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不招。人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真是連稻草也要抓。偶然聽說湖 南衡陽人聶雲台，是上海一家紗廠的資本家，我們就以湖南大同鄉 的名義給聶雲台寫信，說我們是來上海考大學的學生，費用花盡， 生活無著，請他收留我們在他的紗廠裏做工。可是信發出去之後， 如石沉大海，毫無音訊。 有一天，我在報紙上看到永興著名的留學生黃璧的名字。黃璧 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畢業生，現在上海兵工廠炮彈部任主任。我 以黃楚珍的化名給他寫了一封信，冒稱我是程潛所部的下級軍官， 在江西被繳械後漂流上海，因找不到職業，想到南洋去謀生，請他 給予幫助。幾天之後，接到黃璧的回信，約我到廠裏同他麵談。真 是喜出望外，我立即趕到上海兵工廠，找到黃璧的辦公室，同他見 了麵。剛坐下沒談上幾句，就有人進來找黃璧。黃璧出去了一會兒 回來對我說，他有要事，不能繼續同我談話，委託他的一個親戚、同 事同我談。說完他就走了。不大功夫，黃璧委託同我談話的那個人 就來了。這個人一進屋，我一眼就認出了他。此人叫鄧豐立，是湖 南桂陽縣北鴉山村有名的大惡霸。我有個姑夫是北鴉山村人，我這 個姑夫去世時我曾去北鴉山弔喪，見到過鄧豐立。我在史先生處讀 私塾時，鄧豐立因與史先生有親戚關係曾來過私塾，我也見到過 他。湘南暴動失敗後，這個鄧豐立在北鴉山殺了很多參加暴動的農 民和共產黨員。幸而我這幾年變化較大，鄧豐立已認不出我了。他 與我寒暄過後，首先問我過去的情況，如何當的兵。我竭力保持鎮 靜，裝作素不相識的樣子與他胡扯了一氣。他突然問我：“下青村黃 清正的侄子黃時暄（我讀私塾時用過的名字）你認識嗎？”我沉住氣 淡淡地回答道：“過去在家時認識的。”鄧又問道：“黃時暄現在在什 麽地方你知道嗎？”我說：“我離家出來當兵很久了，從沒有與他聯 係過，不知他後來怎麽樣了。”鄧惡狠狠地說道：“黃時暄是個殺人 放火的共產黨。”我佯作驚訝道：“啊？他那樣的人還會當共產黨，
真出人意料。”鄧接著說：“他領頭在我們那一帶搞暴動，當局正在 通緝他。我要是找見他，決不能輕饒了他！”我又感嘆道：“他那樣的 人也會搞暴動，可真看不出來。”接著我把話題一轉，問了問鄧一家 人的情況。最後我問鄧，黃璧先生什麽時候能回來？鄧說今天不一 定能回來了。我就勢說道：“黃璧先生今天不回來，那麽我改日再來 拜訪，今天我就告辭了。”說完我站起身就往外走，鄧豐立一直把我 送到工廠大門口才回去。我手心裏一直捏了一把汗，離了兵工廠， 才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此後我再也不敢去找黃璧了。 我有個朋友叫曹勤餘，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曾和我同在北 伐軍一個團裏當營指導員。聽說他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我就設法找 到他家。當時曹勤餘已不在家，我見到曹的哥哥，要到曹勤餘的通 信處，並說好利用曹家作為我在上海的通信地址。我與曹勤餘通過 信之後，才了解到他於大革命失敗後脫黨，又參加了第三黨，現在 福建漳州的一個部隊裏工作。他知道我目前處境困難，就勸我到漳 州他所在的部隊做事，條件是我必須改變信仰。我回信告訴他，我 的信仰決不會改變。打這以後他就不給我寫信了。到了陰曆年前， 我去了他家一趟，想看看有無我的信件，恰巧他探親回家，我同他 見了麵。我勸他繼續幹革命，回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他沉默了一 陣子，才向我表示他不願再幹共產黨了，但保證不會出賣我，他的 家可繼續做我的通信地址使用。但我已不再想與他聯繫了，從此就 斷絕了來往。 我久困上海，受著找不到組織和經濟來源斷絕的煎熬，整天神 經極度緊張，饑寒交迫，人眼看著就變老了。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正 在我苦於無路可走之時，偶然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淩兆堯的名字。 淩兆堯是我在北伐軍唐生智部當團指導員時的團長，彼此間的關 係相當不錯。現在淩兆堯在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三師第一五八旅當 旅長，駐防唐山。所部歸桂係白崇禧指揮。見到這個消息使我興奮
起來，我意識到這個關係可能給我經濟上的資助。於是，我立即給 淩兆堯寫了一封信，介紹了我在上海的困境。淩兆堯很快就給我回 了信，並寄來二十塊錢。這對我說來，不僅是雪中送炭，而且是絕處 逢生，使我得以渡過最困難的關頭。 天下事貴在堅持，最困難的時候也往往是出現轉機的時候。 1929年1月間，曾希聖由南京來到上海，找到我和李卜成，告訴我 們說他已在上海接上組織關係了。我們一聽，高興得幾乎要蹦起 來。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曾希聖的哥哥曾 鍾聖已由莫斯科回國，在上海黨中央軍委工作。曾希聖找見他哥哥 後，就與黨中央聯繫上了。曾希聖還告訴我們說，袁策夷（即袁仲 賢）和徐德二人也在上海。我一聽更加高興：袁策夷是黃埔軍校第 一期的學生，北伐時曾任前敵政治部宣傳隊總隊長，他當時就認識 我，彼此都知道是共產黨員。徐德與我更熟，都是廣州政治講習班 的學員，後來同在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曾在一起參加過多次黨的 會議。 我和李卜成當即給黨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請求接組織關係，並 請袁策夷、徐德兩人作我們的證明人。報告由曾希聖通過他哥哥轉 交黨中央。黨中央很快承認了我們的組織關係，並派人來看望我 們，還給我們每個人三十塊錢，接濟生活。我們終於又找到了黨，回 到了組織裏麵，身心都有了歸宿了。時值隆冬天氣，我和李卜成身 上還隻穿兩件單衣。我們這才上街買了棉衣，並付清了房租。 過了陰曆年，我們在法租界租了一間亭子間，集中精力閱讀黨 中央派人送來的黨的六大會議文件。當時徐德在中央軍委工作，也 住在法租界，我們常常在一起交談互相所了解的各方麵情況。我從 黨的六大文件中，才第一次見到“大革命失敗”的提法。組織上還不 斷給我們送來大批學習資料，其中包括共產國際的有關文件、各種 革命刊物等。有許多是我過去沒有接觸到的，如列寧的《兩個策
真出人意料。”鄧接著說：“他領頭在我們那一帶搞暴動，當局正在 通緝他。我要是找見他，決不能輕饒了他！”我又感嘆道：“他那樣的 人也會搞暴動，可真看不出來。”接著我把話題一轉，問了問鄧一家 人的情況。最後我問鄧，黃璧先生什麽時候能回來？鄧說今天不一 定能回來了。我就勢說道：“黃璧先生今天不回來，那麽我改日再來 拜訪，今天我就告辭了。”說完我站起身就往外走，鄧豐立一直把我 送到工廠大門口才回去。我手心裏一直捏了一把汗，離了兵工廠， 才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此後我再也不敢去找黃璧了。 我有個朋友叫曹勤餘，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曾和我同在北 伐軍一個團裏當營指導員。聽說他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我就設法找 到他家。當時曹勤餘已不在家，我見到曹的哥哥，要到曹勤餘的通 信處，並說好利用曹家作為我在上海的通信地址。我與曹勤餘通過 信之後，才了解到他於大革命失敗後脫黨，又參加了第三黨，現在 福建漳州的一個部隊裏工作。他知道我目前處境困難，就勸我到漳 州他所在的部隊做事，條件是我必須改變信仰。我回信告訴他，我 的信仰決不會改變。打這以後他就不給我寫信了。到了陰曆年前， 我去了他家一趟，想看看有無我的信件，恰巧他探親回家，我同他 見了麵。我勸他繼續幹革命，回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他沉默了一 陣子，才向我表示他不願再幹共產黨了，但保證不會出賣我，他的 家可繼續做我的通信地址使用。但我已不再想與他聯繫了，從此就 斷絕了來往。 我久困上海，受著找不到組織和經濟來源斷絕的煎熬，整天神 經極度緊張，饑寒交迫，人眼看著就變老了。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正 在我苦於無路可走之時，偶然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淩兆堯的名字。 淩兆堯是我在北伐軍唐生智部當團指導員時的團長，彼此間的關 係相當不錯。現在淩兆堯在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三師第一五八旅當 旅長，駐防唐山。所部歸桂係白崇禧指揮。見到這個消息使我興奮
起來，我意識到這個關係可能給我經濟上的資助。於是，我立即給 淩兆堯寫了一封信，介紹了我在上海的困境。淩兆堯很快就給我回 了信，並寄來二十塊錢。這對我說來，不僅是雪中送炭，而且是絕處 逢生，使我得以渡過最困難的關頭。 天下事貴在堅持，最困難的時候也往往是出現轉機的時候。 1929年1月間，曾希聖由南京來到上海，找到我和李卜成，告訴我 們說他已在上海接上組織關係了。我們一聽，高興得幾乎要蹦起 來。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曾希聖的哥哥曾 鍾聖已由莫斯科回國，在上海黨中央軍委工作。曾希聖找見他哥哥 後，就與黨中央聯繫上了。曾希聖還告訴我們說，袁策夷（即袁仲 賢）和徐德二人也在上海。我一聽更加高興：袁策夷是黃埔軍校第 一期的學生，北伐時曾任前敵政治部宣傳隊總隊長，他當時就認識 我，彼此都知道是共產黨員。徐德與我更熟，都是廣州政治講習班 的學員，後來同在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曾在一起參加過多次黨的 會議。 我和李卜成當即給黨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請求接組織關係，並 請袁策夷、徐德兩人作我們的證明人。報告由曾希聖通過他哥哥轉 交黨中央。黨中央很快承認了我們的組織關係，並派人來看望我 們，還給我們每個人三十塊錢，接濟生活。我們終於又找到了黨，回 到了組織裏麵，身心都有了歸宿了。時值隆冬天氣，我和李卜成身 上還隻穿兩件單衣。我們這才上街買了棉衣，並付清了房租。 過了陰曆年，我們在法租界租了一間亭子間，集中精力閱讀黨 中央派人送來的黨的六大會議文件。當時徐德在中央軍委工作，也 住在法租界，我們常常在一起交談互相所了解的各方麵情況。我從 黨的六大文件中，才第一次見到“大革命失敗”的提法。組織上還不 斷給我們送來大批學習資料，其中包括共產國際的有關文件、各種 革命刊物等。有許多是我過去沒有接觸到的，如列寧的《兩個策