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21日,倫敦海軍會議正式開幕。日本代表團提出了事先經內閣批準的三大原則:(l)日本水麵輔助艦總噸數為美國的7成;(2)大型巡洋艦為美國的7成;(3)潛水艇保持現有的7.8萬噸。日本的提案遭到英美的強烈反對,美國堅持非主力艦的噸位比例應按照主力艦的比例,並提出廢除潛水艇的建議。於是又出現了10年前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時的6:10與7:10之爭。這一次由於日本事先摸清了情況,因而拒不讓步,雙方爭執不下,會議幾瀕於破裂。英國雖然表麵上居於調停地位,但由於麥克唐納事先也已與胡佛達成協議,美英的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


    這種複雜的情況使會議進行得十分困難。山本五十六在這期間寄給海軍省軍務局長堀悌吉少將的信中提到:"這次會議真如同老牛拖車,未來的結果實令人擔憂。"


    為了不使會議破裂,日美經過一係列幕後交易,於3月達成了一個妥協方案。這一方案在海軍艦艇總的比例上接受了日本方案,準許日本輔助艦的總噸數為美國的69.75%,但大型巡洋艦的比例仍維持6:10,潛艇的比例與美國相等。山本作為海軍隨員對此提出異議,要求徵得國內同意。在山本的堅持下,日本的4名全權代表經協商後,於3月14日將上述方案向政府請示。


    日本當局接到請示電文後,海軍部門的意見分裂為二:海軍省認為採取妥協態度是迫不得已,但軍令部卻表示反對,理由是該案對日本的兩大重點即大型巡洋艦和潛水艇極力加以限製,要對美作戰,日本的潛艇絕對需要達到7.8萬噸,5.27萬噸是無法進行對美防禦作戰的。當時的首相濱日雄幸經過仔細考慮後,同意海軍省的看法,並於4月1日復電通知了日本代表。4月2日,日本全權代表若(木規)與英美代表交換了備忘錄,4月22日簽署了《限製和裁減海軍軍備的國際條約》。根據這個條約,日本基本上達到了7:10的目的。


    然而,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勢力卻並不到此為止。他們攻擊日本政府對英美實行投降外交,在國內發起了一場攻擊政府的運動,指責政府不顧軍令部的反對,是侵犯天皇對軍隊的統帥權1。5月20日,軍令部參謀草刈英治少佐企圖暗殺海軍大臣財部未成,為喚起國內右翼注意而剖腹自殺。6月20日,軍令部部長加藤寬治向天皇提出辭呈,一時國內鬧得紛紛攘攘。雖然最後條約簽字生效,但濱口雄幸首相本人也於當年11月14日在東京車站被殺,這預示了法西斯逆流在日本的崛起。目睹這一變局的山本五十六,回國後深受刺激,遂在家閉門謝客,重新考慮日本的出路。於是外界謠傳山本五十六將要辭職。


    1明治憲法第十一條規定,日本陸、海軍的統帥權歸天皇所獨有。——作者


    好友堀悌吉明白這是謠言,遂到山本家去拜訪。彼此寒暄之後,倔軍務局長隨即言歸正傳:"因為你未向海軍報到,大家都謠傳你將引咎辭職。"


    "怎能就這樣辭職呢?回國後我一直在思索如何來彌補此次會議的缺憾。國人隻知道一味地批評條約的不是,這根本無濟於事。"


    "所以又要發表你的飛機論了?"


    "在這種軍備比例下,假如有一天和強勁的美國海軍作戰應該怎麽辦?假如我們不理會裁軍條約而建造主力艦,他們也同樣會造,何況美國的工業技術又超出日本一籌。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辦法是,在開戰之初以空襲痛擊對方,使對方和我國的比例趨於相等。因此當務之急,日本必須做的是發展空軍。"山本非常清楚地看到,裁軍條約對海軍航空兵的發展方麵沒有加以任何限製。這可以說是山本在第一次倫敦裁軍談判期間獲得的最大收穫。


    4年之後,山本五十六又一次踏上英國國土,來到了倫敦。山本此次倫敦之行是參加討論廢除"華盛頓條約"和修改"倫敦條約"的預備談判的。


    雖然距上次倫敦之行僅僅過去了4年時間,但在這4年中,日本的形勢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29年至1933年席捲全世界的經濟大危機,日本也未能倖免。在空前的經濟危機的衝擊下,經濟結構本來就十分脆弱的日本,工廠倒閉,百業蕭條,由此導致階級矛盾空前尖銳激化。日本的法西斯勢力利用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的機會,大大膨脹起來,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組織在經濟危機的高潮中紛紛出籠。1930年夏,軍內最大的法西斯組織——櫻會宣告成立,這是一個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中佐至大尉級軍官組成的法西斯團體,其宗旨是"以改造國家為最終目的,如為此需要行使武力,亦在所不辭。"與對內"改造國家"相適應,在對外政策中極力鼓吹:"戰爭乃創造之父,文化之母",主張以武力解決所謂的"滿蒙"問題。1931年3月,櫻會策劃右翼法西斯勢力發動政變失敗以後,隨著主要幹部被調到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發動對外戰爭又成為日本陸軍的主要目標,並在1931年9月18日,製造"柳條湖事件",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在3個月的時間內占領了中國東北全境。


    日本少壯派法西斯在中國東北得逞之後,法西斯軍人在國內身價立時倍增,軍部法西斯的權勢日益顯赫,法西斯勢力空前膨脹,法西斯分子的罪惡活動也更加肆無忌憚。由他們發動的一連串的暗殺事件,給日本法西斯運動塗上了一層血淋淋的斑跡。1932年2月9日,以井上日召為頭頭的"血盟團",開始實施"一人一刀"計劃,暗殺了前藏相井上準之助,3月5日,又暗殺了三井財閥的董事長團琢磨。接著5月15日,一批法西斯青年軍官與農本主義者橘孝三郎所領導的愛鄉塾學員合謀,襲擊了首相官邸及內大臣官邸、政友會本部、三菱銀行、首都警視廳、變電站等處,妄圖製造混亂,乘機實行政變。結果首相犬養毅被暗殺,這就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五一五事件"。1933年7月,法西斯分子又搞了一次未遂政變陰謀。他們搞政變是為了在日本建立直接的法西斯專政,為其推行戰爭政策掃清道路。盡管日本政府逮捕了他們,但在隨後對他們的審判中,他們的這些暗殺活動,非但沒有受到應有的處罰,反而得到鼓勵。狂熱的法西斯分子一致擁戴那些造反的謀殺者為英雄,使謀殺者全都被判得較輕的刑罰,無一人被處決。這種情況導致後來上演了更大規模的血腥兵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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