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注意從政治上愛護，平時發現幹部思想上的不良傾向苗頭，要及 時進行教育、批評、幫助，不要平時不關心，或者平時看到幹部有什 麽問題當麵不說，記在心裏，到時候一齊算總帳。在談到審查幹部 和鋤奸問題時，我強調要區別對待，信證據不輕信口供，寧可錯放， 不可錯殺，注意糾正違反政策、刑逼口供的現象等。後來，華中局把 我的這個報告作為“華中我軍政治工作的根據”，發表在《真理》 1942年第8期上。 劉少奇離開華中後，即由饒漱石代理中共華中局書記。饒漱石 不顧全大局，硬是把陳毅從華中排擠走。陳毅走後，饒漱石還召開 華中局擴大會議，大談陳毅如何如何。我曾對這種作法提出不同意 見。我說，不論如何，讓陳毅軍長離開華中，是個很大的損失，這對 華中整個工作，對敵鬥爭，都很不利。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於1942年6月，在蘇北開展了整風運 動。我們正確貫徹執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 要團結同誌”的方針，採取和風細雨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幫助幹部 提高政治覺悟。通過整風，團結教育了廣大幹部，調動了大家的革 命積極性，黨政軍民形成了空前團結的局麵。 1943年4、5月間，華中局和軍部召開會議，布置開展“搶救” 運動。會議期間，我向華中局和軍部建議，華中不要搞“搶救”運動 了，以避免發生逼供信、傷害無辜同誌之類的事，要接受中央蘇區 打“ab團”的教訓。但由於“搶救”運動是中央在康生的主持下布 置下來的，華中局和軍部不能不執行。 從華中局開完會回來之後，我的心情很不平靜，久久安穩不下 來。想起我們黨內歷次搞肅反，總是出現擴大化的偏差，有過許多 沉痛的教訓。眼下大敵當前，開展“搶救”運動，搞不好會給革命事 業帶來不應有的損失。按我當時的想法，“搶救”運動不應該搞。但 是上級有布置，又不能不執行。為了穩妥起見，我先抽調一批幹部
辦訓練班，同時在第七旅小範圍內試行“搶救失足者”。我親自到第 七旅去實地考察，掌握動向。第七旅被“搶救”的幾個人，開始在軟 逼的情況下就有點表現不正常，後來被抓起來一審訊，就亂供一氣 了，簡直不著邊際。我一見這種情況，就知道不對頭了，看來老毛病 一下子是改變不了的。我讓第七旅立即停止搞“搶救”，把被“搶 救”的人統統釋放，做好善後工作。這時，我的心裏反而踏實下來， 事實證明了搞“搶救”運動這種做法行不通。我的心裏有了底，決心 也下定。我從第七旅返回師部（區黨委）機關，立即通知蘇北各地委 和第三師各部隊，一律不開展“搶救”運動。如果發現可疑情況，可 按照正常工作程序，由主管部門解決處理。在整風運動當中，隻搞 正麵教育，提倡主動反省，不準逼供、誘供。這樣，蘇北各區和第三 師部隊在整風中，就沒有搞“搶救”運動。以後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 戰爭的考驗，證明廣大幹部確實是好的，沒有發現有什麽問題。 過了一個時期，華中局召開會議。 會議期間，我同第七師政治委員曾希聖住在一起。我倆是老相 識，每次一見麵都是無所不談。可是這次我卻發現曾希聖情緒有些 不正常，沉悶不樂，很少講話。我估計他心裏可能是有點什麽事情， 就問他。開始他不肯說，後來，我一再問他，他才說，他的愛人可能 是個特務。我問他你自己相信不相信？他說，人證、供詞都有，不 相信有什麽辦法？我問是什麽人供出來的？他說是在第二師政治 部工作的一個女幹部供出的。原來那個女幹部與曾希聖的愛人是 在上海的同學，當時她們都很年輕，在“搶救”運動中，那個女幹部 不僅供認了自己是特務，還供出了她的同學。我覺得這件事情不大 靠得住，就通過第二師政治委員譚震林，把第二師政治部那個女幹 部找來，我單獨同她談話，了解詳細情況。 開始，我問那個女幹部，是如何加入特務組織的？她滔滔不絕 地講了一通，繪聲繪色；我又問她都搞了哪些特務活動？她照樣又
是講了一大套，神乎其神，我一聽就覺得不可信。最後我問她，講的 這些是不是真話？她說是千真萬確。我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打消 她的疑慮，對她說，要向組織講實話，不能有半點虛假，否則，既對 革命事業不利，又害了自己和同誌。這時，她突然放聲大哭起來，說 她以前講的那些話全是編造的假話。我問她為什麽要講那些假話？ 她說，起初搞“搶救”時，她講的是真話，但人家不相信，對她進行 “搶救”，大會小會鬥爭、逼供，被整得實在沒有辦法，隻好瞎說一 氣，問什麽就交待什麽，還得說得有鼻子有眼。這樣一來，反而受到 表揚、歡迎和優待。於是，她就索性胡編亂供起來。 我把談話的情況告訴了譚震林，對他說，這種“搶救”法真是害 死人呀！我問譚，第二師搞出來多少特務？譚說每個團都是數以百 計。我說：“哎呀！你一個團裏有那麽多特務，部隊駐地離敵人那麽 近，你又在審查他們，部隊還不亂了套，都跑光了？”譚說，一個人也 沒跑。我說：“老兄，你快回去給人家平反吧。你那麽整人家，人家 一個都不跑，哪有這樣的特務？”隨後，我又向饒漱石談了我的意 見，饒也覺得這樣搞法有點問題。我建議對被“搶救”的幹部進行甄 別平反，饒漱石表示同意。 我開完會回到師部不久，接到華中局電報，讓立即將第三師政 治部保衛部長楊帆逮捕，押送華中局，並說明是延安有人供出楊是 特務，需要逮捕審查。我因情況未經證實，覺得不便貿然執行逮捕， 就告訴楊帆說華中局讓他去開會，並派部隊護送他前往。楊帆一到 華中局駐地，就被關押起來。後來查清他確是受了冤枉，饒漱石在 釋放他時，向他道了歉。解放以後，楊帆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饒 漱石、潘漢年出了問題以後，楊帆再次被捕入獄，一直到黨的十一 屆三中全會後，他與潘漢年才得到平反。康生在中央主持搞的“搶 救運動”，真不知害了多少好同誌。幸而毛澤東雖支持搞“搶救”，但 他吸取了打“ab團”的教訓，堅持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
辦訓練班，同時在第七旅小範圍內試行“搶救失足者”。我親自到第 七旅去實地考察，掌握動向。第七旅被“搶救”的幾個人，開始在軟 逼的情況下就有點表現不正常，後來被抓起來一審訊，就亂供一氣 了，簡直不著邊際。我一見這種情況，就知道不對頭了，看來老毛病 一下子是改變不了的。我讓第七旅立即停止搞“搶救”，把被“搶 救”的人統統釋放，做好善後工作。這時，我的心裏反而踏實下來， 事實證明了搞“搶救”運動這種做法行不通。我的心裏有了底，決心 也下定。我從第七旅返回師部（區黨委）機關，立即通知蘇北各地委 和第三師各部隊，一律不開展“搶救”運動。如果發現可疑情況，可 按照正常工作程序，由主管部門解決處理。在整風運動當中，隻搞 正麵教育，提倡主動反省，不準逼供、誘供。這樣，蘇北各區和第三 師部隊在整風中，就沒有搞“搶救”運動。以後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 戰爭的考驗，證明廣大幹部確實是好的，沒有發現有什麽問題。 過了一個時期，華中局召開會議。 會議期間，我同第七師政治委員曾希聖住在一起。我倆是老相 識，每次一見麵都是無所不談。可是這次我卻發現曾希聖情緒有些 不正常，沉悶不樂，很少講話。我估計他心裏可能是有點什麽事情， 就問他。開始他不肯說，後來，我一再問他，他才說，他的愛人可能 是個特務。我問他你自己相信不相信？他說，人證、供詞都有，不 相信有什麽辦法？我問是什麽人供出來的？他說是在第二師政治 部工作的一個女幹部供出的。原來那個女幹部與曾希聖的愛人是 在上海的同學，當時她們都很年輕，在“搶救”運動中，那個女幹部 不僅供認了自己是特務，還供出了她的同學。我覺得這件事情不大 靠得住，就通過第二師政治委員譚震林，把第二師政治部那個女幹 部找來，我單獨同她談話，了解詳細情況。 開始，我問那個女幹部，是如何加入特務組織的？她滔滔不絕 地講了一通，繪聲繪色；我又問她都搞了哪些特務活動？她照樣又
是講了一大套，神乎其神，我一聽就覺得不可信。最後我問她，講的 這些是不是真話？她說是千真萬確。我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打消 她的疑慮，對她說，要向組織講實話，不能有半點虛假，否則，既對 革命事業不利，又害了自己和同誌。這時，她突然放聲大哭起來，說 她以前講的那些話全是編造的假話。我問她為什麽要講那些假話？ 她說，起初搞“搶救”時，她講的是真話，但人家不相信，對她進行 “搶救”，大會小會鬥爭、逼供，被整得實在沒有辦法，隻好瞎說一 氣，問什麽就交待什麽，還得說得有鼻子有眼。這樣一來，反而受到 表揚、歡迎和優待。於是，她就索性胡編亂供起來。 我把談話的情況告訴了譚震林，對他說，這種“搶救”法真是害 死人呀！我問譚，第二師搞出來多少特務？譚說每個團都是數以百 計。我說：“哎呀！你一個團裏有那麽多特務，部隊駐地離敵人那麽 近，你又在審查他們，部隊還不亂了套，都跑光了？”譚說，一個人也 沒跑。我說：“老兄，你快回去給人家平反吧。你那麽整人家，人家 一個都不跑，哪有這樣的特務？”隨後，我又向饒漱石談了我的意 見，饒也覺得這樣搞法有點問題。我建議對被“搶救”的幹部進行甄 別平反，饒漱石表示同意。 我開完會回到師部不久，接到華中局電報，讓立即將第三師政 治部保衛部長楊帆逮捕，押送華中局，並說明是延安有人供出楊是 特務，需要逮捕審查。我因情況未經證實，覺得不便貿然執行逮捕， 就告訴楊帆說華中局讓他去開會，並派部隊護送他前往。楊帆一到 華中局駐地，就被關押起來。後來查清他確是受了冤枉，饒漱石在 釋放他時，向他道了歉。解放以後，楊帆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饒 漱石、潘漢年出了問題以後，楊帆再次被捕入獄，一直到黨的十一 屆三中全會後，他與潘漢年才得到平反。康生在中央主持搞的“搶 救運動”，真不知害了多少好同誌。幸而毛澤東雖支持搞“搶救”，但 他吸取了打“ab團”的教訓，堅持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