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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東條英機送上絞刑架的中國人 作者：梅朝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 為擺脫“政治侏儒”地位而努力
戰後，日本一直致力於經濟發展，建立經濟強國，並以此來恢復自己正常的國際地位。隨著日本經濟大國地位的牢固確立，其夢想世界性大國的心理也日益膨脹，日本的對外戰略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
戰後初期，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曾長期追隨和依附美國。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的對外關係方麵，日本基本上遵循了追隨美國的路線。但是，隨著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經濟實力的增強，日本不再滿足於僅僅爭得一個普通國家的國際地位，而且要追求政治大國的地位，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自己的政治作用。
為此，日本歷屆領導人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為擺脫其“政治侏儒”的現狀做著多方麵的努力。從20世紀70年代起，日本政府在強調日美關係是“主軸”的同時，逐漸修正了對美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開始努力謀求其政治大國的地位。
4.“正常”國家(2)
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提出以“對美協調為主軸”，以恢復日中邦交為“首要課題”的“等距離多邊外交政策”，力圖使日本和美國的關係從“依賴”變為“夥伴”關係。1972年7月7日，田中內閣的外相大平正芳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日本跟著美國腳步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1974年，三木武夫當選日本首相後，提出了以日美關係為基礎，對中蘇兩國“不偏不倚”的“等距離外交”。雖然這種外交表麵上是重蘇，但是由於日本和蘇聯存在著“北方四島”的歸屬問題，因此日本的對蘇政策也隻能是謹慎從事。
1976年福田糾夫首相上台後，對上述政策又做出了新的修正，提出了以日美關係為基礎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在此之後的歷屆日本政府，均基本上貫徹了這一政策。在加強日美合作的同時，為了徹底改變“政治侏儒”的地位，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日本政府將使日本成為與自身經濟地位相稱的政治大國作為戰略目標，試圖通過確立“與經濟大國實力相應的國際政治地位”，使日本逐步成為“得到國際公認的、能起領導作用的國家”。在1980年，首相大平正芳就提出，日本要成為“西方一員”。1981年，鈴木善幸當選首相，在訪美時他亦宣稱，日本已開始“第三次遠航”。
1983年7月23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向家鄉選民發表演說時宣稱，他執政的目標是“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強日本的發言權，不僅增加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的力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為政治大國的分量”。這是日本首次提出“政治大國”的口號，進一步明確了日本的對外戰略目標。顯然，日本已經把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的過渡擺到了頭等重要的地位。
1987年，竹下登繼任首相後也立即表示，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發揮與我國實力相稱的積極作用”。此後，繼任的海部俊樹首相，也一直致力於實現這一目標。1989年秋，海部俊樹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了《日本的構想》一文，其中心思想就是提出了日本願全心全意地參與建立國際新秩序。
1989年底，日本外務省製訂了新的外交基本方針，強調“東西方冷戰已開始了消除過程”，“日本作為以經濟實力和技術力量為後盾的國際秩序的主要責任承擔者”，要“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新秩序的建立”。1991年，中東海灣戰爭爆發後，海部內閣倉促製訂了所謂《聯合國和平合作法案》，試圖加強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在90年代初，日本為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也進行了種種努力。
可以說，從20世紀70年代起，為了成為“政治大國”，日本一直在努力運用“綜合國力”，在以日美關係為主的基礎上，積極協調和改善與各國的關係。
在中日關係方麵，繼1972年9月29日雙方簽署“聯合聲明”，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2月和8月，中日雙方又簽署了《中日長期貿易協議》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到了1988年，中日兩國的貿易額比邦交剛剛正常時增加了13倍，並一直持續增長。雖然在當時中日關係方麵也出現過一些問題，如“教科書”問題、日本政府首腦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日本的右翼勢力也屢屢圖謀阻礙中日睦鄰友好關係的發展，但是，當時兩國關係的主流是健康的。
在日蘇關係方麵，1972至1976年，兩國共進行了4次關於締結和約的談判，但均因“北方四島”問題的存在而擱淺。從1984年以後，日本為了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和在蘇聯尋求新的市場，提出要“與蘇聯加強政治對話”，並將打開日蘇關係僵局列為重要的外交課題。而蘇聯在戈巴契夫上台後，也根據“新思維”積極謀求和日本改善關係，以換取經濟和技術兩方麵的合作，兩國關係似出現轉機。但是，由於雙方在“北方四島”問題上均不願做出原則性讓步，因此兩國關係始終難以獲得重大發展。
在與西歐各國的關係方麵，自田中內閣以後，日本政府一直強調要與之確立“夥伴”關係。1979年，七國首腦會議在東京舉行，日本開始成為“西方一員”。此後，日本和西歐各國首腦多次互訪，加強雙邊關係。雖然雙方存在著貿易摩擦等矛盾，但是，由於存在著互為依賴的政治經濟前提，兩者的關係一直在矛盾中發展著。
戰後，日本一直致力於經濟發展，建立經濟強國，並以此來恢復自己正常的國際地位。隨著日本經濟大國地位的牢固確立，其夢想世界性大國的心理也日益膨脹，日本的對外戰略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
戰後初期，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曾長期追隨和依附美國。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的對外關係方麵，日本基本上遵循了追隨美國的路線。但是，隨著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經濟實力的增強，日本不再滿足於僅僅爭得一個普通國家的國際地位，而且要追求政治大國的地位，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自己的政治作用。
為此，日本歷屆領導人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為擺脫其“政治侏儒”的現狀做著多方麵的努力。從20世紀70年代起，日本政府在強調日美關係是“主軸”的同時，逐漸修正了對美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開始努力謀求其政治大國的地位。
4.“正常”國家(2)
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提出以“對美協調為主軸”，以恢復日中邦交為“首要課題”的“等距離多邊外交政策”，力圖使日本和美國的關係從“依賴”變為“夥伴”關係。1972年7月7日，田中內閣的外相大平正芳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日本跟著美國腳步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1974年，三木武夫當選日本首相後，提出了以日美關係為基礎，對中蘇兩國“不偏不倚”的“等距離外交”。雖然這種外交表麵上是重蘇，但是由於日本和蘇聯存在著“北方四島”的歸屬問題，因此日本的對蘇政策也隻能是謹慎從事。
1976年福田糾夫首相上台後，對上述政策又做出了新的修正，提出了以日美關係為基礎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在此之後的歷屆日本政府，均基本上貫徹了這一政策。在加強日美合作的同時，為了徹底改變“政治侏儒”的地位，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日本政府將使日本成為與自身經濟地位相稱的政治大國作為戰略目標，試圖通過確立“與經濟大國實力相應的國際政治地位”，使日本逐步成為“得到國際公認的、能起領導作用的國家”。在1980年，首相大平正芳就提出，日本要成為“西方一員”。1981年，鈴木善幸當選首相，在訪美時他亦宣稱，日本已開始“第三次遠航”。
1983年7月23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向家鄉選民發表演說時宣稱，他執政的目標是“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強日本的發言權，不僅增加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的力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為政治大國的分量”。這是日本首次提出“政治大國”的口號，進一步明確了日本的對外戰略目標。顯然，日本已經把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的過渡擺到了頭等重要的地位。
1987年，竹下登繼任首相後也立即表示，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發揮與我國實力相稱的積極作用”。此後，繼任的海部俊樹首相，也一直致力於實現這一目標。1989年秋，海部俊樹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了《日本的構想》一文，其中心思想就是提出了日本願全心全意地參與建立國際新秩序。
1989年底，日本外務省製訂了新的外交基本方針，強調“東西方冷戰已開始了消除過程”，“日本作為以經濟實力和技術力量為後盾的國際秩序的主要責任承擔者”，要“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新秩序的建立”。1991年，中東海灣戰爭爆發後，海部內閣倉促製訂了所謂《聯合國和平合作法案》，試圖加強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在90年代初，日本為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也進行了種種努力。
可以說，從20世紀70年代起，為了成為“政治大國”，日本一直在努力運用“綜合國力”，在以日美關係為主的基礎上，積極協調和改善與各國的關係。
在中日關係方麵，繼1972年9月29日雙方簽署“聯合聲明”，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2月和8月，中日雙方又簽署了《中日長期貿易協議》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到了1988年，中日兩國的貿易額比邦交剛剛正常時增加了13倍，並一直持續增長。雖然在當時中日關係方麵也出現過一些問題，如“教科書”問題、日本政府首腦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日本的右翼勢力也屢屢圖謀阻礙中日睦鄰友好關係的發展，但是，當時兩國關係的主流是健康的。
在日蘇關係方麵，1972至1976年，兩國共進行了4次關於締結和約的談判，但均因“北方四島”問題的存在而擱淺。從1984年以後，日本為了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和在蘇聯尋求新的市場，提出要“與蘇聯加強政治對話”，並將打開日蘇關係僵局列為重要的外交課題。而蘇聯在戈巴契夫上台後，也根據“新思維”積極謀求和日本改善關係，以換取經濟和技術兩方麵的合作，兩國關係似出現轉機。但是，由於雙方在“北方四島”問題上均不願做出原則性讓步，因此兩國關係始終難以獲得重大發展。
在與西歐各國的關係方麵，自田中內閣以後，日本政府一直強調要與之確立“夥伴”關係。1979年，七國首腦會議在東京舉行，日本開始成為“西方一員”。此後，日本和西歐各國首腦多次互訪，加強雙邊關係。雖然雙方存在著貿易摩擦等矛盾，但是，由於存在著互為依賴的政治經濟前提，兩者的關係一直在矛盾中發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