡是立憲政府真正得到了重建的國家，而不是象分界線俄國一側除芬蘭外的其他各國那樣備受勢大難敵的占領國的幹涉踐踏的，情況都是如此。所以，在經過了重組的各國，凡文化傳統徹底屬西方式的，包括芬蘭，當然還有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法國和義大利，當地的共產黨無不遭到了這樣的失敗；而在西方傳統也很徹底的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半西方式的國家如波蘭和匈牙利，或在半西方化了的東正教國家如羅馬尼亞，看來共產黨人的遭遇本來也未必會好些，要不是俄國人插了手，把當地居於少數地位的共產黨硬拉上台的話。
另一方麵，在保加利亞，當地共產黨人即使沒有蘇聯的有力支持，也是有可能在德國那股征服的浪潮退落以後取得政權的，雖然這樣的可能性也許不是很大。在南斯拉夫，他們事實上是不靠別人幫助而奪得了政權；而在阿爾巴尼亞，如果說當地共產黨人得到了什麽外國援助的話，看來也是由南斯拉夫人而不是由俄國人給的。至於希臘共產黨人，他們在戰後最初一個階段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因為在那個階段史達林遵守他同邱吉爾的約定，俄國不向他們提供援助；但雖然如此，要不是希臘全國人民解放軍在沒有外力幫助下發動的突然軍事襲擊遭到英國武力的抗擊而被挫敗的話，希臘幾乎肯定也會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然而，希臘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即使該國共產黨人能夠在沒有俄國援助的情況下奪得政權，這也並不足以證明多數希臘人所希望建立的就是一個共產黨政權；因為，共產黨搞的政變遭到外國強有力的反擊而被挫敗之後，希臘接著舉行了一次盡可能自由的大選(希臘是一個東正教國家，在那裏，西方的那種“民主”當時還隻是一種引進不久、沒有完全適應於本地環境的外來事物，在這種政治氣氛下，那次投票已算是盡可能自由的了)，選出了一個由反共分子占多數的議會。希臘共產黨人發動沒有外援的奪權行動失敗之後，卻出現了反共的結局，這一事態發展使人們聯想到，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的那次成功了的沒有外援的奪權行動或許也未必反映著南斯拉夫大多數人民的願望。
綜觀經過重組的各國在戰後最初幾年的不同遭遇，有一點是明顯的，即在決定一個國家的政治命運時，本國文化政治遺產的性質所起的作用，大於其現今所屬的那個勢力範圍的外國盟主的性質所起的作用。希臘和芬蘭兩國遭遇之間的對照特別鮮明。在邱吉爾和史達林的那次交易中，希臘原是劃在西方國家一邊的；而且上麵也已提到，史達林在這之後的最初一個階段的確不錯，沒有在希臘插手。可是，盡管英國運用了政治家手腕，作了真誠而機智的不懈努力來促使素來不和的希臘各派按照西方的那種“民主”方式相互合作，結果還是免不了發生一場武裝衝突的悲劇，衝突的一方是希臘的一派，另一方是一個素有親希臘感情的西方大國，該大國最關心的是要讓希臘人民有機會爭取到一個真正能代表多數選民的希臘自己的政府。希臘依然保留著本來的政治傳統，其西方化還隻是表麵的，正是這方麵的缺陷，終於使希臘陷入了內戰，雖然它比較幸運，在二次大戰結束時站在戰勝國的一邊，成為其保護人的那個西方大國本身又是具有議會立憲製的那種“民主”的政治傳統和理想的。而在另一方麵，芬蘭原是二次大戰中的一個戰敗國，曾不得不以俄國人所開的條件向蘇聯投降，可是，多虧它過去同瑞典合在一起的那段歷史給它留下了西方的憲政傳統，所以它終於得以保住了自由，把十足西方式的議會製度維持了下來，雖然它現在完全處於蘇聯勢力的支配之下，俄國熊的兩隻前爪緊緊地把它圈在中間。
在西歐，對比一下挪威、丹麥、荷蘭為一方和比利時、法國、義大利為另一方的戰後不同遭遇，也能明顯看出在經過重組的國家，本國的歷史遺產對於決定國家的戰後命運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後三個拉丁國家同前三個條頓國家一樣，那裏的共產黨人既沒有長時期參加戰後內閣，也沒有試圖用不合憲法的手段奪取政權。在這三個國家中，也如在西歐的其他國家中一樣，共產黨人不放一槍就退居在野地位。但是，他們在這歷來熟悉的在野地位上，較之早先他們願意參加聯合政府時所扮演的那種既當官而又不能左右政府的不痛快角色，更顯得可怕；何況在這幾個拉丁國家中，這一階段的政治社會總形勢肯定是有利於共產黨人現在這種靜待時機的策略的。在這些國家，幾個條件促成了共產黨人大為走運，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人不起作用，產業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尖銳對立，資產階級不願作出必要的最起碼的讓步來使無產階級相信有可能不經紅色革命而實現社會正義。在比利時、法國和義大利，資產階級一麵膽戰心驚，深恐性命不保，一麵卻繼續死抱著錢包不放。一些溫和的改革派，要是在英國或荷蘭的話就會加入工黨來謀求實現其目標，但是在法國和義大利，他們往往都參加了共產黨，因為他們覺得這是唯一的態度認真的左翼政黨。拉丁國家戰後國內政治中這一不幸的、從長遠來看很令人擔心的發展趨勢，是同這些國家議會製的歷來實施情況相一致的，因為在那裏議會製實施得始終未能令人滿意——隻有比利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段太平日子裏也許是例外，那時活躍在該國政界的隻有自由黨和天主教黨兩個政黨。反之，條頓國家戰後在政治上日子比較好過，看來就是由於這些國家過去議會製實行得比較成功。條頓族的荷蘭和隻有一半是條頓族的比利時之間在政治上的迥然不同，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如果根據某些人的理論，認為唯有經濟才是人類生活的真正實質所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都隻是經濟現實的反映(持這種論點的並不隻限於馬克思主義者)，那末這個現象就無法解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