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紀年大致在公元前17世紀末至前11世紀初，但在夏代很長時期內，商人已立足於豫、魯、冀之間，選擇近水源宜於農耕的河流兩岸或沼澤邊緣建立聚居點。隨著人們治理和改造自然環境能力的加強，以及已開發地帶的有限地域空間所能承受人口持續增殖的壓力，居地仍維持在侷促地理範圍內，就逐漸變得不太現實，商人活動視野開闊，這方麵不能不說是重要促發動因之文獻稱商人“不常厥邑”，《尚書·書序》說商建國前，“自契至於成湯八遷”，建國後自湯至於“盤庚五遷。”通謂前八遷是1：
一、契居蕃（山東滕縣）。
二、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縣南槐河）。
三、昭明又遷商丘（河南商丘）。
四、相土遷東都（山東泰山下）。
五、相土復居商丘。
六、上甲微遷殷（河南安陽）。
七、殷侯（在夏孔甲時，不詳何人）復歸商丘。
八、湯居毫（山東曹縣）。
這一時期的遷徙活動範圍，大抵在冀南及豫北平原，至魯中部和南部低山丘陵的河穀地帶，位於“有夏之居”的東偏北部，其東南方是夏代東夷之淮夷所在。商人遷徙距離有時相當遠，如相土時的兩次遷居，直線距離足有500裏以上，《商頌·長發》稱“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從豫東進迫東部濱海地區，開闢新的生物圈的動意是顯而易見的。原居地環境的侷促，限製了商族的發展，導致這類屢屢的遠徙遷居，積極向外開拓新地。
不過，東部地區早在龍山時期，人口增長速度已遠居中原之上，由考古發現的遺址規模麵積比較中可見一斑。河南安陽後崗城址，總麵積達10萬平方米左右2。新發現的山東鄒平丁公城址，麵積達10萬平方米以上3。山東章丘城子崖下層城址，麵積約20萬平方米，其中層的嶽石文化即相當夏代的城址，麵積約17萬平方米1。“建城稱地，以城稱人”2，人口之眾可以想見。相反，中原地區發現的龍山古城，規模麵積遠遜一籌，河南淮陽平糧台城址才3.4萬平方米3，郾城郝家台城址隻有1.9萬平方米4，登封王城崗城址僅僅為1萬多平方米5，人口顯然要少。東部地區人地關係的矛盾遠比中原地區來得嚴峻，故商人拓地中，與上著部族爭奪生物圈的鬥爭十分激烈。《竹書紀年》記王亥北徙河北易水流域，“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為當地部族所不容，被殺被逐，其子上甲微不得不重新回到豫北故地。《竹書紀年》還記夏代不降時，“殷滅皮氏”而占據其地。說明人地關係的矛盾，甚至激發了部族間生死存亡的領地之爭。這一狀況一直延續到商湯滅夏，建立國業後仍不息。
商代有前後五遷，立過六都，如下：
一、湯居西毫（河南偃師商城；一說鄭州商城）。
二、中丁遷隞（河南鄭州商城；一說鄭州西北石佛鄉小雙橋商代遺址；一說鄭州滎澤敖山；一說陳留浚儀；一說山東洙、泗上遊）。
三、河亶甲居相（河南內黃）。
四、祖乙遷邢（河北邢台）。
五、南庚遷奄（山東曲阜；一說河南安陽東南）。
六、盤庚遷殷（河南安陽殷墟）。
成湯立都西毫，是由東詛西推進中原，以克夏征服新地為行動原則，唯策略上恐已吸取了前代單純爭奪別族生物圈而常傷及自身的教訓，努力爭取四方異姓國族的擁持，以壯大商族的力量。《夏本紀》稱“湯修德，諸侯皆歸商”。《墨子·非攻下》說：“湯奉桀眾，以克有（夏），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於四方，而天下諸侯莫不賓服。”《呂氏春秋·用民》直稱“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湯能奉夏眾，又能用異姓國族的“非己之民”，恐怕是其建立商國的成功關鍵所在。但至中丁到南庚四遷，“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1，內部的權力之爭，國力削弱，異姓國族不附，不得不退縮回東方故地。盤庚遷殷，再度西進，又恢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2。總之，商代都邑的遷徒和辟立，通常是商族整體的集體行動，雖在不算太大的地域範圍內搬移，然經營視野十分浩大，商代貴族統治集團以商族為主體，聯合四方諸侯，向四外拓展，其立都建國之策，是大不同於夏代貴族統治集團收夏眾、固邦土的內向型擇都的。
商都經濟地理位置的選擇，要在重四方自然資源，尤其是銅、錫礦產資源的聚斂，亦勝於夏代。日本天野元之助先生論殷代產業，曾從方誌和近代地質調查資料中輯出中原地區古代銅礦產地，河南有六處（安陽、涉縣、濟源、登封、禹州、魯山），山東二處（歷城、萊蕪），山西十一處（黎城、潞安、陽城、翼城、曲沃、絳縣、垣曲、夏縣、聞喜、平陸、解縣），河北四處（沙河、邢台、內丘、完縣）；產錫地，河南六處（淇縣、武安、汝州、嵩縣、永寧、裕州），山東二處（萊蕪、嶧縣），山西六處（陽城、沁源、沁水、交城、平陸、安邑），河北一處（磁州），參以甲骨文中殷王田獵地和行幸地分布所在，指出殷人除自己從事探礦、採礦、冶煉等，以滿足礦業需求外，另有相當量來之支配圈外300公裏範圍內的各方貢獻或交易3。後石漳如先生對此四省古代產銅地又有補充，認為殷代銅礦來源，可以不必在長江流域去找，甚至不必過黃河以南1不過，《商頌》有稱“商邑翼翼，口方之極”，“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其礦產資源的獲得，未必僅限於華北四省。據商代前後期考古學文化分析，前期政治地理結構中，王畿區以偃師商城或鄭州商城為中心，直接控製著周圍二、三百裏方圓範圍，其政治疆域，則北土沿太行山東麓向北延伸至河北滿城、保定一帶，東土及泰山以西和淮北一線，西土達陝西鹹陽附近，南土包括江漢平原，並進入長江以南江西、兩湖地區。在外層周邊地區為商文化波及區2。後期政治疆域，王畿區變化不大，但王都北移至安陽殷墟，北上伸入冀北、晉中、陝東地區；在東土商勢力有長足發展，進抵除膠東半島以外的山東境內及皖、蘇、浙地區；西上有所退縮；南土對江漢地區的控製有所削弱，然在江南江西地區的影響範圍卻大大擴大，可能還繞入湖南長沙地區。（圖2）值得注意者，陝西藍田懷珍坊曾發現了商代前期專門冶煉銅料而非鑄造銅器的作坊遺址3。長江以南江西瑞昌銅嶺又發現早到二裏崗上層期的礦冶遺址，既有露天開採遺蹟，又有地下開採係統，還有冶煉區4。附近範圍內的湖北大冶銅綠山發現的古礦井遺址，碳十四測定年代數據有四組早到公元前1200年前後5，相當商代晚期。接壤的湖北陽新港下古礦井遺址，年代上限可及於商周之際6。另外，湖北黃肢枹桐出土有晚商銅爵、觚7。江西清江吳城遺址，據說是商代後期方國“耑國”所在，其東約20公裏新幹大洋洲發現同一時期上層貴族墓葬，出土的大批器物，造型和紋飾具有明顯的中原文化風格，表明了與中原地區有著暢通的交往關係1。跡象種種，提供了商王朝前後期，都邑礦產來源均遠出華北四省的信息。
一、契居蕃（山東滕縣）。
二、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縣南槐河）。
三、昭明又遷商丘（河南商丘）。
四、相土遷東都（山東泰山下）。
五、相土復居商丘。
六、上甲微遷殷（河南安陽）。
七、殷侯（在夏孔甲時，不詳何人）復歸商丘。
八、湯居毫（山東曹縣）。
這一時期的遷徙活動範圍，大抵在冀南及豫北平原，至魯中部和南部低山丘陵的河穀地帶，位於“有夏之居”的東偏北部，其東南方是夏代東夷之淮夷所在。商人遷徙距離有時相當遠，如相土時的兩次遷居，直線距離足有500裏以上，《商頌·長發》稱“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從豫東進迫東部濱海地區，開闢新的生物圈的動意是顯而易見的。原居地環境的侷促，限製了商族的發展，導致這類屢屢的遠徙遷居，積極向外開拓新地。
不過，東部地區早在龍山時期，人口增長速度已遠居中原之上，由考古發現的遺址規模麵積比較中可見一斑。河南安陽後崗城址，總麵積達10萬平方米左右2。新發現的山東鄒平丁公城址，麵積達10萬平方米以上3。山東章丘城子崖下層城址，麵積約20萬平方米，其中層的嶽石文化即相當夏代的城址，麵積約17萬平方米1。“建城稱地，以城稱人”2，人口之眾可以想見。相反，中原地區發現的龍山古城，規模麵積遠遜一籌，河南淮陽平糧台城址才3.4萬平方米3，郾城郝家台城址隻有1.9萬平方米4，登封王城崗城址僅僅為1萬多平方米5，人口顯然要少。東部地區人地關係的矛盾遠比中原地區來得嚴峻，故商人拓地中，與上著部族爭奪生物圈的鬥爭十分激烈。《竹書紀年》記王亥北徙河北易水流域，“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為當地部族所不容，被殺被逐，其子上甲微不得不重新回到豫北故地。《竹書紀年》還記夏代不降時，“殷滅皮氏”而占據其地。說明人地關係的矛盾，甚至激發了部族間生死存亡的領地之爭。這一狀況一直延續到商湯滅夏，建立國業後仍不息。
商代有前後五遷，立過六都，如下：
一、湯居西毫（河南偃師商城；一說鄭州商城）。
二、中丁遷隞（河南鄭州商城；一說鄭州西北石佛鄉小雙橋商代遺址；一說鄭州滎澤敖山；一說陳留浚儀；一說山東洙、泗上遊）。
三、河亶甲居相（河南內黃）。
四、祖乙遷邢（河北邢台）。
五、南庚遷奄（山東曲阜；一說河南安陽東南）。
六、盤庚遷殷（河南安陽殷墟）。
成湯立都西毫，是由東詛西推進中原，以克夏征服新地為行動原則，唯策略上恐已吸取了前代單純爭奪別族生物圈而常傷及自身的教訓，努力爭取四方異姓國族的擁持，以壯大商族的力量。《夏本紀》稱“湯修德，諸侯皆歸商”。《墨子·非攻下》說：“湯奉桀眾，以克有（夏），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於四方，而天下諸侯莫不賓服。”《呂氏春秋·用民》直稱“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湯能奉夏眾，又能用異姓國族的“非己之民”，恐怕是其建立商國的成功關鍵所在。但至中丁到南庚四遷，“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1，內部的權力之爭，國力削弱，異姓國族不附，不得不退縮回東方故地。盤庚遷殷，再度西進，又恢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2。總之，商代都邑的遷徒和辟立，通常是商族整體的集體行動，雖在不算太大的地域範圍內搬移，然經營視野十分浩大，商代貴族統治集團以商族為主體，聯合四方諸侯，向四外拓展，其立都建國之策，是大不同於夏代貴族統治集團收夏眾、固邦土的內向型擇都的。
商都經濟地理位置的選擇，要在重四方自然資源，尤其是銅、錫礦產資源的聚斂，亦勝於夏代。日本天野元之助先生論殷代產業，曾從方誌和近代地質調查資料中輯出中原地區古代銅礦產地，河南有六處（安陽、涉縣、濟源、登封、禹州、魯山），山東二處（歷城、萊蕪），山西十一處（黎城、潞安、陽城、翼城、曲沃、絳縣、垣曲、夏縣、聞喜、平陸、解縣），河北四處（沙河、邢台、內丘、完縣）；產錫地，河南六處（淇縣、武安、汝州、嵩縣、永寧、裕州），山東二處（萊蕪、嶧縣），山西六處（陽城、沁源、沁水、交城、平陸、安邑），河北一處（磁州），參以甲骨文中殷王田獵地和行幸地分布所在，指出殷人除自己從事探礦、採礦、冶煉等，以滿足礦業需求外，另有相當量來之支配圈外300公裏範圍內的各方貢獻或交易3。後石漳如先生對此四省古代產銅地又有補充，認為殷代銅礦來源，可以不必在長江流域去找，甚至不必過黃河以南1不過，《商頌》有稱“商邑翼翼，口方之極”，“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其礦產資源的獲得，未必僅限於華北四省。據商代前後期考古學文化分析，前期政治地理結構中，王畿區以偃師商城或鄭州商城為中心，直接控製著周圍二、三百裏方圓範圍，其政治疆域，則北土沿太行山東麓向北延伸至河北滿城、保定一帶，東土及泰山以西和淮北一線，西土達陝西鹹陽附近，南土包括江漢平原，並進入長江以南江西、兩湖地區。在外層周邊地區為商文化波及區2。後期政治疆域，王畿區變化不大，但王都北移至安陽殷墟，北上伸入冀北、晉中、陝東地區；在東土商勢力有長足發展，進抵除膠東半島以外的山東境內及皖、蘇、浙地區；西上有所退縮；南土對江漢地區的控製有所削弱，然在江南江西地區的影響範圍卻大大擴大，可能還繞入湖南長沙地區。（圖2）值得注意者，陝西藍田懷珍坊曾發現了商代前期專門冶煉銅料而非鑄造銅器的作坊遺址3。長江以南江西瑞昌銅嶺又發現早到二裏崗上層期的礦冶遺址，既有露天開採遺蹟，又有地下開採係統，還有冶煉區4。附近範圍內的湖北大冶銅綠山發現的古礦井遺址，碳十四測定年代數據有四組早到公元前1200年前後5，相當商代晚期。接壤的湖北陽新港下古礦井遺址，年代上限可及於商周之際6。另外，湖北黃肢枹桐出土有晚商銅爵、觚7。江西清江吳城遺址，據說是商代後期方國“耑國”所在，其東約20公裏新幹大洋洲發現同一時期上層貴族墓葬，出土的大批器物，造型和紋飾具有明顯的中原文化風格，表明了與中原地區有著暢通的交往關係1。跡象種種，提供了商王朝前後期，都邑礦產來源均遠出華北四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