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研究] 《夏商社會生活史》作者：宋鎮豪【完結】
第一章 環境、居宅、邑聚
第一節 夏商居民對環境的選擇和治理
11000年前，全新世之始，地球史上最末一次冰期——武木冰期已告結束，世界氣候轉暖，海水回升，間有較小幅度的海麵起落或停頓。我國地處歐亞大陸的東南部，以西高東低的地勢，山脈水係交叉相隔的網格狀組合地貌類型特徵，一方麵與世界性古氣候變化密切相通，另一方麵也受地區性季風環流和寒溫海流變遷等一係列因素的影響，形成了特有的生態環境1。從這一時期起，先民的社會生活全麵臻入定居聚落階段，對於居住環境的選擇、利用和治理，每每有其繼往開來的固有特色，尤其至公元前22～前11世紀的夏商時代，人地關係中的積極求取精神，更得到前所未有的發揚，開創出不同的歷史生活內涵。
一 夏代揮居的人地因素
我國黃河中下遊廣大地區，因距海遠近的關係，自然環境自西而東呈現出一些差異性。華北西部、陝甘高原一帶，更新世晚期堆積形成的黃土層，後受夏季內陸暴雨的沖刷，以及人們從事各種土地活動的影響，土壤侵蝕，坡積發育加速，基本表現為以灌木和草木為特色的森林草原景觀。華北平原中部，鄰近山區的構造運動，造成河穀下切，河穀裏的沖積層形成了堆積階地。沿海地區的海侵，又使河流下遊坡度減少，洪水泛濫，發育了許多湖泊沼澤。溫暖的氣候，卑濕的沼澤或森林草原景觀，豐富的亞熱帶動植物種類，河穀階地或湧泉地，大致仍是夏商居民擇居麵向的自然生態環境。
但在夏代以前的漫長歲月，人們對於環境的依賴和適應能力還很有限，考古發現表明，中原地區仰韶一龍山文化時期先民，選擇居址主要取河道比較穩定的大河支流兩岸階地或陽坡，敢光較好，土壤疏鬆肥沃而利於農作，靠近水源而便於生活，地勢相對較高，既不致低潮傷身，又可防範敵侵及避免水患1。據有關仰韶文化遺址分布的宏觀考察，渭河流域平均每千平方公裏約6.5處，河南伊洛—鄭州地區及山西南部每千平方公裏約僅2.8處，其餘地區密度不過1處2，顯然各聚居點有相應的生物圈，其間迴旋餘地頗大。人們對生存環境的取捨，基本不受人口分布壓力的限製，人地關係中順乎自然的惰性，遠勝於主觀改造自然的緊迫性。
到了夏初，情況有所變化。據《孟子·膝文公下》說：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餘。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這則史影當源出居於河穀地帶或沼澤邊緣的先民對於洪水災難的可怕追憶，有關人物應放在治水的特定場景下觀察3。堯時的消極避水，禹時的浚水導流，實反映了兩個時代人們在自然界麵前所能採取的態度和有所作為的能量。前者大體揭示了原始社會晚期人們一旦麵臨嚴重自然災難，往往顯得無能為力，“民無所定”，常常不得不放棄原先經營的生物圈，另謀生路。後者禹時已介於夏王朝建立前後，生物圈的周旋餘地己大大縮小，相反人們抵禦災變的能力卻大有提高，勢必促使人們在順乎自然的同時，變消極為積極，“平土而居之”，正反映了新時代人們努力治理和保護生存環境的積極姿態。
夏代紀年大致在公元前22世紀末，至前17世紀晚葉。《逸周書·度邑》雲：“自攤油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夏王朝的中心轄區當在中嶽嵩山和伊、洛、潁、汝四水流域的豫西地區。《左傳·定公四年》記西周初成王封唐叔於晉，有“封於夏虛，啟以夏政”之語，推測晉南一帶是夏的重要統治區域。相應的考古學文化，在豫西有二裏頭類型文化，在晉南有東下馮類型的二裏頭文化1。前者的考古遺址已發現80餘處，主要分布在黃河中遊南麵的伊、洛二水問洛陽平原，以及妝、潁上遊的河穀地帶。後者的考古遺址約近50處，分布在汾河下遊涑、澮二水一帶的河穀盆地2。居址的環境選擇大都位於靠近水源的河邊台地或緩坡上，自然地理條件甚優，這與此前的原始聚落擇取環境並無根本性區別。但居址的地理分布空間卻大為稠密，有的密集布列於同一河流的兩岸，彼此間距離很近，互為比鄰。（圖l）其文化堆積層一般很厚，延續年代較長。顯然，隨著夏代人口的蕃衍增殖，生存空間趨小，盡管社會生產力有提高，統治者有可能動員社會集體力量，在治理自然方麵作出較積極的努力，但畢竟尚欠備向大片遠離水源或不宜農作的地區辟立新地的生存手段，當自然條件暫時變糟時，人們不可能很容易地在附近另覓熟地，輕率作出棄離原居地的舉動，治理和保護原生存環境也就變得十分重要。居址分布疏密的兩分現象，是當時人地關係矛盾的基本方麵。
河南登封告成鎮王城崗城址，據說是“禹都陽城”所在。這裏為兩水交匯的河穀丘陵地帶，東傍五渡河，南與箕山隔穎河相望，背倚嵩嶽，城建在一個地勢略高於周圍的土崗上。文化堆積顯示，自龍山至夏商一直延續下來，沒有中斷。城建於龍山晚期，或因“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1，城垣大部一度被五渡河和西北來的大水沖毀，出於安全防衛原因，人們在緊傍原城西部又再築其城，後又遭山洪，北垣外出現一條東西向大沖溝，城垣東北隅被衝垮。麵對洪水再三肆虐，人們仍“盡力乎溝洫”2，沒有輕棄故地，在治理自然環境方麵作出了前赴後繼的不懈努力。城廢後，灰坑仍超過前期半數以上，可見還是相當興盛3。
第一章 環境、居宅、邑聚
第一節 夏商居民對環境的選擇和治理
11000年前，全新世之始，地球史上最末一次冰期——武木冰期已告結束，世界氣候轉暖，海水回升，間有較小幅度的海麵起落或停頓。我國地處歐亞大陸的東南部，以西高東低的地勢，山脈水係交叉相隔的網格狀組合地貌類型特徵，一方麵與世界性古氣候變化密切相通，另一方麵也受地區性季風環流和寒溫海流變遷等一係列因素的影響，形成了特有的生態環境1。從這一時期起，先民的社會生活全麵臻入定居聚落階段，對於居住環境的選擇、利用和治理，每每有其繼往開來的固有特色，尤其至公元前22～前11世紀的夏商時代，人地關係中的積極求取精神，更得到前所未有的發揚，開創出不同的歷史生活內涵。
一 夏代揮居的人地因素
我國黃河中下遊廣大地區，因距海遠近的關係，自然環境自西而東呈現出一些差異性。華北西部、陝甘高原一帶，更新世晚期堆積形成的黃土層，後受夏季內陸暴雨的沖刷，以及人們從事各種土地活動的影響，土壤侵蝕，坡積發育加速，基本表現為以灌木和草木為特色的森林草原景觀。華北平原中部，鄰近山區的構造運動，造成河穀下切，河穀裏的沖積層形成了堆積階地。沿海地區的海侵，又使河流下遊坡度減少，洪水泛濫，發育了許多湖泊沼澤。溫暖的氣候，卑濕的沼澤或森林草原景觀，豐富的亞熱帶動植物種類，河穀階地或湧泉地，大致仍是夏商居民擇居麵向的自然生態環境。
但在夏代以前的漫長歲月，人們對於環境的依賴和適應能力還很有限，考古發現表明，中原地區仰韶一龍山文化時期先民，選擇居址主要取河道比較穩定的大河支流兩岸階地或陽坡，敢光較好，土壤疏鬆肥沃而利於農作，靠近水源而便於生活，地勢相對較高，既不致低潮傷身，又可防範敵侵及避免水患1。據有關仰韶文化遺址分布的宏觀考察，渭河流域平均每千平方公裏約6.5處，河南伊洛—鄭州地區及山西南部每千平方公裏約僅2.8處，其餘地區密度不過1處2，顯然各聚居點有相應的生物圈，其間迴旋餘地頗大。人們對生存環境的取捨，基本不受人口分布壓力的限製，人地關係中順乎自然的惰性，遠勝於主觀改造自然的緊迫性。
到了夏初，情況有所變化。據《孟子·膝文公下》說：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餘。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這則史影當源出居於河穀地帶或沼澤邊緣的先民對於洪水災難的可怕追憶，有關人物應放在治水的特定場景下觀察3。堯時的消極避水，禹時的浚水導流，實反映了兩個時代人們在自然界麵前所能採取的態度和有所作為的能量。前者大體揭示了原始社會晚期人們一旦麵臨嚴重自然災難，往往顯得無能為力，“民無所定”，常常不得不放棄原先經營的生物圈，另謀生路。後者禹時已介於夏王朝建立前後，生物圈的周旋餘地己大大縮小，相反人們抵禦災變的能力卻大有提高，勢必促使人們在順乎自然的同時，變消極為積極，“平土而居之”，正反映了新時代人們努力治理和保護生存環境的積極姿態。
夏代紀年大致在公元前22世紀末，至前17世紀晚葉。《逸周書·度邑》雲：“自攤油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夏王朝的中心轄區當在中嶽嵩山和伊、洛、潁、汝四水流域的豫西地區。《左傳·定公四年》記西周初成王封唐叔於晉，有“封於夏虛，啟以夏政”之語，推測晉南一帶是夏的重要統治區域。相應的考古學文化，在豫西有二裏頭類型文化，在晉南有東下馮類型的二裏頭文化1。前者的考古遺址已發現80餘處，主要分布在黃河中遊南麵的伊、洛二水問洛陽平原，以及妝、潁上遊的河穀地帶。後者的考古遺址約近50處，分布在汾河下遊涑、澮二水一帶的河穀盆地2。居址的環境選擇大都位於靠近水源的河邊台地或緩坡上，自然地理條件甚優，這與此前的原始聚落擇取環境並無根本性區別。但居址的地理分布空間卻大為稠密，有的密集布列於同一河流的兩岸，彼此間距離很近，互為比鄰。（圖l）其文化堆積層一般很厚，延續年代較長。顯然，隨著夏代人口的蕃衍增殖，生存空間趨小，盡管社會生產力有提高，統治者有可能動員社會集體力量，在治理自然方麵作出較積極的努力，但畢竟尚欠備向大片遠離水源或不宜農作的地區辟立新地的生存手段，當自然條件暫時變糟時，人們不可能很容易地在附近另覓熟地，輕率作出棄離原居地的舉動，治理和保護原生存環境也就變得十分重要。居址分布疏密的兩分現象，是當時人地關係矛盾的基本方麵。
河南登封告成鎮王城崗城址，據說是“禹都陽城”所在。這裏為兩水交匯的河穀丘陵地帶，東傍五渡河，南與箕山隔穎河相望，背倚嵩嶽，城建在一個地勢略高於周圍的土崗上。文化堆積顯示，自龍山至夏商一直延續下來，沒有中斷。城建於龍山晚期，或因“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1，城垣大部一度被五渡河和西北來的大水沖毀，出於安全防衛原因，人們在緊傍原城西部又再築其城，後又遭山洪，北垣外出現一條東西向大沖溝，城垣東北隅被衝垮。麵對洪水再三肆虐，人們仍“盡力乎溝洫”2，沒有輕棄故地，在治理自然環境方麵作出了前赴後繼的不懈努力。城廢後，灰坑仍超過前期半數以上，可見還是相當興盛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