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貪汙運動被稱為“打老虎”，大老虎即指大貪汙犯。這個運動 比“鎮反”還要難於開展。鎮反的對象是反革命，難在“開殺戒”這個 政策問題上。中央下了決心就好辦了。“三反”則是在內部清除貪汙 分子。一是難於找準對象；二是難於下手打擊自己的同誌。中央決 心很大，為了避免下麵走過場、敷衍了事，一方麵懲治貪汙從嚴，槍 斃了兩個地級黨員領導幹部劉青山、張子善以示範；另一方麵下 達了數字指標，以便督促各地，認真查找，進行鬥爭，把貪汙分子挖 出來。 湖南試行幾天以後，我就感到有問題。“鎮反”是敵我矛盾，目 標明確，根據情況可以估計一個大約數字。在國家和黨的內部“打 老虎”，目標和數字都不易搞清楚；採用限定數字的辦法，會使一些 單位，一些群眾，為了完成任務，而硬找對象，為了完成任務，而搞 變相的逼、供、信。這樣就會搞得擴大化，搞出冤、假、錯案。於是我 召開省委會研究，決定縣裏不搞“三反”，以免控製不了，搞出許多 錯誤來。我們報告中央，中央批準，我們就這樣辦了。縣裏和區、鄉 不搞運動，基層就穩定了。穩定基層，十分重要。基層穩定，大麵上 就不亂了。“三反”隻在上層搞，省委比較容易控製。 湖南省工業廳副廳長陳鈞，是上海的工人出身。我一向認為， 他為人正派，是個好同誌。在“三反”運動中，他被告發為貪汙分子， 省裏決定他離職審查。審查結果證明告發不實，完全是個冤案。本 人雖在查清後，宣告無罪；但一經離職審查，他就難於回原單位工 作了。這給我們的教訓是：對政府和黨內幹部被揭發時，應不忙於 令其離職審查。要先進行調查，掌握一定的根據、證據後，再停職， 進行審訊。否則就有可能傷害一些無辜的好同誌。這對我們的事 業是一種損失。 我這時正奉命調離湖南，行前匆匆，未顧上向陳鈞同誌賠禮道 歉。他不能回原職工作，完全由於我們失於慎重，行動輕率的過失。
我是書記，首先負這責任；理當麵見陳鈞，認錯、道歉。此事未辦，心 中頗有不安。到北京後，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說及： 過失在我，希望中組部在給陳鈞分配工作時，照正常調動處理，將 弄錯了的所謂“貪汙”問題，不存檔案，不留痕跡，以免影響他的將 來。 許多年以後，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我被解除監護審查，又從 山西回到北京治病時，才打聽到：陳鈞當時工作分配未受影響，仍 在紡織部或輕工部任局長職務。後來他死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我 最後也未能見到他一麵，沒有表示歉意的機會，至今思及，還感到 遺憾。 （五）土地改革 在土地改革政策問題上，我和某些同誌有過爭論。1950年春， 新區土改開始前，劉少奇曾召集華東的饒漱石、江西的陳正人和湖 南的我，參加討論“土改法”，準備寫一個土地改革工作報告。會議 上，為了如何處理富農的土地問題，我和饒漱石發生了爭論。我主 張湖南要徵收富農多餘的土地，饒漱石反對，劉少奇當時未作結 論。 我認為，過去康生在土改問題上過“左”，得到一些同誌支持， 實行了“貧僱農”路線、“搬石頭”等等錯誤作法。那時我在東北，我 堅決反對這樣做，跟他們爭得很激烈。但現在我認為饒漱石右了， 因為政策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像湖南這樣的地方和那些土地非 常集中的地方差別很大。這裏大小地主一共也沒有多少土地，而貧 下中農人數卻很多。隻靠分地主的土地，解決不了問題，達不到土 地改革的目的。所以我對饒漱石說：你主張土改法怎麽寫，我不管， 但湖南必須徵收富農的多餘的土地，否則，貧僱農就分不到什麽土 地了。 後來，“土地法”定了，我們先試點。試點結果，發現用“土地
法”進行和平土改，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就寫報告給中央，經中央同 意後，採取發動群眾鬥爭的方式，徵收富農多餘的土地。這樣才把 湖南的土地改革搞成了。 但我們在土改前的減租、退押中，對中立富農的工作卻做得很 不夠。富農在生產上是個重要力量，不但勞動力強，而且在特種作 物的經營上，在城鄉貿易的溝通上，都有重要作用。在減租退押時， 中立富農對發展生產有好處。就是對待地主，開明的和反動的，大 的和小的，也應有區別。這樣才能盡量團結大多數。徵收富農的多 餘土地，應特別注意“多餘”二字，掌握政策。更不得損害中農的利 益，注意把富裕中農與富農界限劃清。但我們的幹部，在運動中常 不免有點“左”的情緒，以致損害了黨和群眾的關係。不管有什麽客 觀原因，領導者必須清醒地認識這方麵的問題。 （六）工業建設 在上述種種緊張的工作中，稍有餘力，我們就著力抓工業。原 有的工業早已恢復。這時我們決定自籌資金擴建和新建一些工礦 企業；提出“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落後到先進”的口號；動員各級 都幹，量力而行，半年後整頓；有利的繼續，不利的就停辦。這樣，湖 南各地多少建立了一點工業基礎。 那時，財政尚未完全統上去，省裏的工業收入大部份上交國 家，剩下的一點就用來自主經營。省裏對財政開支抓得很緊，不搞 機關建房，不許任何浪費，把每個可以節省的錢都集中起來，用以 投資辦工業。 長沙電廠原來隻有1200千瓦電力，三年中增加到5000千瓦。 又新建了一個機械廠，一個自來水廠。原來的裕湘紗廠隻有一萬二 千紗錠，一年後擴建到四萬紗錠。此外還籌建了湘潭紗廠。本來， 按我們照原樣興建的辦法，一兩年即可建成。但這時提倡學習蘇聯 的先進經驗；要先做設計、預算，經上麵審查批準。這辦法當然是科
我是書記，首先負這責任；理當麵見陳鈞，認錯、道歉。此事未辦，心 中頗有不安。到北京後，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說及： 過失在我，希望中組部在給陳鈞分配工作時，照正常調動處理，將 弄錯了的所謂“貪汙”問題，不存檔案，不留痕跡，以免影響他的將 來。 許多年以後，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我被解除監護審查，又從 山西回到北京治病時，才打聽到：陳鈞當時工作分配未受影響，仍 在紡織部或輕工部任局長職務。後來他死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我 最後也未能見到他一麵，沒有表示歉意的機會，至今思及，還感到 遺憾。 （五）土地改革 在土地改革政策問題上，我和某些同誌有過爭論。1950年春， 新區土改開始前，劉少奇曾召集華東的饒漱石、江西的陳正人和湖 南的我，參加討論“土改法”，準備寫一個土地改革工作報告。會議 上，為了如何處理富農的土地問題，我和饒漱石發生了爭論。我主 張湖南要徵收富農多餘的土地，饒漱石反對，劉少奇當時未作結 論。 我認為，過去康生在土改問題上過“左”，得到一些同誌支持， 實行了“貧僱農”路線、“搬石頭”等等錯誤作法。那時我在東北，我 堅決反對這樣做，跟他們爭得很激烈。但現在我認為饒漱石右了， 因為政策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像湖南這樣的地方和那些土地非 常集中的地方差別很大。這裏大小地主一共也沒有多少土地，而貧 下中農人數卻很多。隻靠分地主的土地，解決不了問題，達不到土 地改革的目的。所以我對饒漱石說：你主張土改法怎麽寫，我不管， 但湖南必須徵收富農的多餘的土地，否則，貧僱農就分不到什麽土 地了。 後來，“土地法”定了，我們先試點。試點結果，發現用“土地
法”進行和平土改，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就寫報告給中央，經中央同 意後，採取發動群眾鬥爭的方式，徵收富農多餘的土地。這樣才把 湖南的土地改革搞成了。 但我們在土改前的減租、退押中，對中立富農的工作卻做得很 不夠。富農在生產上是個重要力量，不但勞動力強，而且在特種作 物的經營上，在城鄉貿易的溝通上，都有重要作用。在減租退押時， 中立富農對發展生產有好處。就是對待地主，開明的和反動的，大 的和小的，也應有區別。這樣才能盡量團結大多數。徵收富農的多 餘土地，應特別注意“多餘”二字，掌握政策。更不得損害中農的利 益，注意把富裕中農與富農界限劃清。但我們的幹部，在運動中常 不免有點“左”的情緒，以致損害了黨和群眾的關係。不管有什麽客 觀原因，領導者必須清醒地認識這方麵的問題。 （六）工業建設 在上述種種緊張的工作中，稍有餘力，我們就著力抓工業。原 有的工業早已恢復。這時我們決定自籌資金擴建和新建一些工礦 企業；提出“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落後到先進”的口號；動員各級 都幹，量力而行，半年後整頓；有利的繼續，不利的就停辦。這樣，湖 南各地多少建立了一點工業基礎。 那時，財政尚未完全統上去，省裏的工業收入大部份上交國 家，剩下的一點就用來自主經營。省裏對財政開支抓得很緊，不搞 機關建房，不許任何浪費，把每個可以節省的錢都集中起來，用以 投資辦工業。 長沙電廠原來隻有1200千瓦電力，三年中增加到5000千瓦。 又新建了一個機械廠，一個自來水廠。原來的裕湘紗廠隻有一萬二 千紗錠，一年後擴建到四萬紗錠。此外還籌建了湘潭紗廠。本來， 按我們照原樣興建的辦法，一兩年即可建成。但這時提倡學習蘇聯 的先進經驗；要先做設計、預算，經上麵審查批準。這辦法當然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