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準備仍用上次的方法來達到目的。但我這時已想好了對策，不 等他們開口，就不慌不忙地說：你們別急。我要發表聲明。從你們 開始對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們逼我寫的檢查材料、交代和 講話中被迫說的話，我現在宣布一律無效。今後，你們逼我再講、再 寫的東西，也同樣一概無效。特此當著你們大家，鄭重聲明。 他們又感到出乎意料，就改為追問我：為什麽寫信給林彪，不 經過他們。我說：經過你們，這信就轉不到了，我對你們有意見，寫 信給你們的上級領導，為什麽一定要經過你們？這一次他們沒有再 搞逼供。 從此他們的態度有所改變，再搞“提審”、“批鬥”時方式平和多 了。那些彪形大漢的打手不再來了，對我改用說教、勸供方式。連 續勸說了一個星期以後，他們問我：你聽進去了沒有？我說：有那麽 一兩句我聽進去了。你們王組長說：你是因為參加革命，才得到黨 和國家的任用，擔任了重要職務。這句話說得對，我聽進去了。其 餘的話，你們全白說了，我一句也沒聽進去。 我和彭德懷專案組都屬“二辦”領導。大約在3月24日左右， 原主持“二辦”工作的楊成武也出了問題。什麽問題，怎麽出的問 題，我沒法知道，隻知道楊成武也垮了。這件事使那些起勁搞逼供 的造反分子們大受影響。也許是看到了人事變化的無常吧，他們的 勁頭變小了，連誘供也不那麽賣勁了。 以後就讓我寫詳細的自傳。我感到經過了這幾個月以後，專案 組的人頭腦已經冷靜了一些；可以聽得一些道理，不至於一看到點 什麽問題，就大驚小怪，亂搞一氣了。於是就在這次自傳中，寫了上 次沒寫的一件事。這就是在大革命失敗後因生活無著，迫不得已通 過同鄉介紹到康澤所管的一個單位中當圖書管理員的一段經歷。 其實這段時間很短，我過去也早就和彭德懷、滕代遠等談過。 這一次專案組比較講理，懂得要重調查、不重逼供。他們派了
人出去找康澤、鄭洞國進行調查。康澤那時是國民黨陸軍第二師政 治訓練處主任，鄭洞國則是二師的一個旅長。我在那裏的圖書室， 當過幾個月管理員的事，他們不但說不知道，而且連名字也不記 得。調查人員左調查、右調查，查了好久也查不出什麽來，沒有人還 記得這件事。但我認為，雖然我過去向彭、滕正式交代過這件事，滕 還作過調查；但已年代久遠，戰爭時期也未必有檔案留存，現在既 寫自傳，就也應把這一段寫明白。 1968年8月，大約是26日左右，我們又被轉移到公主墳南 邊、某個部隊駐地的平房裏。我隻知道彭德懷、羅瑞卿、譚政、王尚 榮和我在一起。這裏把原有的廁所、洗澡間都封閉了，在室外偏僻 處，挖了一個大坑當廁所。冬天夜晚零下十幾度時，也得到外麵去 上廁所；下雨、下雪都無遮無庇。 此外，在搬家時我寫的那首“桃花”詞被人發現。看守冬員說我 譏諷時事，追查所指何人何事。於是我所有的筆、墨、紙張均被沒 收，我為此挨了鬥，並且還要寫交代。要寫就寫，我寫道：我於1967 年5月至12月間，填了一首《蝶戀花》詞，題名是“桃花”。這首詞表 達了我在這個時期裏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和心情。這樣的檢討當 然無法令人滿意，但他們也沒有再就此作出多少文章。這首詞和所 寫的交代的原文卻居然因此而保留了下來。 這一段時間裏，我的家庭忽然完全斷絕了音訊；1968年秋冬 之際，在北京唯一和我有聯繫的老伴唐棣華隨所在單位下放到河 南信陽農村的幹校去了。她臨走以前給我送了一包衣服、用品和食 物，並附一封信請專案組轉交給我，說明：孩子們有的去農場勞動， 有的下鄉插隊，她自己馬上要去幹校，以後不能再給我寫信送東西 了，讓我自己注意保重身體。不知為什麽，這封信竟然沒有交給我。 長久得不到家人的音訊，使我莫名其妙，不知道發生了什麽變故， 不由得擔起心來。
此外，我在押的時間已久，進行強烈對抗的階段已經過去。我 的情緒似乎也由當時的高度亢奮轉為低沉。這時期又作了兩首詞， 無紙筆記錄，就記在腦子裏。其中有“臥床時聽蟬聲鳴／徹夜不眠輾 轉到天明”、“分飛小雛今何在”、“老病手足（指我的哥哥）入夢來” 等字句，表達了一種孤苦淒涼的心境和殷切的思親之情。 1970年還是照樣坐班房。冬天冷得很，室內結冰，手臂疼痛。 我採取了自我療法，用強力按摩痛處，倒也頗為有效。以後我就經 常進行自我按摩。後來我解除監護後，見了一些老同誌，就向他們 推薦我這自我按摩法，可惜肯照辦的人不多。但我一直保留這個自 我治療的習慣。 這個時期，我經常因為監管人員的蠻橫態度和無理幹涉而和 他們爭執。有一次我又和哨兵吵起來，吵得管理人員來了好幾個。 他們對我早就不滿了。其中有一個人指著我說：你別這麽猖狂！你 知道你現在是什麽身份嗎？我說：我當然知道，我是馬列主義者，是 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氣極了，有人動手打我，我也和他們對打。但 他們到底不能真把我打傷、打死，也有些無奈，以後便不再和我為 難。此後再也沒有發生打架的事。 我一輩子處事、待人、做工作都比較溫和謹慎，從來沒有這樣 “潑辣”過。過去我在新四軍任三師師長時，見過經濟理論家孫冶方 同誌，他後來說當時對我的印象是有“儒將”風度。“儒”字我不敢 當，我讀書不多，對馬列主義重在領會精神實質，並未係統地讀；其 他亦未學有專長。這話隻是說明我給人的印象是比較溫文、講理 的。但是，麵對不講理的人，我也絕不“溫、良、恭、儉、讓”。那時我 是囚徒，又年老體弱，反抗的力量和方式都很有限，但我畢竟表達 了我反抗的意誌，有時也多少有點效果。 我在1970年接到家中訊息，恢復了和家屬的聯繫，最難過的 日子似乎已熬了過去。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國事件發生後，
人出去找康澤、鄭洞國進行調查。康澤那時是國民黨陸軍第二師政 治訓練處主任，鄭洞國則是二師的一個旅長。我在那裏的圖書室， 當過幾個月管理員的事，他們不但說不知道，而且連名字也不記 得。調查人員左調查、右調查，查了好久也查不出什麽來，沒有人還 記得這件事。但我認為，雖然我過去向彭、滕正式交代過這件事，滕 還作過調查；但已年代久遠，戰爭時期也未必有檔案留存，現在既 寫自傳，就也應把這一段寫明白。 1968年8月，大約是26日左右，我們又被轉移到公主墳南 邊、某個部隊駐地的平房裏。我隻知道彭德懷、羅瑞卿、譚政、王尚 榮和我在一起。這裏把原有的廁所、洗澡間都封閉了，在室外偏僻 處，挖了一個大坑當廁所。冬天夜晚零下十幾度時，也得到外麵去 上廁所；下雨、下雪都無遮無庇。 此外，在搬家時我寫的那首“桃花”詞被人發現。看守冬員說我 譏諷時事，追查所指何人何事。於是我所有的筆、墨、紙張均被沒 收，我為此挨了鬥，並且還要寫交代。要寫就寫，我寫道：我於1967 年5月至12月間，填了一首《蝶戀花》詞，題名是“桃花”。這首詞表 達了我在這個時期裏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和心情。這樣的檢討當 然無法令人滿意，但他們也沒有再就此作出多少文章。這首詞和所 寫的交代的原文卻居然因此而保留了下來。 這一段時間裏，我的家庭忽然完全斷絕了音訊；1968年秋冬 之際，在北京唯一和我有聯繫的老伴唐棣華隨所在單位下放到河 南信陽農村的幹校去了。她臨走以前給我送了一包衣服、用品和食 物，並附一封信請專案組轉交給我，說明：孩子們有的去農場勞動， 有的下鄉插隊，她自己馬上要去幹校，以後不能再給我寫信送東西 了，讓我自己注意保重身體。不知為什麽，這封信竟然沒有交給我。 長久得不到家人的音訊，使我莫名其妙，不知道發生了什麽變故， 不由得擔起心來。
此外，我在押的時間已久，進行強烈對抗的階段已經過去。我 的情緒似乎也由當時的高度亢奮轉為低沉。這時期又作了兩首詞， 無紙筆記錄，就記在腦子裏。其中有“臥床時聽蟬聲鳴／徹夜不眠輾 轉到天明”、“分飛小雛今何在”、“老病手足（指我的哥哥）入夢來” 等字句，表達了一種孤苦淒涼的心境和殷切的思親之情。 1970年還是照樣坐班房。冬天冷得很，室內結冰，手臂疼痛。 我採取了自我療法，用強力按摩痛處，倒也頗為有效。以後我就經 常進行自我按摩。後來我解除監護後，見了一些老同誌，就向他們 推薦我這自我按摩法，可惜肯照辦的人不多。但我一直保留這個自 我治療的習慣。 這個時期，我經常因為監管人員的蠻橫態度和無理幹涉而和 他們爭執。有一次我又和哨兵吵起來，吵得管理人員來了好幾個。 他們對我早就不滿了。其中有一個人指著我說：你別這麽猖狂！你 知道你現在是什麽身份嗎？我說：我當然知道，我是馬列主義者，是 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氣極了，有人動手打我，我也和他們對打。但 他們到底不能真把我打傷、打死，也有些無奈，以後便不再和我為 難。此後再也沒有發生打架的事。 我一輩子處事、待人、做工作都比較溫和謹慎，從來沒有這樣 “潑辣”過。過去我在新四軍任三師師長時，見過經濟理論家孫冶方 同誌，他後來說當時對我的印象是有“儒將”風度。“儒”字我不敢 當，我讀書不多，對馬列主義重在領會精神實質，並未係統地讀；其 他亦未學有專長。這話隻是說明我給人的印象是比較溫文、講理 的。但是，麵對不講理的人，我也絕不“溫、良、恭、儉、讓”。那時我 是囚徒，又年老體弱，反抗的力量和方式都很有限，但我畢竟表達 了我反抗的意誌，有時也多少有點效果。 我在1970年接到家中訊息，恢復了和家屬的聯繫，最難過的 日子似乎已熬了過去。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國事件發生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