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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東條英機送上絞刑架的中國人 作者：梅朝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46年8月16日，溥儀第一次出現在法庭上。日本的《朝日新聞》把溥儀的出庭說成是東京審判中“一個劃時代的日子”，一個曾經的清朝末代皇帝要在軍事審判中出庭作證，這在審判史上是空前的。溥儀的出現，在東京引起轟動。
由於溥儀出庭的消息事先就傳開了，人們爭著來看，所以這天的法庭便顯得極為擁擠：前台為貴賓保留的座位平常總是稀疏冷落的，今天卻已人滿為患，而坐在第一排的又幾乎都是蘇聯人；記者席上則早已坐滿了各種膚色的手持攝影機和記錄簿的記者；特別是台階上邊的旁聽席，簡直是擁擠不堪。
上午11點25分，衛勃傳證人到庭。這時法庭執行官維恩米特引導著瘦而高的溥儀步入法庭，緩緩地走向證人台。整個法庭頓時緊張起來，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這位新證人。溥儀身穿一套淺藍色的西裝，白襯衫，黑領帶，因為沒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滿頭厚厚的頭髮，其中有一綹垂在寬闊的前額上。通常護送證人的都是一個憲兵，但溥儀出庭始終有兩個美國憲兵和一個蘇聯軍官站在他的身後。
當不失當年風度的溥儀剛剛站到證人台上，數十名早已瞄準了他的攝影記者便紛紛按動快門，發出一片爆豆般的響聲。在法庭宣誓之後，溥儀開始用稍微有點嘎聲的北京話，回答季南檢察長的親自訊問。根據季南檢察長請他介紹一下自己經歷的要求，溥儀開始陳述自己的經歷。那些富有傳奇色彩的篇章，自然構成一篇動人的故事。他以低沉的音調款款而談：
“我1906年出生於北京，名叫溥儀。依滿洲習慣在名字之前另加愛新覺羅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
由於溥儀發言的時候總是作稍微低頭之態，而他的目光則從近視鏡的玳瑁鏡框旁邊窺視他自己隨身帶來的黑色筆記本。對此，曾有一位美國辯護律師提出異議，於是衛勃審判長宣布：“不經法庭許可，即使寫了備忘錄也不許看！”溥儀立即申辯說：“因為年月日等記不住，回答這些需要看看備忘錄。我的本子上寫的是中國字。”
衛勃微笑著說：“不要緊，我們的同事中有一位精通中文的法官，他能辨認你到底寫的是什麽東西。”
溥儀的小本子被拿到審判席上，梅汝璈仔細看了看，發現上麵就是幾個數字，如“我的生日1906”，“我第一次登基”，“辛亥革命1911”等等。梅汝璈對此做了說明，衛勃庭長表示法庭不反對。
溥儀接著說：“1911年，國內發生了革命，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推翻了腐敗的滿清政府，這是一次非常進步的運動。當年12月中華民國成立，與此同時我便退了位。”
溥儀用詞的時髦一時成為當時報紙上議論的話題，比如他管孫中山叫“偉大的人物”，用“腐敗”形容清政府，說中國革命是“非常進步的運動”，這一切都成為當時報紙上的奇特新聞。
◆ 出關之謎
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政府就提出，必須把東三省從中國剝離出去，建立一個包括內蒙古在內的傀儡政權。他們推出了一個重量級人物：已經被廢黜的清帝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但是，在偽“滿洲國”的問題上，當時法庭爭論很激烈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是溥儀主動與日勾結尋求保護，還是日本想利用溥儀來進一步侵略中國呢？溥儀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了日本如何炮製“滿洲國”，如何利用他這個清代廢帝為傀儡侵略和統治東北。溥儀承認，他自己從未擁有真正的權力，偽滿政權完全“由駐滿洲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掌管，“任何時候任何敕令都不是我親自發布的”。他的長篇證詞成為日本侵略和掠奪中國東北的有力證據。
6.中國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儀(2)
當溥儀講述了他被逐出皇宮、來到天津的經過之後，法庭開始對他如何離開天津進入東北這個關鍵問題進行訊問。季南問道：你是怎樣離開天津到東北去的？是脅迫還是自願？
溥儀異常小心地說，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脅。由於有所顧忌，溥儀在法庭上堅持認為自己是被日本人綁架的受害者。他異常警惕地講了下麵這段話：“當時在天津相繼發生了種種奇怪而危險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國人的名義，送來一筐水果。打開一看，原來裏邊裝的是炸彈。不久，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將軍來了，他說在天津住很危險，勸我到旅順去。實際是強製前往，我不得以才去的。在天津，我和家屬住在一起，到旅順去，同行的人隻有鄭孝胥父子，家屬等直到後來才到達旅順。”
當溥儀談到在旅順與關東軍上校參謀阪垣征四郎會麵的時候，季南檢察長發出一係列的訊問：“阪垣上校對你講了什麽?”
溥儀說：“大概談了兩個半鍾頭。他說：‘東三省的張學良舊政權壓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發生了種種事件，嚴重影響了日本的既得權益，為了驅逐他們，謀福於民，希望能在滿洲成立新的政權。’”
其實，早在1930年，阪垣就主張驅逐張學良，在東北建立一個“新國家”，他親自向溥儀提出“新國家”的名稱可以叫“滿洲國”，“首都”設在長春。他從皮包中拿出日本人炮製好的《滿蒙人民宣言書》和“滿洲國”國旗圖案。“滿洲國”從一開始就完全受日本的支配。據此，國際法庭查明：在“九一八事變”中，身為日本陸軍省大臣的阪垣征四郎扮演了重要角色，批準了對中國兵營和瀋陽的進攻，並且負責實際指揮。“九一八”後不到兩個月，根據阪垣的命令，土肥原去天津，假裝應“民眾的要求”，把溥儀帶到了東北。
由於溥儀出庭的消息事先就傳開了，人們爭著來看，所以這天的法庭便顯得極為擁擠：前台為貴賓保留的座位平常總是稀疏冷落的，今天卻已人滿為患，而坐在第一排的又幾乎都是蘇聯人；記者席上則早已坐滿了各種膚色的手持攝影機和記錄簿的記者；特別是台階上邊的旁聽席，簡直是擁擠不堪。
上午11點25分，衛勃傳證人到庭。這時法庭執行官維恩米特引導著瘦而高的溥儀步入法庭，緩緩地走向證人台。整個法庭頓時緊張起來，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這位新證人。溥儀身穿一套淺藍色的西裝，白襯衫，黑領帶，因為沒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滿頭厚厚的頭髮，其中有一綹垂在寬闊的前額上。通常護送證人的都是一個憲兵，但溥儀出庭始終有兩個美國憲兵和一個蘇聯軍官站在他的身後。
當不失當年風度的溥儀剛剛站到證人台上，數十名早已瞄準了他的攝影記者便紛紛按動快門，發出一片爆豆般的響聲。在法庭宣誓之後，溥儀開始用稍微有點嘎聲的北京話，回答季南檢察長的親自訊問。根據季南檢察長請他介紹一下自己經歷的要求，溥儀開始陳述自己的經歷。那些富有傳奇色彩的篇章，自然構成一篇動人的故事。他以低沉的音調款款而談：
“我1906年出生於北京，名叫溥儀。依滿洲習慣在名字之前另加愛新覺羅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
由於溥儀發言的時候總是作稍微低頭之態，而他的目光則從近視鏡的玳瑁鏡框旁邊窺視他自己隨身帶來的黑色筆記本。對此，曾有一位美國辯護律師提出異議，於是衛勃審判長宣布：“不經法庭許可，即使寫了備忘錄也不許看！”溥儀立即申辯說：“因為年月日等記不住，回答這些需要看看備忘錄。我的本子上寫的是中國字。”
衛勃微笑著說：“不要緊，我們的同事中有一位精通中文的法官，他能辨認你到底寫的是什麽東西。”
溥儀的小本子被拿到審判席上，梅汝璈仔細看了看，發現上麵就是幾個數字，如“我的生日1906”，“我第一次登基”，“辛亥革命1911”等等。梅汝璈對此做了說明，衛勃庭長表示法庭不反對。
溥儀接著說：“1911年，國內發生了革命，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推翻了腐敗的滿清政府，這是一次非常進步的運動。當年12月中華民國成立，與此同時我便退了位。”
溥儀用詞的時髦一時成為當時報紙上議論的話題，比如他管孫中山叫“偉大的人物”，用“腐敗”形容清政府，說中國革命是“非常進步的運動”，這一切都成為當時報紙上的奇特新聞。
◆ 出關之謎
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政府就提出，必須把東三省從中國剝離出去，建立一個包括內蒙古在內的傀儡政權。他們推出了一個重量級人物：已經被廢黜的清帝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但是，在偽“滿洲國”的問題上，當時法庭爭論很激烈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是溥儀主動與日勾結尋求保護，還是日本想利用溥儀來進一步侵略中國呢？溥儀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了日本如何炮製“滿洲國”，如何利用他這個清代廢帝為傀儡侵略和統治東北。溥儀承認，他自己從未擁有真正的權力，偽滿政權完全“由駐滿洲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掌管，“任何時候任何敕令都不是我親自發布的”。他的長篇證詞成為日本侵略和掠奪中國東北的有力證據。
6.中國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儀(2)
當溥儀講述了他被逐出皇宮、來到天津的經過之後，法庭開始對他如何離開天津進入東北這個關鍵問題進行訊問。季南問道：你是怎樣離開天津到東北去的？是脅迫還是自願？
溥儀異常小心地說，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脅。由於有所顧忌，溥儀在法庭上堅持認為自己是被日本人綁架的受害者。他異常警惕地講了下麵這段話：“當時在天津相繼發生了種種奇怪而危險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國人的名義，送來一筐水果。打開一看，原來裏邊裝的是炸彈。不久，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將軍來了，他說在天津住很危險，勸我到旅順去。實際是強製前往，我不得以才去的。在天津，我和家屬住在一起，到旅順去，同行的人隻有鄭孝胥父子，家屬等直到後來才到達旅順。”
當溥儀談到在旅順與關東軍上校參謀阪垣征四郎會麵的時候，季南檢察長發出一係列的訊問：“阪垣上校對你講了什麽?”
溥儀說：“大概談了兩個半鍾頭。他說：‘東三省的張學良舊政權壓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發生了種種事件，嚴重影響了日本的既得權益，為了驅逐他們，謀福於民，希望能在滿洲成立新的政權。’”
其實，早在1930年，阪垣就主張驅逐張學良，在東北建立一個“新國家”，他親自向溥儀提出“新國家”的名稱可以叫“滿洲國”，“首都”設在長春。他從皮包中拿出日本人炮製好的《滿蒙人民宣言書》和“滿洲國”國旗圖案。“滿洲國”從一開始就完全受日本的支配。據此，國際法庭查明：在“九一八事變”中，身為日本陸軍省大臣的阪垣征四郎扮演了重要角色，批準了對中國兵營和瀋陽的進攻，並且負責實際指揮。“九一八”後不到兩個月，根據阪垣的命令，土肥原去天津，假裝應“民眾的要求”，把溥儀帶到了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