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而進行抵製，上邊命令抓捕所謂“ab團”分子，我拒絕執行。 但是，當時的肅反委員會權力大得很，我所在的第三師還是損失了 一批幹部。其中有不少是很優秀的幹部。組織科長周鑒、政務科長 盛農、宣傳科長何篤才等，都是這次被肅的。其中何篤才這個同誌 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平時我和何篤才接觸較 多，彼此很談得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優秀的幹部，他不僅具有相 當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經驗，而且對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析上很有 見地。他原來是紅一軍團的幹部，對紅一軍團的情況了解頗深。我 們在一起時無所不談，在同他相處當中，使我獲益匪淺。 何篤才是湖北黃岡人，大革命時期在南昌第一師範加入共產 黨，參加過南昌起義。井岡山會師以後，他任紅二十八團迫擊炮連 黨代表。當紅二十八團第二營營長袁崇全脅迫該營及機關槍連、迫 擊炮連叛逃時，在團長王爾琢被叛徒打死的情況下，何篤才等同誌 設法把部隊拉了回來，叛徒隻身逃跑。在這件事情上，何篤才是有 功的幹部之一。但由於他在古田會議之前朱、毛的爭論當中，反對 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從此便不受重用。後來就將他調出紅一軍團， 到紅三軍團我那個師裏當了宣傳科長。按照他的資歷和水平，讓他 當宣傳科長是不適當的。但當時上級把他當作犯了錯誤的幹部來 使用，他本人也無所謂，工作起來很認真負責，也很有魄力。平時與 同誌們交談中，對他自己的觀點從不掩飾。他曾對我說過，毛澤東 這個人很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論政治主 張，毛澤東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我問他：既然如此，你 為什麽要站到反對毛澤東的一邊呢？他說，他不反對毛澤東的政治 路線，而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路線。我說：政治路線正確，組織路線 上有點偏差關係不大吧？他說：不行！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不應 該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問他：毛澤東的組織路線究竟 有什麽問題？他說：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
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還舉例說，像李 韶九這個人，品質很壞，就是因為會順從，騙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 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結果，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這樣的 組織路線，何以能服人？ 對何篤才的這番話，我是在一年以後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 理。本來，毛澤東同誌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中，已經有了很高的 威望，大家都公認他的政治、軍事路線正確。然而，臨時中央從上海 進入中央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以錯誤的政治、軍 事路線，代替了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其所以會如此，蘇區的同誌 相信黨中央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 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 何篤才等幾個幹部被肅之後，我更加意識到這種肅反路線是 胡來。不久，肅反委員會又給第三師交來一份所謂“ab團”分子的 名單，要按名單抓人進行審查處理。我就硬著頭皮頂，堅決不肯抓 人。我對肅反委員會的人說：以前是說地主富農鑽進革命陣營破壞 革命，要進行階級決戰，可是在你們所要抓捕的人當中，沒有一個 是地主富農，全都是經過我們自己培養起來的幹部，他們怎麽會是 反革命呢？肅反委員會的人指著名單說，已經有人供出了他們，一 定要抓起來審查。 肅反委員會這次提供的所謂“ab團”分子名單上的人，大多 是連隊基層幹部。現在還記得其中有兩個連政治委員，一個名叫石 元祥，是井岡山上的小鬼，原是當號兵，人很機敏；另一個名叫曾彬 農，是個農民出身的同誌。這兩個同誌都是我到第三師以後提拔起 來的基層幹部，平時表現很不錯，打起仗來非常勇敢。我根本不相 信他們會是反革命，決心保護他們。既然肅反委員會一定要抓捕他 們，我自知硬頂無濟於事，便派警衛員悄悄告訴他們暫時上山找個
地方躲起來。肅反委員會幾次來人抓捕，都未能抓到，也就無可奈 何。 石元祥、曾彬農他們幾個人在山上躲藏，每天由我派人偷偷給 他們送飯吃，打起仗來就派人叫他們下山，各回自己的連隊帶兵參 加戰鬥。戰鬥一結束，馬上再上山躲藏。他們明知上邊要抓捕他們， 但並不逃跑，打起仗來更加勇敢地衝鋒陷陣。他們曾向我表示，寧 肯犧牲在戰場上，決不當逃兵，以此表明自己無愧於黨和革命。我 愈加堅信他們是革命的忠誠戰士、黨的好幹部，決心把他們保護 好。可是，大約過了兩個星期，事情終於被肅反委員會發覺了。在 一次戰鬥剛剛結束之時，石元祥、曾彬農幾個人尚未來得及上山躲 避，就被肅反委員會抓捕了。我痛惜萬分，深深責備自己沒有能夠 保護好他們。我悲憤地質問肅反委員會，何以濫殺無辜！並同他們 大吵了一通。我因此而被懷疑有問題，或說我是“ab團”分子，或 說我是“托陳取消派”，於是決定將我抓起來進行“審查”。幸好彭德 懷得知情況後，進行了幹預。彭德懷問肅反委員會，為什麽把他的 師政治委員抓起來？肅反委員會自然拿不出我是“ab團”和“托 派”的證據，隻好說我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說，對右傾機會 主義分子可以批判鬥爭嘛，怎麽可以採取捕抓的辦法來處理呢？肅 反委員會理屈詞窮，隻得將我釋放。這樣，我才倖免被捕。但是，兵 是不準我帶了，撤了我第三師政治委員職務。 我沒有事情可幹，又不想賦閑，就向彭德懷提出請求，隨便分 配點工作給我幹幹。彭德懷就讓我到軍團司令部去當秘書，1931 年11月，彭德懷、滕代遠等軍團主要負責同誌都到瑞金去參加全 國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他們就讓我代理處置前委的日常工作。 待他們開完會回來以後，大約是在11月底，派我到尋烏縣去調查 打“ab團”的情況。我回到軍團部後，把在尋烏所見到的情況，如 實地向前委作了匯報。我還對領導同誌說：我們不能再搞自相殘殺
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還舉例說，像李 韶九這個人，品質很壞，就是因為會順從，騙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 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結果，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這樣的 組織路線，何以能服人？ 對何篤才的這番話，我是在一年以後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 理。本來，毛澤東同誌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中，已經有了很高的 威望，大家都公認他的政治、軍事路線正確。然而，臨時中央從上海 進入中央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以錯誤的政治、軍 事路線，代替了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其所以會如此，蘇區的同誌 相信黨中央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 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 何篤才等幾個幹部被肅之後，我更加意識到這種肅反路線是 胡來。不久，肅反委員會又給第三師交來一份所謂“ab團”分子的 名單，要按名單抓人進行審查處理。我就硬著頭皮頂，堅決不肯抓 人。我對肅反委員會的人說：以前是說地主富農鑽進革命陣營破壞 革命，要進行階級決戰，可是在你們所要抓捕的人當中，沒有一個 是地主富農，全都是經過我們自己培養起來的幹部，他們怎麽會是 反革命呢？肅反委員會的人指著名單說，已經有人供出了他們，一 定要抓起來審查。 肅反委員會這次提供的所謂“ab團”分子名單上的人，大多 是連隊基層幹部。現在還記得其中有兩個連政治委員，一個名叫石 元祥，是井岡山上的小鬼，原是當號兵，人很機敏；另一個名叫曾彬 農，是個農民出身的同誌。這兩個同誌都是我到第三師以後提拔起 來的基層幹部，平時表現很不錯，打起仗來非常勇敢。我根本不相 信他們會是反革命，決心保護他們。既然肅反委員會一定要抓捕他 們，我自知硬頂無濟於事，便派警衛員悄悄告訴他們暫時上山找個
地方躲起來。肅反委員會幾次來人抓捕，都未能抓到，也就無可奈 何。 石元祥、曾彬農他們幾個人在山上躲藏，每天由我派人偷偷給 他們送飯吃，打起仗來就派人叫他們下山，各回自己的連隊帶兵參 加戰鬥。戰鬥一結束，馬上再上山躲藏。他們明知上邊要抓捕他們， 但並不逃跑，打起仗來更加勇敢地衝鋒陷陣。他們曾向我表示，寧 肯犧牲在戰場上，決不當逃兵，以此表明自己無愧於黨和革命。我 愈加堅信他們是革命的忠誠戰士、黨的好幹部，決心把他們保護 好。可是，大約過了兩個星期，事情終於被肅反委員會發覺了。在 一次戰鬥剛剛結束之時，石元祥、曾彬農幾個人尚未來得及上山躲 避，就被肅反委員會抓捕了。我痛惜萬分，深深責備自己沒有能夠 保護好他們。我悲憤地質問肅反委員會，何以濫殺無辜！並同他們 大吵了一通。我因此而被懷疑有問題，或說我是“ab團”分子，或 說我是“托陳取消派”，於是決定將我抓起來進行“審查”。幸好彭德 懷得知情況後，進行了幹預。彭德懷問肅反委員會，為什麽把他的 師政治委員抓起來？肅反委員會自然拿不出我是“ab團”和“托 派”的證據，隻好說我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說，對右傾機會 主義分子可以批判鬥爭嘛，怎麽可以採取捕抓的辦法來處理呢？肅 反委員會理屈詞窮，隻得將我釋放。這樣，我才倖免被捕。但是，兵 是不準我帶了，撤了我第三師政治委員職務。 我沒有事情可幹，又不想賦閑，就向彭德懷提出請求，隨便分 配點工作給我幹幹。彭德懷就讓我到軍團司令部去當秘書，1931 年11月，彭德懷、滕代遠等軍團主要負責同誌都到瑞金去參加全 國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他們就讓我代理處置前委的日常工作。 待他們開完會回來以後，大約是在11月底，派我到尋烏縣去調查 打“ab團”的情況。我回到軍團部後，把在尋烏所見到的情況，如 實地向前委作了匯報。我還對領導同誌說：我們不能再搞自相殘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