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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紅軍在東歐和中歐節節推進，把德國人從一個又一個國家中驅逐出去，因而產生了現在該怎樣重新組織這些國家的政府的問題時，俄國和西方國家的政治家發現他們是能夠找到一個雙方都同意的原則的，這個原則就是，新成立的政府必須既是“民主的”，又是對蘇聯友好的；可是，由於雙方都把“民主”政府理解為自己那一種色彩的政府，而現時俄國的政權性質和西方國家又大相逕庭，因此雙方的協議隻是停留在口頭上而已。要使雙方真正能夠就雙方同意的原則中那兩項條件的基本實質取得一致意見，那就必須使俄國人相信，在現已處於他們控製下的國家中，他們盡可以容忍西方觀念中的那種“民主”政府(即由自由選舉產生的議員組成議會，以議會中的多數為基礎組織政府)而又不致危及蘇聯的安全。然而有這樣體製的政府而真能見容於俄國人的，隻有一個國家，那就是芬蘭。
乍想起來也許會覺得奇怪，在這許多國家中俄國人偏偏挑中了芬蘭予以優容寬待，甚至還頗加尊重；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的各個衛星國中，早已證明芬蘭是俄國人最危險的敵人，而且，盡管第三帝國業已崩潰，芬蘇邊界也已移至維堡以西的新線，可是芬蘭那無法更改的地理位置仍然使它緊貼在列寧格勒的旁邊，近得令人不安。那末為什麽蘇聯唯獨要對芬蘭採取這樣一種政策呢？要是它在別處，特別是在波蘭也實行這種政策的話，它同西方盟國的友誼本來是可以保持下去的。俄國人的對芬政策可能決定於這樣兩個考慮，第一，在這一地區他們能夠使自己的國家在軍事上處於極為安全的地位，而且事實上確也做到了這一點，因而再在政治上採取進一步的保險措施就顯得多餘了；第二，他們深信，芬蘭人已經有過教訓，知道芬蘭若要生存，決不可再刺激蘇聯來把芬蘭從地圖上抹掉，這個教訓必將成為芬蘭人指導今後行動的方針。
芬蘭投降之後，由於芬蘇邊界的後移，由於芬蘭把它南海岸上赫爾辛基以西的波卡拉半島的一個基地租讓給了蘇聯，由於蘇聯取得了從芬蘭灣南岸起直到加裏寧格勒(哥尼斯堡)並包括加裏寧格勒在內的波羅的海東岸各地，最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由於波羅的海的製海權和製空權都已從德國移到了蘇聯手裏，因此，蘇聯政府十分放心：今後與蘇聯為敵的西方任何侵略者想要象德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樣，利用芬蘭作為進攻列寧格勒的“跳板”，在戰略上是再也辦不到的了。再者，從俄國人的角度來看，波羅的海對岸的瑞典保持中立，不但是增加了一重安全保障，而且也是蘇聯對芬蘭較為寬大的一個特殊的理由，因為，要是蘇聯把國際棋盤上的這個小卒吃掉的話，瑞典看到俄國人這一步棋威脅太大，可能會因此而投入西方盟國的陣營尋求保護，對此俄國人是不能不有所顧慮的。
而芬蘭人呢，他們對俄國的反感並沒有消釋——這種反感還是在 1890年前後到 1918年之間由於一再要使芬蘭俄羅斯化而種下了根子的，1939 年以後又由於兩次俄芬戰爭而進一步加深了。但芬蘭人已經認識到，他們在軍事上完全處於蘇聯手掌之中，現在是這樣，今後還將是這樣，因此他們如果還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話，今後必須小心謹慎，避免做出任何會引起俄國人疑心的事情，也隻有在這個前提條件下，俄國人才願意讓他們保留這份獨特的權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和世界其他部分被劃分為兩大勢力範圍時，蘇聯在斯堪地那維亞這一段交界地區的表現是很不錯的，不但對它過去的敵國芬蘭是如此，對它的盟國挪威和丹麥也是如此。對於這兩個盟國它都扮演了西方那種含意的所謂“解放者”的角色，紅軍趕走了挪威極北地區和丹麥波恩霍爾姆島上的德國駐軍之後，都及時撤出。因此在斯堪地那維亞，那不可避免的重組過程終於獲得了一個使有關各方都比較滿意的結局。不幸的是，在另外那一段大得多的交界地區，即從波羅的海南岸直到黑海西岸和亞得裏亞海東岸的歐洲半島整個頸部地帶，情況就沒有這樣良好。在那裏，蘇聯要取得軍事上的安全保障比在斯堪地那維亞地區困難，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處境也不是那麽有利。不錯，捷克人和塞爾維亞人跟芬蘭人不同，他們對舊敵哈布斯堡王朝的傳統仇恨，遺下了一股泛斯拉夫主義的思想感情，把他們同俄國聯繫在一起；特別是塞爾維亞當權的那一派，今天有雙重的理由同蘇聯關係格外密切，一是他們都信奉共產主義，二是南斯拉夫需要俄國人支持他們對的裏雅斯特的領土要求。但是另一方麵，波蘭人、馬紮爾人和羅馬尼亞人，其敵視俄國則都不亞於芬蘭人，而且對俄國人來說他們也肯定要比芬蘭人難弄。這三個民族都明顯地缺乏現實主義的常識，而芬蘭人則正是憑著這種現實主義的常識，才奇蹟般地贏得了俄國人的信任。羅馬尼亞人可能性格柔順些，但是馬紮爾人的倔強，波蘭人的既死硬又不現實，則都是出了名的。
“希特勒的歐洲”解體以後，俄國人在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波蘭便麵臨著一個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難題，其不易應付，同英國人在希臘碰到的問題不相上下。不過，英國人在希臘終於搞得比俄國人在其勢力範圍內的任何一國(芬蘭除外)都成功。由於希臘各個派別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而希臘民族解放陣線又決心要用暴力革命來奪取政權，這就促使英國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市內和周圍一帶對希臘全國人民解放軍採取了軍事行動；邱吉爾也從不諱言，為了挫敗共產黨在希臘搞突然襲擊的企圖，隻要有此必要，他就打算在希臘動用英國的軍事力量。但英國人在希臘一旦在戰場上擊敗了希臘共產黨人之後，也就達到了迫使其就範的目的；隨後，他們又充分利用了共產黨人的過火行為在希臘所引起的反感。在這樣一種改變了的氣氛下，英國運用外交手腕，使希臘舉行了一次大選；以希臘當時激烈而又充滿報復情緒的政治空氣而言，那次大選的投票情況也許可以說已是最近乎自由的了，大選結果，反共分子贏得了多數票。相形之下，蘇聯對待劃入其勢力範圍的各國，除芬蘭外，手法都極為拙劣，往往自打嘴巴。誠然，紅軍從來沒有象英國軍隊在希臘那樣同衛星國內的哪一派公開打過仗；因為，1948年南斯拉夫同蘇聯發生爭吵而鬧翻時，俄國人並沒有試圖用武力把南斯拉夫拉回來；而在其他有關各國，紅軍都牢牢控製著局勢，任何反共派別都無法同它打上一仗，見個高低。可是，俄國人最大的成就也僅是避免了公開的戰鬥而已。在政治方麵，他們不但沒有把敵人爭取過來，反而連朋友都給搞得離心離德了。
乍想起來也許會覺得奇怪，在這許多國家中俄國人偏偏挑中了芬蘭予以優容寬待，甚至還頗加尊重；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的各個衛星國中，早已證明芬蘭是俄國人最危險的敵人，而且，盡管第三帝國業已崩潰，芬蘇邊界也已移至維堡以西的新線，可是芬蘭那無法更改的地理位置仍然使它緊貼在列寧格勒的旁邊，近得令人不安。那末為什麽蘇聯唯獨要對芬蘭採取這樣一種政策呢？要是它在別處，特別是在波蘭也實行這種政策的話，它同西方盟國的友誼本來是可以保持下去的。俄國人的對芬政策可能決定於這樣兩個考慮，第一，在這一地區他們能夠使自己的國家在軍事上處於極為安全的地位，而且事實上確也做到了這一點，因而再在政治上採取進一步的保險措施就顯得多餘了；第二，他們深信，芬蘭人已經有過教訓，知道芬蘭若要生存，決不可再刺激蘇聯來把芬蘭從地圖上抹掉，這個教訓必將成為芬蘭人指導今後行動的方針。
芬蘭投降之後，由於芬蘇邊界的後移，由於芬蘭把它南海岸上赫爾辛基以西的波卡拉半島的一個基地租讓給了蘇聯，由於蘇聯取得了從芬蘭灣南岸起直到加裏寧格勒(哥尼斯堡)並包括加裏寧格勒在內的波羅的海東岸各地，最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由於波羅的海的製海權和製空權都已從德國移到了蘇聯手裏，因此，蘇聯政府十分放心：今後與蘇聯為敵的西方任何侵略者想要象德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樣，利用芬蘭作為進攻列寧格勒的“跳板”，在戰略上是再也辦不到的了。再者，從俄國人的角度來看，波羅的海對岸的瑞典保持中立，不但是增加了一重安全保障，而且也是蘇聯對芬蘭較為寬大的一個特殊的理由，因為，要是蘇聯把國際棋盤上的這個小卒吃掉的話，瑞典看到俄國人這一步棋威脅太大，可能會因此而投入西方盟國的陣營尋求保護，對此俄國人是不能不有所顧慮的。
而芬蘭人呢，他們對俄國的反感並沒有消釋——這種反感還是在 1890年前後到 1918年之間由於一再要使芬蘭俄羅斯化而種下了根子的，1939 年以後又由於兩次俄芬戰爭而進一步加深了。但芬蘭人已經認識到，他們在軍事上完全處於蘇聯手掌之中，現在是這樣，今後還將是這樣，因此他們如果還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話，今後必須小心謹慎，避免做出任何會引起俄國人疑心的事情，也隻有在這個前提條件下，俄國人才願意讓他們保留這份獨特的權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和世界其他部分被劃分為兩大勢力範圍時，蘇聯在斯堪地那維亞這一段交界地區的表現是很不錯的，不但對它過去的敵國芬蘭是如此，對它的盟國挪威和丹麥也是如此。對於這兩個盟國它都扮演了西方那種含意的所謂“解放者”的角色，紅軍趕走了挪威極北地區和丹麥波恩霍爾姆島上的德國駐軍之後，都及時撤出。因此在斯堪地那維亞，那不可避免的重組過程終於獲得了一個使有關各方都比較滿意的結局。不幸的是，在另外那一段大得多的交界地區，即從波羅的海南岸直到黑海西岸和亞得裏亞海東岸的歐洲半島整個頸部地帶，情況就沒有這樣良好。在那裏，蘇聯要取得軍事上的安全保障比在斯堪地那維亞地區困難，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處境也不是那麽有利。不錯，捷克人和塞爾維亞人跟芬蘭人不同，他們對舊敵哈布斯堡王朝的傳統仇恨，遺下了一股泛斯拉夫主義的思想感情，把他們同俄國聯繫在一起；特別是塞爾維亞當權的那一派，今天有雙重的理由同蘇聯關係格外密切，一是他們都信奉共產主義，二是南斯拉夫需要俄國人支持他們對的裏雅斯特的領土要求。但是另一方麵，波蘭人、馬紮爾人和羅馬尼亞人，其敵視俄國則都不亞於芬蘭人，而且對俄國人來說他們也肯定要比芬蘭人難弄。這三個民族都明顯地缺乏現實主義的常識，而芬蘭人則正是憑著這種現實主義的常識，才奇蹟般地贏得了俄國人的信任。羅馬尼亞人可能性格柔順些，但是馬紮爾人的倔強，波蘭人的既死硬又不現實，則都是出了名的。
“希特勒的歐洲”解體以後，俄國人在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波蘭便麵臨著一個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難題，其不易應付，同英國人在希臘碰到的問題不相上下。不過，英國人在希臘終於搞得比俄國人在其勢力範圍內的任何一國(芬蘭除外)都成功。由於希臘各個派別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而希臘民族解放陣線又決心要用暴力革命來奪取政權，這就促使英國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市內和周圍一帶對希臘全國人民解放軍採取了軍事行動；邱吉爾也從不諱言，為了挫敗共產黨在希臘搞突然襲擊的企圖，隻要有此必要，他就打算在希臘動用英國的軍事力量。但英國人在希臘一旦在戰場上擊敗了希臘共產黨人之後，也就達到了迫使其就範的目的；隨後，他們又充分利用了共產黨人的過火行為在希臘所引起的反感。在這樣一種改變了的氣氛下，英國運用外交手腕，使希臘舉行了一次大選；以希臘當時激烈而又充滿報復情緒的政治空氣而言，那次大選的投票情況也許可以說已是最近乎自由的了，大選結果，反共分子贏得了多數票。相形之下，蘇聯對待劃入其勢力範圍的各國，除芬蘭外，手法都極為拙劣，往往自打嘴巴。誠然，紅軍從來沒有象英國軍隊在希臘那樣同衛星國內的哪一派公開打過仗；因為，1948年南斯拉夫同蘇聯發生爭吵而鬧翻時，俄國人並沒有試圖用武力把南斯拉夫拉回來；而在其他有關各國，紅軍都牢牢控製著局勢，任何反共派別都無法同它打上一仗，見個高低。可是，俄國人最大的成就也僅是避免了公開的戰鬥而已。在政治方麵，他們不但沒有把敵人爭取過來，反而連朋友都給搞得離心離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