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總前委提出“階級決戰”的口號。其內容一是動員反“圍剿”，並相 應地提出“誘敵深入”的軍事方針；二是動員肅反打“ab團”。毛澤 東當時針對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所進行的大規模“圍剿” 而提出的“誘敵深入”的軍事方針，無疑是完全正確的。第一次反 “圍剿”就是運用這一方針，取得了紅軍有史以來對敵作戰中最大 的勝利。以後，紅一方麵軍相繼取得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 剿”作戰的偉大勝利，同樣是在這一正確方針指導下進行的。“階級 決戰”作為一個政治口號，在當時確實起到了振奮人心，鼓舞士氣 的作用。但是，在肅反打“ab團”的問題上，卻出現了擴大化的偏 差，造成了不應有的重大損失。 “ab團”是國民黨右派在江西省黨部中一小撮極端反動分子 糾合起來的秘密組織。紅一軍團攻克吉安後，在繳獲敵人的文件資 料中，曾發現有關“ab團”的資料，並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 特委的某些幹部。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因此認為贛西南的黨組織存 在“非常嚴重的危機”，必須“來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這一危 機”。遂於12月初，派方麵軍總政治部政務處長李韶九，攜帶總前 委的指示信，並率領一連部隊，到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所在 地富田，實施肅反任務，準備“找到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 李韶九一到富田，就採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幾天之間， 在省行委、省蘇維埃及特委機關，抓捕了一百餘人。旋即對被抓捕 的幹部輪番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後，按照口供繼續捕人，連家屬亦 不能倖免。省行委、省蘇維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紅軍第二十軍的一 些負責幹部段良弼、謝漢昌、劉敵、李文林等先後被抓捕，搞得機關 上下人人自危。在這種情況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紅二十軍的部分負 責人便鋌而走險，幹了兩件很壞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澤東的筆跡， 偽造了毛澤東給總前委秘書古柏的信，製造毛澤東要把朱德、彭德 懷、黃公略打成“ab團”主犯的謠言，企圖造成總前委分裂的局
麵。他們故意把這封信送到彭德懷手裏，當即被彭德懷識破係偽 造。彭德懷立即將信送給了毛澤東，揭穿了這個陰謀。另一件事是， 他們鼓動紅二十軍譁變，扣留李韶九（後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 並率紅二十軍西渡贛江，脫離總前委領導，單獨到永新、蓮花一帶 活動。他們沿途還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這 就是當時著名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給紅一方麵軍總前委以極大震驚，也使全黨受到 極大震動，認為“富田事變”是“ab團”裏應外合，公開叛變。總前 委對“富田事變”採取“堅決進攻的策略”，發表宣言和公開信，號召 進行反擊和鎮壓。毛澤東還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 一份六言格式的討逆布告，還記得其中有“段、謝、劉、李諸逆，叛變 起於富田，趕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員，反對工農紅軍，反對分地 分田……”等句。於是，中央蘇區打“ab團”的肅反運動，在“階級 決戰”的口號之下，不斷升格，導致廣泛擴大化。給黨和紅軍造成了 難以估量的慘痛損失。今天回憶這段歷史，很令人痛心！造成當時 肅反擴大化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也是多方麵的。在武裝割據狀態 下，外有國民黨大軍對革命根據地的進攻“圍剿”，內部又發生了像 “富田事變”這樣大規模的公開分裂破壞活動，作為中央革命根據 地黨和軍隊的領導機關的總前委，難免驚心動魄，以為革命陣營內 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內部，便會葬送革命。於是， 就錯誤地運用對敵鬥爭的手段去處理本屬於黨內的矛盾。加之像 李韶九這樣一個品質很不好的人，在具體執行肅反任務中，胡作非 為，大搞逼供信，造成肅反擴大化的局麵就不足為奇了。後來，毛澤 東同誌在延安審幹時，提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重證據，不 輕信口供”的方針，就是對這一慘痛教訓的深刻總結。有了這一條 原則方針，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就不殺頭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 餘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決策。
1931年1月，第四師政治委員石恆中患病住進後方醫院，上 級調我任第四師政治部主任並代理師政治委員。我利用第一次反 “圍剿”勝利後休整部隊的機會，在東韶辦了一個短期軍事政治訓 練隊，抽調二十多名優秀的班長進行培訓。訓練隊的主要任務，是 教練學員如何做部隊的政治工作，為部隊培養基層骨幹。楊勇、曹 祥仁等同誌都是當時參加受訓的學員。這批學員經過訓練之後，便 派到連隊任政治委員。他們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我軍的優秀指揮 員。訓練隊辦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因我調離第四師而停辦。石恆中 同誌病癒歸隊後，我奉命到第三師任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時第 三師政治委員謝翰文因在肅反打“ab團”中殺人過多而被免職。 在這次肅反打“ab團”擴大化的錯誤行動中，我對“ab團”的 存在及其危害性、對“階級決戰”的口號和所謂“地主富農鑽進革命 陣營內部破壞革命”的事實，開始一段深信不疑，對上級的指示和 部署，完全是自覺地遵照執行，從而，鑄成了遺憾終生的大錯，至今 回想起來，猶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細算歷史舊帳，僅此一筆，黃克誠 項上這一顆人頭是不夠抵償的。由於這次錯誤的教訓太慘痛了，使 我刻骨銘心，畢生難忘，所以，以後凡是碰到搞肅反、整人之類的政 治運動時，我就不肯盲從了。 我離開第四師駐地東韶，獨自牽著一匹馬，馱著簡單的行李和 隨身用具，徑直來到樂安縣城以南幾十華裏外的第三師駐地招攜 鎮。第三師師長彭遨，是長沙楚怡工業學校畢業生，有文化，工作能 力很強，是紅三軍團最出色的軍事指揮員之一。我到第三師任職的 時候，部隊正在樂安縣打土豪、擴軍、籌款，並協助地方黨委作群眾 工作。 第三師在招攜鎮駐了兩個來月時間，即奉命開到興國、寧都之 間的龍岡、古龍岡一帶打“土圍子”，方麵軍總前委和紅三軍團司令 部都駐在這一帶。
麵。他們故意把這封信送到彭德懷手裏，當即被彭德懷識破係偽 造。彭德懷立即將信送給了毛澤東，揭穿了這個陰謀。另一件事是， 他們鼓動紅二十軍譁變，扣留李韶九（後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 並率紅二十軍西渡贛江，脫離總前委領導，單獨到永新、蓮花一帶 活動。他們沿途還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這 就是當時著名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給紅一方麵軍總前委以極大震驚，也使全黨受到 極大震動，認為“富田事變”是“ab團”裏應外合，公開叛變。總前 委對“富田事變”採取“堅決進攻的策略”，發表宣言和公開信，號召 進行反擊和鎮壓。毛澤東還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 一份六言格式的討逆布告，還記得其中有“段、謝、劉、李諸逆，叛變 起於富田，趕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員，反對工農紅軍，反對分地 分田……”等句。於是，中央蘇區打“ab團”的肅反運動，在“階級 決戰”的口號之下，不斷升格，導致廣泛擴大化。給黨和紅軍造成了 難以估量的慘痛損失。今天回憶這段歷史，很令人痛心！造成當時 肅反擴大化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也是多方麵的。在武裝割據狀態 下，外有國民黨大軍對革命根據地的進攻“圍剿”，內部又發生了像 “富田事變”這樣大規模的公開分裂破壞活動，作為中央革命根據 地黨和軍隊的領導機關的總前委，難免驚心動魄，以為革命陣營內 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內部，便會葬送革命。於是， 就錯誤地運用對敵鬥爭的手段去處理本屬於黨內的矛盾。加之像 李韶九這樣一個品質很不好的人，在具體執行肅反任務中，胡作非 為，大搞逼供信，造成肅反擴大化的局麵就不足為奇了。後來，毛澤 東同誌在延安審幹時，提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重證據，不 輕信口供”的方針，就是對這一慘痛教訓的深刻總結。有了這一條 原則方針，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就不殺頭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 餘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決策。
1931年1月，第四師政治委員石恆中患病住進後方醫院，上 級調我任第四師政治部主任並代理師政治委員。我利用第一次反 “圍剿”勝利後休整部隊的機會，在東韶辦了一個短期軍事政治訓 練隊，抽調二十多名優秀的班長進行培訓。訓練隊的主要任務，是 教練學員如何做部隊的政治工作，為部隊培養基層骨幹。楊勇、曹 祥仁等同誌都是當時參加受訓的學員。這批學員經過訓練之後，便 派到連隊任政治委員。他們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我軍的優秀指揮 員。訓練隊辦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因我調離第四師而停辦。石恆中 同誌病癒歸隊後，我奉命到第三師任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時第 三師政治委員謝翰文因在肅反打“ab團”中殺人過多而被免職。 在這次肅反打“ab團”擴大化的錯誤行動中，我對“ab團”的 存在及其危害性、對“階級決戰”的口號和所謂“地主富農鑽進革命 陣營內部破壞革命”的事實，開始一段深信不疑，對上級的指示和 部署，完全是自覺地遵照執行，從而，鑄成了遺憾終生的大錯，至今 回想起來，猶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細算歷史舊帳，僅此一筆，黃克誠 項上這一顆人頭是不夠抵償的。由於這次錯誤的教訓太慘痛了，使 我刻骨銘心，畢生難忘，所以，以後凡是碰到搞肅反、整人之類的政 治運動時，我就不肯盲從了。 我離開第四師駐地東韶，獨自牽著一匹馬，馱著簡單的行李和 隨身用具，徑直來到樂安縣城以南幾十華裏外的第三師駐地招攜 鎮。第三師師長彭遨，是長沙楚怡工業學校畢業生，有文化，工作能 力很強，是紅三軍團最出色的軍事指揮員之一。我到第三師任職的 時候，部隊正在樂安縣打土豪、擴軍、籌款，並協助地方黨委作群眾 工作。 第三師在招攜鎮駐了兩個來月時間，即奉命開到興國、寧都之 間的龍岡、古龍岡一帶打“土圍子”，方麵軍總前委和紅三軍團司令 部都駐在這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